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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大师论大学国文”
【时间:2018/4/9 】 【来源:《汉字文化》编辑部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1443 次】
  [提要] 上世纪上半叶的大学国文,是今天大学语文的前身,当时不但有“大师教大学国文”的教育奇观,还有“大师论大学国文”的学术场景,收集和整理这些史料,对今天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二十世纪上半叶   大师   大学国文
 
 
一、大学国文的起点
 
  中国现代教育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发布并实施的学制。“癸卯学制”高等教育为三级制,即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本科)和通儒院(研究生院),修业年限分别为预科3年,本科3至4年,通儒院5年。大学预科均有大学国文课,不过在“癸卯学制”中这门课叫“中国文学”(当时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这门课均叫“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和今天的意思不同,是“文章之学”的意思。把“语文”叫做“文章”,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常见的,现代学制语文科命名之初,亦为首选。直至1912年“壬子学制”,才把小学、中学、大学预科的“中国文学”全都改为“国文”课,文科大学本科另有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至此,大学国文的课程性质就更为清楚了。
 
  关于大学国文的源头,还可以提出以下几则史料证明。
 
  1.“癸卯学制”的拟订者之一张之洞,早在学制酝酿阶段就提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这就确定了小学国文、中学国文、大学国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学科体系思想。
 
  2.“癸卯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1904)专有一节:“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其中提到“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中国文辞”就是日后的国文,再次证明这是小学、中学、大学具有连续性的一门课。
 
  3.林传甲1905年编撰的京师大学堂教材《中国文学史》,因书名引起人们对该教材属性的争议,但据笔者研究,该教材书名引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其序言和说明又都说明这是最早的一种大学国文教材(讲义)。
 
  4.交通部1913年发南洋公学的一则公函,内容是关于南洋公学校本教材《高等国文讲义》,内含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关于《国文大义》的论述,有人认为该讲义是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
 
  5.刘半农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是其在京师大学堂预科国文教师任上写的,这是最早的一篇大学国文教学实验报告。
 
  上述几则资料证明大学国文这门课起码在上世纪初就已经有规划、有文件、有教材、有实验了。而大学国文是大学语文的前身,所以今天的大学语文课的源头也可追溯至上世纪初。弄清了这个源头,今天大学语文是后期的补课性质的临时课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师论大学国文”的学术奇观也便映入我们的眼帘。
 
二、“大师论大学国文”的学术奇观
 
  自从上世纪初大学国文诞生以来,这门课便受到社会各界高度重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教育家不但亲自任教,形成“大师教大学国文”的美谈,而且还有众多大师级学者、教育家亲自撰写大学国文研究论文,形成“大师论大学国文”的学术奇观。近期,笔者就收集到一百多篇这样的文章,如:经学大师唐文治的《高等国文讲义》并附函(1913)、国学大师钱玄同的《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敎授法草案》(1916)、语言学大师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1917)、国学大师闻一多的《中文课堂秩序底一斑》(1921)、文学大师梁实秋的《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1922)及《再论清华的国文问题》(1923)、国学大师陈柱尊的《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及《大学的国文教育问题》(1933)、著名教育家孙俍工的《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1931)、现代散文大师周作人的《杨柳》(1935)、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论基本国文》(1938)、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的《大学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1939)、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的《大学一年级国文》(1940)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1949)、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的《比较的读文法示例》(1940)及《谈大学一年级国文》(1946)《关于大学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从大学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1948)、国学大师钱基博的《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语文教育家阮真的《先修班国文教约》(1941)及《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语言学大师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现代文学大师朱自清的《论大学国文选目》(1942)及《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1945)、国学大师高亨的《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1942)、国学大师姜亮夫的《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语言学大师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3)及《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1947)、语言学大师罗常培的《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1943)、新文学家教育家杨振声的《新文学在大学里——大学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1944)、著名作家丁易的《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宋史专家刘子健的《建国人才“最后一课”的国文》(1946)、周易专家李镜池的《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1947)、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1948)、文学理论家徐中玉的《国文教学五论?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马裕藻、刘其宣、罗隆基、王景超、汪鸾翔、王造时、赵锡麟、张彭春、夏丏尊、胡山源、李骥伯、穆济波、陶秋英、王焕镳、叶竞耕、赵仲邑、季羡林、邱春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语文教育家都发表过大学国文研究论文。
 
  这就是一支“大师论大学国文”的超强队伍。
 
  然而这样的风景今天不再,人们常常谈论的则是大学语文的“尴尬”和“边缘化”,这让我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师?其实从大学语文的角度思考,还有比这更为严峻的问题,即: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大师?众所周知,大师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大师的生命是和他们的著述、和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杰出成就融为一体的,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大师就永存于我们时代。大学语文也是如此,只要我们的教育部门在设立这一门课的时候,只要我们的研究者在撰写研究论文的时候,只要我们的编者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只要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这门功课的时候,都能够时时聆听大师们的意见,大师就与我们的时代同在,大师就与我们的大学语文同在。
 
  下面本文就梳理一下“大师论大学国文”的一些基本内容。
 
三、“大师论大学国文”的基本内容
 
  1.大学国文是最重要的公共必修课
 
  大学国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重要课程,这一点不但有“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学制”以及其后的教育部《大学规程》、“整理大学科目”、教育部“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等制度层面的明确规定,也有学校一级大量教学文件可以证明,而这些教学文件往往是大师们参与拟定的,如“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敎授法草案”(钱玄同、马裕藻1916)、“拟请教育部招集国文教授会议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张渲1919)、“大学普通科国文教学之计画”(孟宪承1925)、“本校预科国文教学大纲”(陈本1929)、“交大国学系国文计划”(陈柱尊1930)、“先修班国文教约”(阮真1941)、“西南联大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黎锦熙1947)、“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魏建功1947)等等。
 
  这一内容在大师们的工作和论文中也不断被强调。
 
  唐文治任南洋公学校长期间,高度重视大学国文,在全校各年级开设国文课,还亲自编写国文教材。他对于当时只重视实学不重视国文的现象深恶痛绝,说“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国文大义》附函,1913)。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杨振声主任主持编写校本国文教材并作序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反过来说,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新文学在大学里》1944)。对此,媒体人也有共识,上海《中央日报》编辑胡山源说:“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为各系所必修,就因为恐怕其他各系的学生,一旦毕业,学有专长,却连自己民族的‘古今书籍’都不能阅读,也不能‘作通顺文字’,非但使他们自己在发表或运用其所学时不方便,更使他们不能作一个充分的民族成员。”(《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1946)
 
  正因为有这样高度的认识,二十世纪上半叶不仅普遍开设“大学国文”课,很多学校还有大二、大三甚至大四国文课,因此这门课在更多时候常常不是称“大学国文”,而是更恰如其分地称为“大学国文”“基本国文”或“高等国文”。譬如大夏大学国文系主任陈柱尊在《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一文中提议学校要开设“基本国文”课,并且“自大学一年级起至三年级止”都要开设,他回顾亲身经历说:
 
  今上海之大学,如交通大学,在十五年以前(指1915年以前),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国文,此柱所亲历者。闻今之四年级,则尚有国文也。此工科之大学,尚犹如此,况其不为工科者乎。……光华大学,则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基本国文。柱去年曾代课三阅月,所代者为三年级,观其各生作文,程度均颇整齐可观。
 
  学者们还特别强调理工科大学必须开设大学国文课。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刘其宣发表《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1919),认为不但哲学政治法律经济这类语言类学科应该开设国文课,数理化和博物这类“专求实用之学”的专业,中国本来没有,要想用语言文字准确理解表达难度必然更大,所以尤应学好国文课。上海南洋公学的《南洋周刊》上也有一篇题为“工程和本国文”的文章(1926),批评有的人认为“我们研究工程的人,只要能够于工业上发明几种东西就好了,文字的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文章认为要振兴实业,离不开文字宣传,所以学工科的学生尤其要学好国文。上海交大国学系主任陈柱尊作“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1930)说:“希诸同学皆明瞭现在研究国学之切实目的,及对于本人所学之应用及需要。盖本校同学,是研究铁道管理或工程者,将来毕业后,毋非服务于铁路工厂,及其他关系交通及工业之机关,最大需要中,未免有文字表现之一格。”
 
  大学国文的重要性,在这些文章里得到充分的论证。
 
  2.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
 
  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是今天人们也讨论不清的,然而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师们对“大学国文”的课程性质已有明确的意见。
 
  罗隆基(就是那个我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1919年发表《清华国文教授改良之商榷》一文,对国文课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国文宜求实用,唯其实用,因此清华学生应该掌握的是:(甲)翻译文字;(乙)记述文字;(丙)说理文字;(丁)交际文字。南洋公学王信吾在《我校的国文问题》(1925)中提出大学国文应该是:(一)适用的,国文课应当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譬如教他们怎样去发表工程与经济的学识;(二)科学的,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三)适应时代的,学习古文的目的,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为此而需要探求历史的本源。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现代教育家邱椿在《大学国文的价值之检讨》(1948)一文中认为“大学国文”的价值依次为:社会的道德的价值、审美的娱乐的价值、实用的职业的价值、形式陶冶的价值。
 
  相较于今天人们把大学语文混同于大学文学、大学人文、大学国学,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师则有不同意见——
 
  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7)大声疾呼:“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将来是否个个要做文学家?”“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
 
  周作人《杨柳》(1935)说:“不知道从那一朝代起国文这名称变成与国学同义,而这国学范围又变大了,除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还加上了经济,不过这并非亚丹斯密的而是文中子的,即经世济民之道。因此国文的题目可以有许多花样,如养浩然之气论,杨朱为红印第安人考,社会主义出于儒家说,抗日救国策,拟重修盘古庙上梁文,等等。这样要表示国学内容的丰富本来也很好,但是离开考查学生使用国文的实力这目的却是很远了。”
 
  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说:“依我的愚见,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我们不能希望一般大学生能作高深古雅的诗词歌赋和古文,能固然好,不能也无妨;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用浅近文言或国语写公私信,做学术论文,叙述时事或故事,描写眼见耳闻的人物,写得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我们所悬的大学国文教学的目标不应低于此,也不必高于此。”
 
  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说:“大学一年的国文,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至于“思想训练,也已有‘论理学’‘哲学’等科目负责”。
 
  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说:“大学国文讲授的对象是各院系的学生,他们有的学工,有的学理,有的学农,有的学医,他们并不需要做一个文艺作者,更不需要做一个古文家,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写一篇通顺而无不合文法的文字,简单的说,就是希望‘词能达意’,以备应用(学文科的这更是基础)。”
 
  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说:“我总感觉,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一定要传授,一定要接受,其结果便是双方都感到困难、无趣,白费精力与时间。”
 
  3.关于“大学国文”教材的讨论
 
  编教材要有教材理念,二十世纪上半叶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数量远不如今天,然而关于教材理念之讨论则远胜于今,也许正因为对教材理念有深刻了解,乃不敢粗制滥造,留下的皆是精本。笔者收集到的“大学国文”教材不过三十余种,而收集到的一百多篇论文则几乎都有教材研究的内容,如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编写“高等国文讲义”(1913)并函达教育部,教育部复函对教材进行充分的肯定,说“查核该讲义博稽远引,熔铸群言,于斯文之能事,发撝殆尽。《国文大义》论文之才气等篇,均极精当,……选录前贤论文之作,可谓择精语详。《阴阳刚柔大义》引曾文正之绪而大畅之,亦多独到之处。近日国学衰微,学者惮于深造,得此书为指南,洵于文学大有裨益。”
更有教育部长亲自为《大学国文选》(1943)作序的文字:“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以期渐近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是则踵前修之轨迹,示楷式于方来,取精用宏,宜存矩矱,先河后海,方知津逮,教材无妨其从同,进度乃臻于一致。”
 
  当时围绕“大学国文”教材最大规模的一次讨论,也与教育部统编教材有关。1942年教育部颁发“大学国文选目”,作为统编教材选篇的公示,由此引发了围绕“大学国文”教材的争论。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推出了一期“大学国文教学特辑”,选登了《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黎锦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魏建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朱光潜)、《论大学国文选目》(朱自清)等十多篇文章。由于部颁“选目”全部是文言文,又采用“经史子集”的编排框架,所以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文白之争,其中也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意见,如黎锦熙提出要根据不同院系专业编写不同内容的补充教材,甚至提议可用《大公报》替代“大学国文”教材,魏建功提出要重新反思取消大学预科与国文水平低落的关系,朱光潜和阮真都提出“大学国文”教材要兼顾阅读与写作两个方面,陈东原提出大学国文要教学生学会读整本的专书,等等,至于教材编写与课程性质的关系,即不能把国文教材编成文学教材、国学教材、文化教材等等,也有较多的讨论。
 
  除围绕部定教材的讨论,当时还有很多这方面讨论文章,下面仅略举标题上标明研究“大学国文”教材的篇目:
 
  孙俍工《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教材底联络与支配》(1931)、郭绍虞《大学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1939)、谢文炳《谈大学的国文教材》(1939)、高亨《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1942)、朱自清《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1945)、叶竞耕《大学国文教材应以语体文为主吗?》(1946)、胡毓寰《大学国文教材私议》(1946)、赵仲邑《关于大学国文选本》(1947)、余冠英《关於大学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和《从大学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1948)、叶圣陶《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1949)等等。
 
  最后,1948年余冠英发表《关于大学国文教材的讨论》一篇,可以视为对 “大学国文”教材讨论的一个总结,其中着重介绍了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材。清华在文选型的教材外,特别重视指导学生读整本的书,每年选用六本至八本专书让学生在课外阅读,在堂上讨论,和国文选同列在考试范围。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书有下列十二种:《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文集》、《胡适文集》、老舍《骆驼祥子》、矛盾《子夜》和《清明前后》、曹禺《北京人》、夏衍《法西斯细菌》、沙汀《淘金记》、屠格涅夫《罗亭》(陆蟊译本)、高尔基《母》(孙光瑞译本)、罗素《幸福之路》(傅雷译本)及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这些做法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都有很大的启发。
 
  4.关于“大学国文”教学方法的讨论
 
  当年的“大师论大学国文”又多是建立在“大师教大学国文”之上的,不是如今天的大学语文讨论,一些没有教过大学语文课的专家、作家那样,发表一些不靠谱的观点。所以几十年过去了,大师们的意见仍然非常中肯。如:吕思勉《论基本国文》(1938)说:“学校的国文成绩,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最易得的答案,是练习时间的少”,“现在的学习国文,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他说:“较高深的问题,如源流、体制等,可察看学者的程度,能懂者告之,不能者不必。偶有过高之论,为学者所不能懂,亦无妨。因为目前虽不懂,将来总是可以懂得的。在此等情形之下,最要者为不懂则置之,徐俟其自悟,切戒穿凿求通,一穿凿,就入于歧途了。尤其紧要的是高深之理,虽可出以通俗之辞,使人易悟,然仍以不失真相为主。过求通俗以致失其真相,是最要不得的。”
 
  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说:“如我所知见的一部分大学国文教员之所为,例如首篇‘易乾坤文言’,有讲到半个学期还未完毕的,他是传授易学,而且是他自己正在趁此讲授机会而进修的易学,这种进修工作,自己还未免乌烟瘴气,怎能不教得一塌糊涂?”
 
  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说:“甚至有的先生们,把一套考据的方法用在这般学生身上!半年讲半篇汉书艺文志,或一年讲一篇文献通考序,他们把教国文与‘讲学’闹在一块,这是对现在的大一新生是没有益的”。
 
  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也说:“因为教材的限制,教学方法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革新,讲的时候不外是解释题目,介绍作者,训诂字句,分析篇章一些老套。有的甚至详征繁引的考证起来,以■自己的博学,于是一篇《离骚》可以讲上一学期,一篇《乾文言》可以敷衍两个月,听的人惊其渊博,讲的人也就觉得和中学是大不相同了”,“这样的讲授,结果除了灌输学生一点死知识而外,是任何效果也收不到的。这只要看大学国文实施几年毫无成绩,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这门科目如果再不改弦更张,那么只是白白的浪费学生光阴,倒不如干脆不设立的好。”
 
  那么“大学国文”究竟应该怎样教学才不是“浪费学生光阴”呢?大师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出应该把它当作一门工具课。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指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也说:“我们大学一年的国文,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颁布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也指出:“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
 
  既然是工具性质的课,那么在教学上就离不开“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虽然不一定就用这四个字,但总是差不多的意思。如钱基博说:“什么叫做国文?就是一国有一国之文学。无论哪一国的人,总须对那一国的文学有相当的教学与造诣。我们做了中国人,就该对于中国的文学有相当之教学与造诣。造诣的深浅,自然各各不同,然而最低的限度,至少应该会‘看’,会‘读’,会‘写’,会‘作’。” (《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李骥伯说:“‘基本国文’课程之教学,切不可忽视‘基本训练’。什么叫做‘基本训练’呢?我以为一是阅读能力的训练,二是发表能力的训练。训练阅读能力,着重在读书,训练发表能力,着重在作文。”(《论大学“基本国文”课程》1940)魏建功也说:“‘说’‘读’在国语课程占重要地位,‘写作’‘欣赏’归到国文课程里,但这里也不能不顾到。”(《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1947)
 
  “听说读写”并不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当时论文里都有更具体的讨论。比如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7),是一篇大学预科国文的实验报告,其中包括选的方面12条,讲的方面10条,作文方面12条,出题方面12条,批改方面4条,都是非常具体的“听说读写”训练方案。钱基博在作文教学中带头做“下水文章”,凡是布置学生作文的题目,他自己也写一遍,有时候,他还会把学生的优秀作文和他自己做的范文一起拿出去发表,譬如1916年10月5日《妇女杂志》第2卷第10号的“国文范作”专栏上就发表了钱基博与四位学生的同题作文。阮真在《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一文中,也介绍自己如何把写作教学和阅读教学结合起来,提出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以教读文之依据教作文,总结出一套“作文法的读法教学法”。
 
  强调“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必然会增加教师的劳动强度,因此,国文教学必须小班化。陶秋英说:“如一人以一班级计,则学生人数不得过二十五”。 (《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1942)徐中玉说:“国文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三班九小时七十五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勉强还可以来得及。每班人数如果超出三十人,便当减少授课时数为两班六小时。”(《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大师们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显然是能够上达教育部的,因为在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时也指出:“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应竭力设法开设大教室(文理法三学院最好每系有一适用之大教室),尽量容纳应修学生合班讲授,不得以院系为单位,分别设班,以求全院全校互相沟通,但语文科目之每班人数,不得超过四十。”
 
  大师们的论文中还有其他丰富内容,如大学国文工具性与传承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大学国文与中小学国文衔接的研究,文学教育与应用写作关系的研究,大学生国文水平下降原因的探究,等等,凡是今天我们大学语文研究中遭遇的问题,当时都已有相当程度的讨论研究,其深度超出我们今天的很多论文。这是一份宝贵历史财富,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参考文献
 
  ①李杏保、顾黄初1997《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
  ②璩鑫圭、唐良炎1991《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
  ③林传甲1914年《中国文学史》,上海科学书局第6版。
  ④唐文治1920年《国文大义》,无锡国学专修馆。
  ⑤何二元、冯文丽2016年《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新论》,《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
  ⑥1948年《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
  ⑦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大学国文教学特辑”。
  ⑧顾黄初主编2001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⑨何二元2010《民国大一国文教材简介》,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十三届年会交流。
  ⑩李君2012年《20世纪30—50年代我国大学国文教材编写特点探析》,《广西社会科学》第11期。
  11李明、何二元2013年《大学语文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固有课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2何二元2017年《民国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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