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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语笔记
【时间:2014/5/28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2509 次】

一 教 师

 

1922年冰心在燕大教“大一国文”课,给学生的作文题为《理想的美》,男生写《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生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还有《初恋》的题目。

 

乐黛云说,我最喜欢的课是沈从文先生的大一国文和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欢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从来不用别人选定的大一国文教材。他要求我们每两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长短不拘,题目则有时是“一朵小花”,有时是“一阵微雨”,有时是“一片浮云”……那时,最让人盼望的是两三周一次的发作文课,我们大家都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个小时的来临。在这一个小时里,先生总是拈出几段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念给我们听,并给我们分析为什么说这几段文章写得好。得到先生的夸奖,真像过节一样,好多天都难以忘怀。

 

汤一介说,我的大一国文是由冯文炳(废名)老师教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和诗,就是他的小说也写得很有散文和诗的味道。废名给我们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他一开始就说:“我比鲁迅了解《狂人日记》更深刻。”这使我们这批学生都大为吃惊。他介绍自己小说《桥》中的名句,是那么洋洋自得。在《桥》中有一段描写,夏日太阳当顶,热不可耐,一个人长途跋涉走到靠近的一棵大树。废名用了“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课堂上,废名对我们说:“你们看,我这句写得多么妙不可言呀!无人能超过!”我们每日都要写作文,而且废名对每篇作文都要评论。有一次,他评论一位女同学的作文说:“你们看,她文章的风格多么像我的呀!”废名老师就是那么真诚和可爱!

 

    朱自清在清华担任中文系主任时,负责全校一年级国文课教学,期终考试时,他出的考题是:“试比较《母亲》里的母亲和《淘金记》里的何寡妇”。他说,我出这个题是有意的,让学生比较这两个人:一个是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解放而英勇斗争的母亲,另一个则是旧社会的寄生虫。

 

于漪回忆自己的老师方令孺,说:“她教我们大一国文,是有名的作家。她课教得一清如水,委婉动听,经常与我们讲述新文学中的人和事,使我们感到十分新鲜。”

 

陆承曜说,我在六十年前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难忘大一时第一堂国文课的情景。那天,同学们安静地等候着老师的到来,不经意间,一位身材不高,头发花白,身穿灰色长袍,面带微笑的教授走了进来,他就是王佩诤先生。只见佩诤先生在黑板上写下“自传”二字,笑眯眯地解释说:“我们大家都还很生疏,请你们写一篇自传,我们就可以熟悉了……”大概,“写自传”是佩诤先生布置新生入学的“必写作文”吧。

 

马杏垣念大一时,教他国文及作文的是吴晓铃先生。吴先生除本行外还擅长漫画,抗战前常在北平报端发表讽刺画,署名“口天”。有一次他出了个便于自由发挥的作文题《释名》,要学生阐述自己名字的含义。作为示范,他说自己是天晓日出时诞生的,出生时声如钟鸣,故取名晓铃。马杏垣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在作文中引述了宋代著名诗人陆游《马上坐》诗中的“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撑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和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中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叩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不独此也,还在答案上画了幅“红杏出墙”的钢笔画。吴先生十分欣赏,说这作文还带插图的事,真是“百年今始破天荒”了。从此,这位吴先生成了小马的“师兼友”。

 

二 教 学

 

朱自清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说:“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孔庆东说:“语文本来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一门课,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成了最讨厌的一门课。这是我们从事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是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讲成了学生最讨厌的东西的呢?”

 

任继愈说:现在大学一年级不学语文,博士生文理不通。我们大学一年级必须学国文,不及格不能升班。祖国的语文,为什么不学?

 

刘桂生说: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于广州岭南大学,当时“大一国文”是刘节和容庚两位先生教的。第一学期的教师是刘节先生,一学期只讲了两篇文章,一是《庄子》的《鲲鹏赋》(当为《逍遥游》),二是杜甫的《同谷七歌》,内容从文字训诂到艺术分析,一应俱全。先生的风格是坦率诚恳,态度可亲。第二学期的教师是容庚先生,教法很特别。先生把他和弟弟容肇祖先生二人民国初年自广东东莞出发经广州北上到北京求学历程作为线索,边讲过程边介绍这一段时期国内文化、学术界所发表的重要文章,学生听得十分有趣。

 

193313日,日本军队从东北三省进占山海关,继而攻陷承德,占领热河全省,接着又强夺长城三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整个平津地区失去了屏障,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在这情况下,学校人心浮动,课堂有时变成时事讲坛,教“大一国文”的刘文典教授撇开了原定的子史文章不讲,而特选了一篇归庄的《万古愁曲》足足讲了一个月,把明朝遗老的满腔亡国哀愁有声有色地传播给学生。

 

三 校 长

 

    唐文治是民国年间一个推崇国学近乎狂热的学者,他任上海交大校长期间,从大一到大三全部开设有“中国文学”课,并亲自任教国文课,还自编“国文”教材,上呈教育部。有人说他编的教材是大一国文教材之“肇始”。

 

陈垣先生长辅仁大学时,亲自抓全校一年级的国文教学并带头上课。当时有的理科学生对大一国文不认真学习,先生曾亲自动员,提出理科学生不能单纯地依靠中学所学的语文,若缺乏较深的国文知识,缺乏文字表达能力,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无法通顺地表达出来。

 

陈垣先生常谓不能教国文,如何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他常亲自教“大一国文”和中国史学文选课,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虽声望日隆,年事日高,还坚持不懈。

 

    苏步青教授1978年发表任复旦大学校长宣言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思是每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课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1978年秋天,南京大学恢复了大学语文课程,校长匡亚明对当时的语文教材不满意,联系华东师大的徐中玉,希望两校合作,编写一本高水平的教材。后来他在这本教材的序里说:“大学里开设语文课,意义重大。马克思曾经说过,掌握一种语言,就等于掌握一项武器。现在很多大学生,语文水平较低。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

 

四 教 材

 

    19438月,国立编译馆出版了“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作序说:“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以期渐进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

 

西南联大中文系自编了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其中收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当议》、丁西林的独幕剧《压迫》、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鲁迅的《示众》、林徽因的《窗子以外》等。后又增选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狂人日记》、徐志摩的《死城》、冰心的《往事》、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和《无言之美》、梁宗岱的《歌德与李白》和《诗·诗人之批评家》等。这册习作参考文选后改称为“语体文示范”,扬振声为它撰写了序言《新文学在大学里》,突出地点明了和教育当局复古倾向作斗争的编印宗旨。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曾有一本“京派”《大一国文》教材,“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吴宏聪说,1938年我考进联大时,一年级读的是联大自编《大一国文》课本,由系里的教授、副教授轮流到各班讲授,闻一多先生讲授《诗经》,罗庸先生讲授《论语》、《孟子》,罗常培先生讲授曹丕的《典论·论文》,朱自清先生讲授古代散文《鲁仲连义不帝秦》,余冠英先生讲授《世说新语》,浦江清先生讲授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杨振声和沈从文先生则讲授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名篇。

 

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弟子,他根据大一国文课讲义编成的《大学国文》1942年在新民印书馆出版,教材选文包括风土民俗、笔记小说、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札记、楚辞小赋等十组文章,其中没有一篇“古文”派文章,反映出周作人一派论文的一贯标准。这本教材近期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

 

五 西南联大

 

许渊冲说,1938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亲耳听到朱自清先生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

 

杨振宁说,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

 

王景山说,我考进联大外文系时,国文是必修课,杨振声主讲大一国文。杨先生是“五四”新文学的前辈,课堂上,杨先生口衔烟斗,态度潇洒,讲鲁迅的《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篇,每忆及他们间的旧日友情,侃侃而谈,如数家珍,至今仍历历在目。

 

联大讲授的大一国文算是出了名,不但为上课的同学们所欢迎,而且风声远播,也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联大的校门向来是敞开的,校外的人也可随意来旁听讲课。在大一国文班上,有一位30岁出头体态丰盈的老大姐也来听课,而且风雨不误,每堂必奋笔疾书,认认真真做笔记。看光景显然不是联大同学,而是外间慕名来听课的,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施剑翘。提起施剑翘,现在80岁上下的人想必记得19351113日大军阀孙传芳在天津南马路居士林听讲佛经遇刺身亡而轰动全国的大命案,开枪刺杀孙传芳的就是这位老大姐施剑翘,她自称是为父亲施从滨报仇而出此的。原来在军阀混战期间,施从滨本是张宗昌的宿将,孙、张一战,施从滨兵败被俘,为孙所杀。施剑翘行刺后当即投案自首,后经特赦。施剑翘温文尔雅,课前课后跟同学一起聊天,谈笑风生,一团和气,非常随和,霭然长者,一点看不出她就是当年置生死于度外,只身开枪刺杀一代枭雄孙传芳的女英雄。

 

彭国涛说,西南联大一贯重视大一的基础课教学。例如,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振声教授,各体文习作课教师是李广田。杨振声讲课有精彩独到的见解,讲起来,滔滔不绝,引人入胜。他讲解丁西林所写独幕话剧《一只马蜂》的情景在我脑中记忆犹新。他的文学修养很深,对我们这班热爱文学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广田要求我们每两周写一篇作文。我还记得第一次作文题是“桔林”(叙永盛产桔子)。我在那篇作文中,有两句话至今仍然记得:“我们常说万绿丛中一点红。在桔林中,那就应该说是万绿丛中点点红了。”他批改作文,不仅改正错别字、乱用的标点符号和不通的语句,而且加眉批,结尾有总批,有些好句子则用红笔加圈点,可见他改每篇作文是下了功夫的。他还在课堂上对每一次作文进行认真评讲,也讲解写作上的问题。课外还和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研究写作上的问题,帮他们改稿,并推荐给报刊发表。我们出版的“布谷”文艺壁报,他总是第一热心的读者,他还将自己写的诗拿给我们在文艺壁报上发表,是最支持我们的作者。

 

六 港台海外

 

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非常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专门组织成立了大一国文教学委员会,选聘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教学,如台静农、屈万里、毛子水等知名教授,都曾连续多年担任大一年级国文课教师。

 

当年台湾大学外文系大一国文课程由叶庆炳担任,叶在授课同时注重发掘学生的优秀创作。现今的成名作家陈秀美(若曦)、白先勇、王文兴等,当年都是外文系学生,他们的小说,原先不过是当年的课堂习作,经叶推荐给夏济安先生,精心删修之后,才逐一于《文学杂志》发表。

 

李欧梵在《外文系求学读书记》中说,进了台大校门,眼界突然大开,大一国文课——由叶庆炳先生教授,边读古书(《左传》之类)边作作文,班上的佼佼者就是白先勇和陈秀美(后来以笔名陈若曦闻名世界),记得叶老师还把陈秀美的作文当堂宣读!白先勇的更不必提,印象中他早已思想成熟,文笔洗练不在话下。至于我呢?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是多年后反而记得叶先生点名时说我的名字是“欧洲的和尚一一不伦不类”,然而这个“欧”字似乎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后来我又自名Leo,故意和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拉上关系,真的“欧化”起来。

 

1952年,徐复观进台中省立农学院讲学,原先安排讲“国际组织与国际形势”,后他主动要求改讲大一国文,每次课前他都认真备课,反复高声吟诵课本文章,感觉和早年习得的桐城派文论“重温旧梦”。

 

台湾辅仁大学教授钟宗宪说:“其实,整个(大一)国文教育环境,反而因为一些乱象而正开始重新充满活力。”

 

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王金凌说:“尽管大学国文在知识地图上的位置很重要,却重要得像空气一样。人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就不感觉到空气的存在。只有在快没空气时,才会感觉到不能没有空气,不能没有大学国文。”

       

    台湾师范大学林安梧说:“若能配合‘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做一些交叉对译的工作,让大一英文也上上《论语》、《庄子》的英译本,让大一国文也上上《莎士比亚》、《湖滨散记》的中文译本,这可能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是极有好处的。”

 

有一年情人节,台湾联合大学举办有奖征文,本是以大一生为主的,后来大二大三大四的都来参加。优等作品《寻》是这样写的:“伞翼留不住雨/落至掌心/雨季城市捉摸不定/妳 矇眬/奔去/却是蜃楼般的幻影/街道是回忆的迷宫/无数穿梭/只为一次相遇”。

 

    哈佛大学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就是精确而优雅的使用本国的语言。”

 

薛涌称《风格的要素:全球英文写作圣经》是美国的大学语文教材。这是一种指导应用文写作的小册子。

 

杨振宁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在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我认为中国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也都要开中文课。”

 

(何二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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