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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死亡”诗歌价值初探
【时间:2019/6/3 】 【来源:本站 】 【作者: 武靖玲】 【已经浏览1222 次】

【提  要】李贺是唐朝一位诗风独特的诗人。在李贺的许多诗作中都表现出对生命垂危、死亡逼迫的感叹,其诗歌触目皆是“鬼”“老”“死”“朽”“血”等死亡审美意象。而这类诗歌,以其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就李贺“死亡”诗歌的价值作探讨。

【关键词】李贺  诗歌创作  死亡

李贺是中唐诗坛上一个不容忽视的诗人,其自身的体弱多病和仕途浮沉使他对生死有了比常人更深切的体悟,这反应在他的诗歌中就是一系列生死主题的塑造。从直观上来看,李贺所营造的死亡意境总是给人一种丑恶的感觉,似乎无法将之与美相联系起来,但其实这种看似丑的意境却时常能给人一种领悟和满足,这就使它具有了艺术价值。

一、对“以悲为美”的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李贺诗歌首先诉诸人的审美感受即是悲哀、悲怆。在李贺的笔下,死亡不仅是自然生命的结束,更是心灵世界的全面崩溃,精神信仰的全盘瓦解。在他的诗作中,体现出的是唐王朝不可逆转的衰败局面和人民生存环境的极端苦难,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失望、失落和绝望。“哀莫大于心死”,死亡在其诗作中体现出的是身死与心死相交织的莫大悲哀。

中国文学中自古就有“以悲为美”的传统,《周易》《诗经》《楚辞》是中国古代悲感文化的三大主源。《周易》之悲,是对祸福、存亡、吉凶的忧虑;《诗经》之悲,是对“饥者歌其食”的哀愁;《楚辞》之悲,是对人事、国事的忧郁。在这三大悲感文化的影响下,在汉魏六朝承余绪的扩散中,尚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悲美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品格。李贺诗歌创作中的死亡表现,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悲”美学,其死亡的背后有对个人、国家生死存亡的忧虑,有对民众苦难的悲悯,也有对身不逢时、抱负无法施展的哀叹。同时李贺将死亡描绘成那样一种恐怖、阴森的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也使人们认识到生存的可贵,推动人们思考如何更好的生存,如何实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提高了生存的意义。

二、对儒家文化与儒家思想的表现

在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文化在知识分子心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往往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带有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痕迹,李贺自然也不例外。纵然李贺作品中关于“死亡”的描写似乎有违儒家提倡的“未知生,焉知死”,但在其“死亡”的背后依然饱含儒家文化中的伦理价值。

李贺的“死亡”诗中有不少描写贫民百姓生活困苦,饱受折磨的生活处境,如《猛虎行》写猛虎伤人,官吏却置若罔闻,以及战争中双方伤亡惨重,战争殃及无辜平民的悲剧,如《白虎行》中“耕人半作征人鬼”,他在将战争中血淋淋的斗争场面展现出来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向读者传递出一种儒家“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仁爱思想,是儒家“和为贵”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儒家倡导“忠孝”,主张“学而优则仕”。李贺在诗歌中也不断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入仕愿望,在其战争诗作中也注意传达沙场将士奋勇杀敌的豪情壮志,更表达出自己希望从军边塞,报效君王的愿望,“男儿屈穷心不穷,枯荣不等嗔天公”(《野歌》)。但是来自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原因使他始终处于一种报国无门的状态,所以在他表现自己缠绵病榻、生活困苦不堪的诗作中,更多的是流露出壮志难酬、功名未就的无限悲哀。如《出城寄权璩、杨敬之》《走马引》等诗。在这些诗作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儒家始终提倡的扬名后世、“杀身成仁”的进取观。

与死亡诗相对的是李贺的游仙诗,在其游仙诗中,没有死亡的恐怖和痛楚,没有鬼魅的哀嚎与残虐,有的是天界的祥和美好,有的是仙子们浣纱纺织的欢乐,这是李贺出于对现实不满而虚构的一片乐土,其中包含着儒家对美善的向往和对丑恶的鞭挞。

三、对佛、道两教文化的宣扬

我们知道,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但是李贺的诗歌中却充斥着鬼怪之类的意象,可见李贺并非只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通过对中国生死观的梳理可以发现,影响中国人的儒释道三家中,只有佛家不避谈鬼。佛家思想认为尘世是苦难的根源,地狱是苦难的轮回,唯有天堂才是苦难的解脱。这与李贺的诗歌内容正好相对应,李贺在诗歌中也是不断反映人世的痛苦,鬼域的阴森和天国的美好。在他的诗中,人世的生活总是“白日长饥小甲蔬”(《南园十三首·其四》),鬼域则是“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而仙界却是“三千宫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上云乐》)。唐朝时,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佛教大盛,民间佛教信仰一时蔚然成风,佛家思想自然也就渗入到诗人的作品中。李贺的诗作也正是佛家思想内化于心的表现,而其诗作的传播更是对佛家思想的一次继承与弘扬。除了佛家对人、鬼、神三界的认识,李贺诗歌中也表现出佛家泯灭欲望,消除苦难根源的思想。如《开愁歌》:“主人劝我养心骨,莫受俗物相填豗。”

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度,唐朝对各家思想都能够兼收并蓄,佛教自然不能成为单一影响民众的宗教,中国本土所生的道教也对唐朝社会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李贺诗歌中对神仙世界的种种虚构和褒扬,就深深地带有道教思想的烙印。其诗中多次出现王母、玉帝、彭祖等形象。如《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闰月》中:“王母移桃献天子”,《浩歌》中:“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道教追求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老,李贺也在诗歌中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天界的向往,对生命延长的渴望。观其游仙诗,扑面而来的是仙界的美轮美奂、欢歌笑语,其价值也不仅仅是对道教的吸纳,更多的是吸引民众求仙拜佛,信奉道教。

四、通过情感宣泄和自我疗伤获得心理平衡

西方文艺理论中有文艺来源于痛苦的思想,而在中国古代亦有“发愤著书”说。诗人李贺的“死亡”之作无疑来源于其痛苦的内心,而这种痛苦又是双重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李贺希望从军边塞却体弱多病;在“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李贺想置身通显却屡屡受阻。自身和外界的双重打压使李贺的愿望更加难以甚至不可能得到满足,这就使他陷入极端的精神痛苦之中。古人云,“诗可以怨。”李贺在诗歌中不断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愤懑,“二十男儿那刺促”(《浩歌》)、“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不断抒写疆场战士内心的豪壮和悲凉,“今朝擎剑去,何日刺蛟回”(《送秦光禄北征》)、“惟愁裹尸归,不惜倒戈死”(《平城下》);不断幻想神仙的享乐世界,“鹿饮寒涧下,鱼归清海滨”(《仙人》)。通过发泄,通过与现实对立的幻想,李贺内心的痛苦得到了一定释放,在诗歌的“麻醉”作用下,他受伤的心灵也得到了一定的治疗,当他再看向“死”时,他能摆脱之前的困扰,从而获得解脱,飞升涅槃。而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也同样能得到精神紧张的解除,安心享受诗人带来的神仙世界。

李贺的“死亡”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学习李贺诗风者代代有人。但李贺“死亡”诗歌的影响并不局限在诗歌领域,即使是在清代小说中,也依然可以看到李贺“死亡”诗歌的影子。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各种鬼境的描写,各种鬼怪的刻画。另外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深受李贺“死亡”诗歌的影响。李贺的诗歌是自身和下层百姓的死亡悲剧,《红楼梦》反映的则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灭亡悲剧。李贺喜欢在诗歌中幻想神仙世界,《红楼梦》中也虚构出一个太虚幻境,透过幻境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命运。《红楼梦》受李贺诗歌的影响还表现小说中的一些类死亡诗词,如《葬花词》《凹晶馆联句》等等,这些诗词表现出的那种幽冷悲凉的死亡氛围与李贺诗歌如出一辙。直到现当代,一些作家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见受到李贺诗歌的影响。如象征诗派诗人李金发,他的诗歌同样表现出对生命的忧虑,如《街头之青年二人》《时之表现》等诗;表现出对天国、上帝的幻想,如《风》《西湖边》等作品。现代作家张爱玲同样也深受李贺的影响,其小说《金锁记》正是通过塑造一个死亡世界来表现和承载无尽的哀愁,成为一部现代鬼话。

在唐朝这样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李贺的成就和影响也许并不能与李杜二人比肩,但是其独特的诗风,其诗歌中所透漏出的死亡之美却一直不断地被后世欲表现死亡悲凉之境的文人模仿和效法,我们自然不可将其忽视。

参考文献

  1978《李贺诗歌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杨其群1989《李贺研究论集》,北岳文艺出版社。

吴启明1994《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尤振中1984《昌谷诗影响概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孟修祥1990《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吴企明1997《长吉诗艺术渊源论》,《文学遗产》第6期。

谢建忠1999《论道教与李贺的诗歌》,《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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