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40卷第2期，2020年2月20日

 

谈思园：从陈垣《大一国文读本》看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编选问题

 

安徽大学文学院  谈思园

 

摘要: 当代大学语文课作为通识教育课程，除了必须拥有正确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外，教材也占据重要地位。《大一国文读本》 是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时期自己选编的一本国文课教材，无论是篇目安排、顺序排列，还是排版方式等方面，教材都体现着他独特的思想，是民国大学国文教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对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的编选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大一国文读本；国文教育；大学语文；教材编选

 

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文化陆续传入中国，本土国文教育的传统观点和传统方法皆受到质疑。在教育环境日渐艰难的情况下，“大一国文”更是面对着复杂的“三无”局面，即“一无成型的教学内容，二无成熟的教学方法，三无成册的讲义教材”［1］112。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对“大一国文”十分重视，他亲自选文、编写、核校，最终成功编订了《大一国文读本》。

 

《大一国文读本》选文共144 篇，除最后一篇附加的《论孟一脔》外，前面143 篇在经、史、集中均有收录，既包括“春秋三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等名篇，也包括韩愈、柳宗元、欧阳修、顾炎武等名家的散文，文体有表、记、书、论等，但全部为散文。无论是篇目安排、顺序排列，还是排版方式等，《大一国文读本》都体现着陈垣的教育思想，是民国时期大学国文教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对当代大学语文学科教材的编选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教材的选文类型

 

作为选文内容全是古文的一本教材，《大一国文读本》体现了编者陈垣对教育的态度。陈智超在《〈大一国文读本〉导言》中说：“陈垣校长对文章有个人的喜好，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次子约之先生的信中说，《论语》《孟子》《庄子》《史记》之文‘皆可背诵’，《离骚》、陶渊明‘则纯文学而已’，归有光等‘则浏览足矣’。‘余生平喜阅雍（正）、乾（隆）上谕，其文皆深刻入理，法家、考证家均不可不阅也。’这种喜好可能同他是史学家有关。”［2］1-2 可见，陈垣在选取《大一国文读本》的内容时，并不是仅仅考虑到文学性，还考虑了历史性。经典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人留下的智慧与宝藏，文史结合、熟读经典是学习国文必不可少的一步。作为国文课教材，《大一国文读本》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文体单一，没有辞赋、戏曲，也没有现当代文学作品。

 

朱自清说过：“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3］17 文化训练，是指大学语文教材要深刻贯穿审美性、人文性，因而教材选文类型既要专也要广，且现当代文学作品也必须有一席之地。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历史沉淀上稍逊色于古代文学作品，但“现当代的作品里那些启蒙思想、那些凤凰涅磐精神、那些民族忧患意识、那些终极关怀的深情等，都应该感动和激励当代大学生，这些都是古典文化无能为力的”［4］。陈垣曾说过，国文课要使学生“能执笔达心所欲言，用虚字不误”［2］7。在高等语文教育里，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与启发思想是相辅相成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技巧、思想精神等都更容易被理解接受，思想作为写作的关键部分，需要以现当代人已有的思想为基础继续发展，因此也需要选取现当代文学中典范作品，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教材的选文篇目

 

陈智超在《〈大一国文读本〉导言》中总结陈垣的选文篇目说：“他所选的课文，都是既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又有丰富思想内容的散文，是中国文化经典的一部分。学生通过教师讲授、自己朗读、背诵，沉浸其中，对他一生的积极影响是巨大的，而青年是祖国的未来。”［2］7 陈垣讲授大一国文时，中日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面对复杂艰难的抗战局势，他选择了《通鉴·赤壁之战》《通鉴·淝水之战》等文章，希望以此激励学生对抗战胜利的决心。在抗日战争期间，敌伪利诱威逼陈垣让其听命办事，但他宁死不屈，在《大一国文读本》中选取了《战国策·鲁仲连说辛垣衍》等文，将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广而告之，也是对学生爱国情怀的鼓舞。在国家危难之时，陈垣用为学生讲授大一国文的方式，让青年人不忘国家历史，传承国家文化，毅然与敌人对抗。陈智超评价他说：“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浓重的一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2］7

 

在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篇目选择中，选文需要能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使学生可以由平面的文字走向立体的社会，进而忆古思今，居安思危。《大一国文读本》的篇目内容是当时动荡岁月中为激励学生奋发前行而选择的，在如今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语文教材更需要发挥方向标杆的作用，让青年人牢记祖国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代青年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任，因此，必须具有正确积极的思想意识。大学语文作为母语高等教育，在大学阶段已经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控制，有充分的自主权，所以教材的选文篇目应该真正实现引领思想感悟、启迪智慧，把中国语文教育继续向前推进。

 

三、教材的篇目排序

 

在篇目排序上，《大一国文读本》主要按照成文的先后顺序排列，若有需要比较的文章，则打破时间顺序，方便学生作对比。教材中的对比篇目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苏洵六国论》《苏轼六国论》《苏辙六国论》等。来新夏在《再说“大一国文”——读陈垣师亲编〈国文读本〉》中说：“他除了选入作为读《史记》钥匙的《太史公自序》的部分，以见史学端倪外，还跨不同出处选他文以比较异同，互补不足，如在《太史公自序》后，从《汉书》或《文选》中选入司马迁《报任安书》一文，一是官书，记事有所忌讳，一为亲属间来往信件，可以较充分发泄内心的愤懑，两者相辅，可得事实大致情况。”［5］由此可以得知，陈垣在篇目排序上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虽然选择了同样的内容，但写法不同，可作比较。这种对比，是陈垣对大学国文写作的独特指导，通过比较来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使用和文章描写手法的认识，从而提高写作水平。

 

目前，高校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篇目基本上以体裁为排序方式，以彰显文学作品体裁及文人创作派别的发展，或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在头脑中构建完整的文学体裁分类特点的知识体系。对于文章排序方式，我们可以在传统编排方式的基础上，从《大一国文读本》中得到启示，即相同类型、相同主题的文章可以放在一起作比较。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指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6］此种类比选文的排序方式，可以让学生在了解体裁不同发展阶段相应代表作的同时，辨析相同体裁之间风格的异同，进而完成语文训练；同时，可在扩大学生阅读横向范围的基础上，加强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的纵向深度。

 

四、教材的排版方式

 

《大一国文读本》为竖版白本，没有标点和句读，这种在当时同类读本中颇为少见的体例实际上体现了陈垣对文化传承、文言阅读、写作教学等关键问题的基本理念。来新夏在《说说“大一国文”》中说到：“读其文必须经过至少是断句过程。不点读过白文，就不会读懂古文。这是训练读古文的传统步骤，也确是行之有效的方法。”［7］对于初步学习古文的人而言，这的确难之又难，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来新夏作为陈垣的弟子，深知先生教诲的良苦用心，所以感叹“这些都足以见老辈的苦心孤诣”！

 

为了提高当代学生的国文水平，可以考虑在教材中加入竖版白本文言文。当然，这的确属于旧式教育的典型方法，可能不太适合当代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因此，可以在每种体裁分类中选入一两篇竖版白本文言文。《论孟一脔》作为《大一国文读本》的特色，也是竖版白本，陈垣从《论语》《孟子》中选了四十余章，摘取经典中的精华，引导学生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来新夏曾建议：“如大学不能在大一增设国文，则文科各系不妨将《论孟一脔》重印（或增补重编），供文科各系选读，对学子必有所补益，我将馨香默祷其事之有成。”［7］由此，可以考虑直接将陈垣亲选的《论孟一脔》放入现在大学语文教材中，既能让学生感受到民国时期青年学习国文的精神，也能领略到中国古代文字、文章、文化的风采。

 

《大一国文读本》是陈垣大学国文教育的结晶，它不仅是一本教材，更是一部传承文化的作品，连接着大学语文教育的过去与现在，甚至可以延续到未来。从“大一国文”发展到如今的“大学语文”，中国语文教育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百年历程，教材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但《大一国文读本》依然可以作为现在大学语文教材的典范。对此，各高校可以扬长避短、借鉴应用。

 

参考文献
［1］姜楠. 陈垣与《大一国文读本》［J］. 博览群书，2017（2）：111-113.
［2］陈垣. 大一国文读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朱自清. 朱自清选集：第三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4］赵策.《大学语文》选文应增加现当代典范作品［J］. 绵阳
师范学院学报，2012（12）：151-155.
［5］来新夏. 再说“大一国文”：读陈垣师亲编《国文读本》［N］.今晚报，2013-12-26（21）.
［6］朱光潜. 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J］.
高等教育季刊，1942（3）.
［7］来新夏. 说说“大一国文”：兼说《论孟一脔》［N］. 人民日报，2013-10-05（08）.

 

作者简介：谈思园（1996—），女，安徽舒城人，安徽大学文学院高等语文教育专业2018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语文教育。
（责任编辑：梁士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