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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处有什么 ——《原野》人物悲剧意味的探讨
【时间:2019/5/27 】 【来源:本站 】 【作者: 肖 颖】 【已经浏览1576 次】

  【提要】《原野》自问世便争议不断,源于剧作蕴含浓郁的象征意味,正因为此其剧演难度极大,也让人们不断品味出新意味。在严肃、险恶、反抗的原野,仇虎、金子、焦母、焦大星深陷其中续写个人悲剧,他们或真人或鬼魂在黑林子中相互纠缠,上演“死的悲剧”。

【关键词】原野人物悲剧意味原始生命力

《原野》以仇虎“报仇”展开,剧作发生在莽莽苍苍的原野,它严肃、险恶、反抗、幽郁,怪相的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化成各色狰狞而恐怖的形状,远处的天际是幽暗的赭红,形成万千诡艳怪的色彩,序幕中神秘压抑的环境奠定了《原野》的悲剧基调。仇虎、金子、焦母、白傻子被围困在到处蹲伏着恐惧,蕴藏着原始残酷的黑林子,漫长、压抑的夜晚,仇恨与纠缠交织,展现人与人、原始力与人性道德的冲突,曹禺先生竭力在塑造一场死的悲剧,叙写人与人极爱与极恨的感情。

一、仇虎:个体的悲壮抗争

“生命的蛮性”与“复仇”的命题,在“原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剧中原野是广阔、深厚并富于神秘色彩,“黑林子”“铁轨”“老屋”“火车”这些蕴含深刻象征意味的个体构成秋暮的原野,形成险恶、幽郁的氛围。仇虎是原野的集中表现体,他 “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富有原始色彩,同时具有原始生命力和强烈的反抗意识。他戴着镣铐逃回报仇,在得知两代冤仇始作俑者焦阎王死了以后,陷入极端愤恨中。

仇虎这种强烈复仇执念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原始欲”,在弗洛伊德看来,在文明社会中,由于超我的压迫,自我的调节,本我始终受到窒息和压抑,但是原始欲并不是受到压迫而消逝,而是积郁成结,情结为求释放,必然向意识领域侵犯。仇虎一方面是命运的反叛者,期望获取公平。他选择挣脱镣铐,用暴力实现对自身苦难的反抗,这是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是曹禺先生认为的真正具有悲剧精神的人物——赋有火一样的热情,至性,树立崇高理想,为理想实现而奋力拼命。

另一方面,仇虎也受到理性伦理的制约,杀死毫无反抗意识的大星和黑子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愧疚,形成他内心的自我拷问,焦母与红灯笼在具象上是对仇虎复仇的审判。在黑林子里,红灯笼像鬼魂般缠着仇虎,他出现的各种幻想正是他充满仇恨和悔恨的内心冲突反映,这两种矛盾情感的冲击最终将仇虎逼向死亡。仇恨与现实冲突体现的是本我与超我的矛盾,这两种极端矛盾的心理在拷问仇虎,使得他陷入悲剧的境地。

丑得像鬼的仇虎在散发原始力的黑林子里忽然变得异常调和,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们高度同情。他回到最原始的状态,渴望在其中寻求藏在黑暗深处的活路,但是在压迫的世界里,仇虎如曹禺先生笔下男女主人公们,不是大踏步的向死亡进军,就是惨遭厄运的袭击,均以毁灭和灾难告终。怎么挣扎也逃脱不了命运之网束缚的神秘力量,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越挣扎越深沉地陷落在死亡地泥沼里。即使所有的挣扎都将走向失败,但这些失败的人物中不少是伟大的胜利的灵魂。我们依旧可以从曹禺剧作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动中,感觉到个人追求的伟大崇高,遇事绝不采取折中、妥协的办法,是一种对现实的勇敢突破。

二、焦母:受困于统治意识的自我覆灭

黑林子是外在世界的浓缩物化,在这里“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是个“好黑的世界”,受困的不仅是仇虎一家,金子、焦母、焦大星,甚至狗蛋也在其中。“曹禺剧作中的‘家’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意味着剧情的空间限制还明确规定戏剧冲突的伦理性质:血亲和两性。”人物悲剧在戏剧矛盾中逐渐加深,金子、焦母、焦大星三者正是在这种血亲和两性冲突关系中相互纠缠的悲剧个体。

焦母是三人关系的主导,是家族实权的掌控者。她惧怕新事物,怨恨火车,并且严格采取焦阎王的严厉手段对儿子和儿媳进行一定程度的“统治”。焦母更是对神鬼崇拜近乎依赖,屋里的黑香案、菩萨像、祖先牌位,都是焦母的精神寄托,她期望利用巫术来解决金子与虎子,寄托巫术想让小黑子回魂,寄托于鬼神让自己获得安宁。从焦家种种可以看出焦母也是焦阎王“统治”下的悲剧之一,个体自我意识极度异化。最后她失去了儿子和孙子,在黑林子中举着红灯笼,寄希望于一个傻子和一个骗子,像“一个悲哀的面具”,最终瞎子迷失在黑林子里,失去人生的一切。

焦氏是《原野》中最难演绎的角色,她悲剧是触及人心、最普遍的,在焦氏身上显现出深植于中国传统家庭的伦理矛盾。她凶狠甚至是恶毒,但是却无法摆脱丈夫的权威,她遭受到的威胁尽源于焦阎王:金子、仇虎,还有一种阎王留下的森严观念。当自己的家人受到仇虎威胁时,她的那股狠劲则立即显得苍白无力,乞求神鬼也无济于事,最后无声无息地消失。

三、金子:野地里的追求者

金子是曹禺先生笔下蘩漪式的女性,拥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自我意识,她们正在经历不幸,被一种强权力量压迫,但是这种压迫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反抗意识,勇敢的追求自我突破,她的眉间藏着泼野,黑眼睛里面蓄满了魅惑和强悍,是剧作阴沉、诡异氛围里一抹娇红。在焦家森严阴暗的老屋,金子并没有像大星成为焦阎王的奴隶,而是坚持自我,在重遇仇虎后,仇虎的野性让她感觉才是“真正活着”,勇敢地同焦家决裂,去火车那一边的“金子铺地的地方”。她也是善良的,对丈夫和继子她尽心照顾,甚至对恶毒的婆婆也只是偶尔逞口舌之快,在黑林子逃亡时,她也不愿意伤害常五。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正是将美好的事物撕开给人。看金子这样美好的女性却也是在那个环境下的悲剧。被迫改嫁,她对阎王是惧怕的,焦家的阎王像如阎王本人般,时常“管控”着屋子里的人,还要每日要受到恶毒的咒骂和猜忌,丈夫软弱无能无法帮助自己,于是她只能背着焦母逼迫大星说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话,以此来寻求发泄,但是这种“逞口头之快”的发泄方法并不能化解金子在焦家所受的憋屈。仇虎的出现为她带去光明,让她可以乘着火车逃到远方去,但是她慢慢发现这“黄金铺地的地方”可望不可即,“为什么必得杀了人,犯了罪才到的了”,围困在黑林子中,那个远方遥不可及,虎子的自杀让金子的命运成迷。

焦大星则是被变相压迫而生的悲剧,他“凹进去的眼”“眉目间有些忧郁”,与金子出场时的野性、泼辣相比,他显得阴沉的多,注定要在原野里沉寂下去。他看不清世界的本质,宁愿活着糊涂。焦大星的死最让人惋惜,但是却毫无意义,没有波澜,当他无知地面对这悲惨的世界,混混沌沌地生活,其生与死变得没有意义。他在死之前“点的头”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世界,自我选择去死亡。

一部《原野》便是一部蕴含神秘原始色彩的,在时间轴线上刻画出时代下的悲剧画卷,仇虎、焦母、金子等人的悲剧不仅属于《原野》,还属于生活在原野上的千千万万个体。 

参考文献

曹禺1994《原野》,人民文学出版社。

董健2004《戏剧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陆炜2004<原野>中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马俊山、曹禺1992《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中国工人出版社。

田本相2010《曹禺剧作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凤琼2006《野性与野性的冲突——走进<原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

(通信地址:041000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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