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为个案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初，语文教育界及思想文化界就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讨论。这一讨论凸显了国文教学中的文言与白话问题。“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国文教学中白话应用文训练不足。这一教学偏颇为文言复兴者攻击白话文留下了口实。40年代，国文教学超越了文言与白话的两极对立状态，文言教学被看作是提高中学生文化素养所必要的经典训练。这时候出现了“抢救国文”的讨论，它所关涉的文言、白话问题呈现了语言观念趋向综合的思考路径。

    与自然科学教育相比，语文教育和社会文化思潮变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社会文化思想界的每一次巨大变动都深深地影响了语文教学，“五四”以后中国语文教育所面对的问题更是如此。在通常的现代文学史编撰中，很少涉及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国文教学的关联——但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却被后人屡屡提及，那就是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教育部的这张训令无疑显示出体制内对于白话语言的接纳。胡适可谓是得风气之先，就在这张训令颁布两个月之后，他已经着手制定出中学国文教学标准和教育计划。一年之后——也就是1921年2月，胡适指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①胡适话中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其实，大可不必过分夸大这道训令的力量，就训令本身而言，语体文/白话文教授只是针对初等小学一二年级，小学高年级是否一定用语体并未触及，对于中学的国文教学则几乎没有太多触动，直到1927年，还有人著文称书店年终结账“受到文言小学教科书益处的很多”②。因而，我们就容易理解，这张训令颁布仅两个月，胡适为何迅速着手制定中学国文的教学标准和教育计划③。其用意非常清楚，无非是希望借助教育的合法力量能使白话文体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一以贯之地普遍推广。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不同理解，必然关涉文言与白话在教材中的各自不同分量。现代文学上的文言白话问题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得到了集中而突出的体现，因而，通过观照中学国文教学中文言与白话的此消彼长、厘清国文教学讨论中的重大关节点，可以从另一视角更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言白话问题。

    30年代初开始，语文教育界及思想文化界就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展开了近十年持续不断的讨论，以《中学生》、 《国文月刊》、《国文杂志》等刊物为阵地的讨论，广泛涉及中学国文程度是否低落、国文教学的目的、教材编排、教学方法等诸多问题。语文学科不管承担多么丰富的功能，但塑造学习者的语言习性却是语文天然的使命。本文不打算对其所讨论的诸多问题进行全面描述，只是想就国文教学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文言和白话问题予以追踪和探讨。

    一　中学国文程度低落了么？

    1931年12月，《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署名尤墨君的《中学生国文前途的悲观》一文，该文列举了学生的八封信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错误。不久，该刊物在卷头语中指出：“最近遇见好几位先生，他们叹息着说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非赶紧设法挽救不可。”④《中学生》第30期的卷头语以《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为题抨击了当时国文教学中仍然弥漫着陈腐的科举精神，针对这种科举精神的遗留和陈腐的应制题目，以积极倡导新文化、促进中学生思想与学习健康发展为己任的《中学生》刊物对此提出大胆质疑和严厉批评：

　　试问，一个学生便能把《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个题目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于他的实际生活又有什么关系？丢开科举精神来说，中等学校的国文课程自有它的目的……关于写作一项，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意志。如果学生不能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不能用文字记录实生活上的一切，那才是能力上的缺陷。……我们要对青年学生再说一遍：你们做不好《论王者之政必自经界始》这类的题目是应该的，毫不惭愧的。⑤

    应该说，政府录用人员的试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当时文化复古与保守的时代氛围。如果按照运用文言的技能要求中学生，会自然得出国文程度低落的结论。这些30年代的中学生，主要是那些受惠于1920年国文科改国语以来入学的第一批学生，他们在小学阶段重点接受了白话语体的熏陶和训练，只是在中学接受一些文言的系统训练。社会守旧人士倘若拿古文修养的标准质疑他们的国文水平，似乎也隐含着对于白话文教学的不满，无非想进一步加强文言在国文教学中的比重。事实上， 1932年重新修订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确加大了文言的分量，开始向文言倾斜。这一标准出台不久，随即遭到教育趋新人士的批评，他们隐隐觉察出“1932年底颁布的课程标准有新的倾向，那就是‘复古’”，指责这一规定“对于高中国文科文言文的加重”，并批评“实施纲要”项下“译语体文为文言文”、“译外国短篇文为中国文言文”⑥这一荒谬要求。1934年的《中学生》第43期卷头语“教育的目标”重申了中学生没有必要写作文言的主张。如果把《中学生》杂志的这些观点与1934年力倡文言与读经的汪懋祖的观点相互比照，就容易理解充斥于教育文化界的中学国文程度讨论蕴涵的实质性问题和文化症结。1934年5月，汪懋祖针对湖南广东两省强令中小学读经而被教育部通令纠正一事，摆出一副似乎公允的态度说道：

　　小学读经，故非合理，禁绝文言，似亦近于感情作用。窃谓初级小学，自以全用白话教材为宜。而五六年级，应参教文言。不特为升学及社会应用所需，即对于不升学者，亦不当绝其研习文言之机会也。初级中学国文科文言教材，以限于课程标准，分量至薄。青年因长久诵习语体，潜移默化，而耽好所谓时代作品；即平易之古文，涵正当之思想，每摒弃不观，独于现代文艺之诡谲，刻画，与新奇刺激，多孜孜不释手，虽检查禁阅不能绝也。⑦

    经汪懋祖这一番文言与白话的重新价值定位，学生的读经运动似乎合情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本来是谈及中学国文课程中文言、白话的比重，汪懋祖却对白话语体大加讨伐，倡导读经的问题就不可分割地与反对白话文的声音扭结在一起。此时，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却禁不住发话了，他认为汪懋祖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教育家的个人见解，本来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他的文字所以引起读者的反感，全因为他在每一段里总有几句痛骂白话，拥护文言的感情话，使人不能不感觉这几条简单的主张背后是充满着一股热烈的迷恋古文的感情。”⑧倘若作为一个教育家对古文的重视还可以理解，但对于白话文的攻击却不可等闲视之。这场因教材编排和国文教育问题逐步引发的争论，实质是文言和白话在30年代的再次论战。以前的研究者通常把它放在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论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如果把这次的文言、白话论战纳入国文教学中予以观照，也许会更真切地看到30年代文言复兴的内在脉络。还是先回到历史，回到当时“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历史文化场域，在聆听国文教学的众声喧哗中，进一步厘清国文教学与文言白话的多重交织，并深切体悟国文教学如何进一步自我调整以促进白话语言的健康发展。

    《中学生》第49期刊出卷头言《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了吗？》以及尤默君的《你们能写些什么》一文，至此，中学国文程度的讨论全面开始。

    1935年1月，《中学生》杂志刊载一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文章，文章作者大都是中学生，针对尤默君的《你们能写些什么》一文作了回应。有人并不承认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一些论者在质疑守旧人士以文言作为考量中学生国文标准的同时，提出中学国文不但没有低落反而进步了。署名渔舟的文章认为中学国文程度“只可说是‘进步的缓慢’，怎可说是‘低落’呢？”⑨论争中以白话标准衡量中学国文水平，直接对抗以文言为本位的国文教学观念，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白话教学在中学国文中的合法地位，对当时正悄然复兴的文言保守思潮也是有力的回击。借助国文程度低落的讨论，许多论者进一步指出了古文的弊端，希望中学国文教材加大白话文分量，为国文教学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不教‘古雅’的经世名文，而授学生理解力所及的浅显的文字，且以白话为主。”⑩只是从坚守白话或固守文言两个截然不同的标准去考量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主要是写作水平)，通过讨论固然呈现了“五四”以来文言白话的再次交战，因守旧者与趋新者双双所持标准不同很难把这一话题深入下去。

    具体到中学生应用文的写作水平，有些论者的声音就很值得倾听：“就单方面而论，中学生对于应用文写作，缺少练习而‘不行’，似乎是实情。此非学生之过，亦非教师之过，实系教材之过。”⑾ 即使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推行者对这一指责也都予以承认。这一声音就把国文教学中的文言白话问题引向了较为深入的层面。

    慨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大概缘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古典出发，认为中学生的文言能力急剧下降——这实质上关系到文化复古和文言复兴问题；另一方面则从实用出发，认为中学生的应用写作能力下降，不能学以致用——这牵涉到国文教材的编纂，是以纯文学教育为主，还是应用教育为主。

    二　国文教材：重“美术文体”，还是“应用文体”？

    白话文运动的实绩主要在文艺创作领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白话与文言似乎平分秋色，但在书信、电报等诸多应用文体方面却依然是文言占绝对优势。正是看到文言在应用文领域占据广阔的市场，那些主张复兴文言者也往往打着应用的招牌大行其道。汪懋祖就从社会需要出发指斥“中学生因喜习白话，所作信札多累赘不通。”⑿ 即使新文学内部人士也看到了国文教学中的这一症结：

　　文言文在现时社会上犹有其需要者不过两途：一是报纸文字，又一是各机关之应用文字。如使这两种能彻底改革，那么文言文便失掉他需要的根据，而学校教育对于文言的训练也就可以根本放弃了。在现在，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新文艺的存在；同时无论是谁也都不能否认旧文学——或称文言文——在社会上犹有相当的势力，相当的需要。所以教育部于中学国文方针也依违于此二者之间不能定一明确的趋向；而一般中学教员也只能随学校方针或徇学生要求而异其施教的方针。漫无准的，莫知适途，而为国文教员者遂感到大大的困难。⒀

    这是郭绍虞在1939年对国文教学中的重要“病症”所作的诊断。在他看来，倘若白话新文艺不充分占据应用的市场，就很难谈得上真正的成功。

    林语堂在30年代中期也曾以嬉笑幽默的笔调历数文言在应用领域的盛行：

　　近日中国学生学白话，毕业做事学文言，此一奇。白话文人作文用白话，笔记小札私人函牍用文言，此二奇。报章小品用白话，新闻社论用文言，此三奇。林语堂心好白话与英文，却在拼命看文言，此四奇。学校教书用白话，公文布告用文言，此五奇。白话文人请帖还有“谨詹” “治茗”“洁樽”“届时”“命驾”，此六奇。古文愈不通者，愈好主张文言，维持风化，此七奇。文人主张白话，武夫偏好文言，此八奇。⒁

    这“八奇”当中有五奇都关涉应用文体的文言问题。林语堂看到了文言大量充斥于应用文的奇怪现状，但他并没有像郭绍虞那样寄希望于白话占领应用文的市场，倒是希求文言白话之间的融通以洗练白话文体。这种“国语之路”的未来设想与他当时提倡语录文体不无关联，但在文化复古、文言抬头的30年代，白话文学又面临新的挑战，如此倡导，难以摆脱复古的干系，当时新文化界对于语录体的批评也正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的“八奇”说于嬉笑幽默之中的确道出了当时在语言运用方面的文化病灶。

    事实上，白话文未能占领应用文市场，与国文教材的编撰和教学关系重大。

    早在1920年，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谈到国语文教材的制定，主张多“看小说”、多读“白话的戏剧”⒂。从胡适列举的小说书目，明显看出胡适的中学国文教学观念基本上是重视“纯文学”教育，这自然与他“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思路有关，他试图通过中学国文教材大力推进“国语的文学”创作。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发表不久，何仲英马上提出白话小说教授的具体实施方案。胡适的主张在何仲英这里得到详尽的补充和极端的发挥：

　　就现在教材的分量说，小说实在是比较的多、比较的好，就教材底课外适宜说，小说实在是比较的有兴趣，比较的能持久。再深一层说，与其读一部高等小学理科读本，不如看一部《上下古今谈》；与其读《徐霞客游记》，不如看一部《老残游记》；与其读尽乾嘉时文人的专集，不如看一部《儒林外史》；与其模仿这篇传，模仿那篇传，不如看一部《水浒传》；与其学诗、学词、学歌、学赋，不如看一部《红楼梦》和一部《镜花缘》。所以我敢说白话在现在，虽不能说是国语的唯一教材，也当占国语文教材底大部分。⒃ 针对这种“纯文学”的教育观念，梁启超曾提出不同看法：

　　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⒄

    把胡适的主张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互比照，很容易看出二人对于中学国文教学的不同思路，何况梁启超后来有进一步申述：“学生须相当的有欣赏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⒅ 梁启超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出发重视各体文章的学习和训练，胡适则更多考虑刚刚站稳脚跟的白话文学如何在中学国文教学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巩固。作为新文学的积极倡导者，胡适希望白话文学在中学国文中“抢占领地”“安营扎寨”让人容易理解，但应用文体的教学问题，胡适确实关注不够，这一个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疏忽直接导致了白话文体不能迅速运用在应用文方面，也为此后文言复兴者攻击白话语言能力不足留下了口实。

    其实，质疑胡适“纯文学”教育观念的不止梁启超，当时的教育专家陈启天明确提出中学国文应该重视应用文的教育思路：

　　国文可分为两种：注重美感的，是美术文，注重利用的，是应用文。应用文又可分为两种：叙述事实的是写实文；推论理性的是论文。中学是普通教育，应该注重应用文，略为补助美术文。⒆

    这一教育思路与陈启天对中学国文教育目的的理解相关，他认为国文教授的重要目的是“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白话文和浅近文，中学生见了什么，有了什么意思，就能用现代应用文发表出来，这是国文教授重要的目的，是人人晓得的。”⒇ 他反复强调的“中学是普通教育，不是文学专科”的观念与梁启超“不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白话小说的必要”大体一致。

    应用文训练的欠缺在中学国文程度的讨论中得以彰显。新文学家朱自清承认中学生文艺性文体写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否认应用文写作的低下(21)。他对于那些一味沉迷于纯文学创作的中学生提出了设法提高应用文写作水平的建议：

　　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当的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白话已经占领了文学，也快占领了论学论政的文字；但非得等到它占领了应用文，它的任务不算完成。因为现在学生只知注重纯文学的创作，将论学论政的杂文学列在第二等，将应用文不列等，所以大多数不能将白话应用在日常人事上，也无心努力于它的程式化。他们不长于也不乐于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一半也是这个缘故，这样学习白话的写作，是不切实的。(22)

    事实上，中学生专重纯文学创作、忽视应用文训练的不良偏好并不能只让中学生负责，这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国文教学直接相关，与胡适等纯文学教学的教育理念不无关联。郭绍虞也认识到“文言文之所以有其残余势力者即在社会上犹有应用的需要，而新文艺尚不足以应付这需要的缘故”。(23) 郭绍虞又进一步指出文学发展史上的通例，他认为：

　　大抵文学史上每一种文学革新的运动，方其初，无不注意在应用方面，但是此种革新运动之成功却不在应用而在其艺术，在其文艺的价值；到最后，使此革新运动奠定其巩固的基础者，则又必适合应用的需要，才能说此种运动的成熟。(24)

    新文艺/白话文在文艺上的成功的确有目共睹，但要真正走向成熟必须走上应用的路径。事物的发展总会让人始料不及，当初提倡白话文学运动、废文言倡白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通俗教育的普遍推行，倘若新文艺不能尽快走上应用的路径必将影响这一目标的实现。到了40年代，许多教育界及新文学人士清楚地看到了白话在应用方面的缺憾，叶圣陶认为国文的含义比文学要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叶圣陶通过重新界定国文教学的内涵批评了“五四”以后偏重文学的国文教学思路，他认为这一教育思路与五四以前的传统国文教学如出一辙，“‘五四’运动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 ‘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就偏重文学这一点来说，以上两派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25) 认识到这一缺憾对于白话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至关重要。

    需要提及的是，近人高凤谦对于文字早有分类，“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要，寒之需要，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26) 高氏应用文字和美术文字之分，即是后来的应用文体和纯文学文体之别。这种文体分类承续着六朝以来的“文笔之辨”，成为以后许多文人学者普遍接受的文学分类观念。依照高氏的看法“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言：“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27) 从这些论述中，明显看到高氏的文体分类主张美术文仍存高古、仍用文言，而应用文只求达意、可以俚俗—— “吾谓应用之文字，但求能达其所见，可以喻之他人，斯亦足矣。虽或间以俚语，杂以讹字，苟与义可通，犹无害其为用，固不必深求也。”高氏对于应用文的降格以求自有其普及民众教育的文化情怀，但也透露出一般士人对于应用文体的相对漠视。这种观念也为“五四”时期的蔡元培所分享，对于国文的将来，他充满自信地宣称：“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是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的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后的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只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新的色彩，所以宜于白话。”(28) 事实上，3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发展恰恰与蔡元培的有些看法迥异，新文学创作走上了白话语言的道路，报纸、公文中的应用文体语言却依然是浅近的文言，这是新文学提倡者所始料不及的。新文学刚刚发动之日，钱玄同的《论应用文亟宜改良》、刘半农的《论应用文之教授》二人的关注焦点首先是应用文体，这与胡适首先从诗歌创作实践打开一条生路显然有别。刘半农关于应用文与文学文的比喻颇值得玩味：“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有两个比喻： (1)应用文是青菜黄米的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个肥鱼大肉； (2)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的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会场上大出风头的一英里跑。”(29) 蔡元培后来另一篇文章中论及国文时说道：“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30) 把二人对于应用文和文学文的表述放在一起，你不能不感受到二人对应用文体的看法惊人一致，应用文和文学文之间仿佛有了有初级和高级的价值等级区隔。这种思想可能也多少影响了学生的选择，加之当初白话文的发展于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发展缓慢，教材编写对于应用文选材就相当困难，学生不喜欢应用文就在情理之中了。对于这种状况，做过多年中学国文教师的朱自清深有感受：“课程标准里定的说明文和议论文的数量不算太少，但适当的教材不容易得着。……教材里所选的白话文说明文和议论文多半是凑数的。学生因为只注意创作，从教材里读到的说明文和议论文又很少合他们的脾胃或程度的，也就不愿意练习这两体的写作。”(31) 正是白话应用文的训练不足，为文言留下了应用的空间。

    尤其在政府的公文中，文言的使用更为普遍。1927年6月11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公文程式条例》中，曾有“公文书得用语体文，并得分段叙述，使用标点”的规定，但并未认真贯彻实行，而且在五个月以后再次公布《公文程式条例》中又把这条删去了。(32) 因而，即使到了白话文学风行的40年代，当时的报纸社论或国民政府的案牍文告，文言色彩仍相当明显和普遍，有的文告甚至无新式标点。关于应用文乃至政府的公文布告采用语体文的问题，1923年第九届教育会联合会议，北京教育会曾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议案：“建议教育部，并请咨行各部院转饬全国各机关，所用公文布告，一律改为语体案。”(33) 可惜，这一议案并没有采纳。1925年10月，在长沙举行的全国教联会上再次提出该议案，仍未通过。既然社会上应用的公文仍坚持文言，这很容易给攻击白话文者以口实：

　　语体文在社会上就没通行。你们看，上自宪法法律政治公文，下至合同契约日用便条，那一件不是用文言去写？现在凡用语体文写的东西，多半是浮浅的创作或小说，这些都是不合于应用的哟！不是我们要反对语体文，实是语体文自己没站在不叫人反对的地位上。(34)

    这的确打中了白话文的要害，当时的白话文推行者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对国语推动的阻碍：“国语文不能见信于社会，不为一般社会所欢迎，官场文字都用文言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一般民众，日常接触的文字，除信件便条而外，便是告白公文等，他们见这些都不改用国语文，自然就会怀疑国语文了。”(35)

    三 “抢救国文”与文言教学

    1942年年底，文学批评史家罗根泽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的国文试卷评阅工作，他对答卷中所反映出的高校毕业生国文程度之低、写作能力之差颇感震惊，于是为当时的《国文杂志》写了一篇《抢救国文》的文章，发出了“抢救国文”的“惨痛呼声”。罗根泽在文中列举了试卷中的“妙文”七例，以证明“抢救国文”已成燃眉之急，他认为“抢救国文”必须从中学开始，并提出了具体的抢救办法(36)。应该说，这一呼声仍是30年代“中学生国文程度”讨论的延续。

    罗根泽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不久，《国文杂志》第2卷第3期发表了陈卓如题为《从“抢救国文”谈到国文教学》一文。该文首先对国文考试中的文言试题大胆质疑，已经触及到国文教学中的文言问题。叶圣陶也著文参与了“抢救国文”的讨论。叶圣陶根据罗根泽列举的几例“病文”，认为这也反映了学生阅读能力的不足，指出一个现代青年应该养成文言文的阅读能力，否则“就闭塞了一条获得经验处理生活的重要途径(我不说唯一途径)”。由此，叶圣陶谈到国文教学的“阅读材料和方法”问题，“国文教材有示范与供给材料的作用，对于学生的思想似应多负一点责任”，(37) 所以阅读教材应慎重考虑。叶圣陶从阅读、写作两方面透辟分析了国文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彻底摆脱八股精神的时代使命，为抢救国文指明了路径。

    伴随“抢救国文”的讨论，必然要涉及中学的文言文教学问题。无论是摇头慨叹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还是痛切呼吁要“抢救国文”，讨论者的着眼点似乎都集中在“国文根底”——古文基础或国学根基上。因而，中学文言、白话的教学目的及教材编制等一时成为问题讨论的中心。

    自从白话文引进国文教材，国文领域中白话、文言的较量一直或明或暗地进行着，这一较量在3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界的复古与趋新思潮中更为显明。到了40年代，国文教学中文言与白话的编选比例，在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标准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尽管个别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或偏重文言，或纯选白话，即使有些争论也无关大局，此时文化复古的读经之声早已不再，文化保守和文化趋新人士对于文言/白话的紧张，显然趋于缓和。1937年全面爆发的抗战进一步激发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族意识，保卫本位文化、民族文化的呼声在某一层面也改变着趋新人士对于传统文化及文言的过分负面的看法，即使是保守者也领略到了白话文在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方面的积极作用。实质上，自从1932年以后初级和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目标特意增加一项“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的文化，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38) 这与“九一八”事变之后造成的民族危机意识不无关联，该项目标一直延续到1948年修订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39)

    “五四”时期文言/白话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在40年代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关于国文教材中文言、白话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教学文言的目的何为？应该选什么程度的文言？文言与白话的界限在哪里？

    20世纪40年代，“文言”和“白话”各自出现了一系列含义近似却又不尽相同的称谓。近似于“文言”的称谓有国文、古文、国学、古语、死语；近似于“白话”的称谓有国语、今文、语体、口语、活语。“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问意而不容易定下明确的界说。”(40) 对于这不易解说的两个概念，语言学家吕叔湘从世界各国语言和文字之间的联系及区别谈起，谈到“笔语”同“口语”的离合以及离合程度的复杂性，由此提出“语体文”和“超语体文”两个概念：

　　每个时代的笔语都可以有多种，有和口语大体符合的，有和口语距离很近的，也有和口语相去甚远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笔语……当中也未尝不可划出一道界限：听得懂和听不懂……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把一个时代的笔语(文字)分成两类，凡是读了出来其中所含的非口语成分不妨害当代的人听懂他的意思的，可以成为“语体文”，越出这个界限的为“超语体文”。(41)

    吕叔湘通过引入是否“听得懂”这一声音标准重新界定了文言与白话，通过这一界定，文言、白话的对立已不复存在，二者都是“笔语”，只不过一个可付诸耳朵“听”，一个更借助于眼睛“看”而已。最后给文言、白话的范围以新的圈定：

　　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文；其中有在唐以前可称之为语体文的，也有含有近代以至现代还通用的成分的，但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它的地位。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须用视觉去了解的。(42)

    吕叔湘对自己的这一解说应该是颇为满意的，几年之后，他又重申了这一说法：“文言和语体的区别，若是我们要找一个简单的标准，可以说：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43) 这一文言与白话的区分，颇得时人认可，孙伏园谈及中学的文言教育时也借用了吕氏的观点：“各时代的文言，是经过高度的修饰，使与当代口语距离遥远的一种语文……使作品成为看着勉强能懂、听着万不能懂的所谓‘文言’。”(44)

    既然文言、白话只是“目治”和“耳治”的不同，都是一种书面的“笔语”，因而40年代中学国文的文言与白话教学超越了此前你死我活的两极对立，获得了更为清明的理性。文言/白话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渐缓和，朱自清认为“现在(指40年代，引者注)报纸上一般文言实在已经变得跟白话差不多，因为记录现代的生活，不由得要用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现方式；白话也还是用的这些词汇和表现方式。这种情形下从一方面看，也许可称为文言的白话化。”(45)

    文言教学在40年代，成为中学生提高文化素养所必要的经典训练途径。作为新文学的重要作家，朱自清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46) 他在《经典常谈》的序言中又申述了这一观点：“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叶圣陶也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而要知道自己还得借径于文言或古书。”(47) 他主张选入中学国文的文言文教材应分两类，一类是古典的文学名著，即朱自清所谓的经典，这类只限于了解和欣赏；另一类是浅易的近代文言，供学习写作应用文的范本，“学生要学写的是报纸公文和书信的那种文言，那么作为范本的……应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蔡元培先生写的那些。”(48)

    40年代对文言教学的重视凸显了新文化和文学界关于语言的多元化观念和“新综合”倾向，郭绍虞在1941年曾经指出新文学语言发展的多种路径：“将来的白话文，可以使之偏于欧化，也可以使之纯粹应用口头的活语言，同时，也可以如我们所说，参用文言文的长处，使之既不欧化，也不纯与口语相合。这三种都不失为可行的途径，只在作者如何创造如何运用而已。”(49) 郭绍虞的这一观点可视为周作人的回声，周作人早在1936年就提出了补救白话语体的方法：“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文言也是同样重要。”(50) 40年代“抢救国文”的讨论所关涉的文言、白话问题不是同样呈现了语言观念趋向综合的思考路径么？

　　注释

　　①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载《新教育》第3卷第1册， 1921年2月。
    ② 吴有容：《统一国语言文一致的暗礁》，载《国语月刊》， 1927年2月号。
    ③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该文作于1920年3月24日)，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 1920年9月1日。
    ④ 见《中学生》第29期， 1932年。
    ⑤ 《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载《中学生》第30号， 1932年。
    ⑥ 《新课程标准与中学生》，载《中学生》第32期， 1933年。
    ⑦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载《时代公论》第110号， 1934年5月4日。
    ⑧ 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载《独立评论》第109号， 1934年7月15日。
    ⑨ 渔舟：《从我学习国文的经过谈到中学生的国文程度问题》，载《中学生》第54号，1935年4月。
    ⑩ 《关于国文程度低落问题》，载《中学生》第51号，1935年1月。
    ⑾　其扬：《一个旁观者的结论》，载《中学生》第54号，1935年4月。
    ⑿ 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载《时代公论》第110号，1934年5月4日。
    ⒀ 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载《文学月报》第5期，1939年4月。又见《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第84~85页。
    ⒁ 林语堂：《与徐君论白话文言书》，载《论语》第63期，1935年4月16日。
    ⒂ 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该文作于1920年3月24日)，载《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⒃ 何仲英：《国语底教材与小说》，载《教育杂志》第12卷第11号，1920年。
    ⒄ 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载《改造》第4卷第9号，1922年5月15日。
    ⒅ 引文见陈平原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学国文不宜采用小说》，见《中华读16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书报》2002年8月7日，又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316页。
    ⒆⒇ 陈启天：《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 1920年7月15日。
    (21) 朱自清认为中学国文“低落的只是文言的写作，白话尽管在这样情形之下，还是有长足的进展”，但“思路不清在学生写作的说明文和议论文里更为显见……不会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怎样能写许多应用的文件呢？”见《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月刊》第1期，1940年。
    (22) 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载《国文月刊》第1期，1940年。
    (23)(24) 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载《文学月报》第5期，1939年4月，又见《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第85页。
    (25) 叶圣陶：《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1940年8月18日作)，初载《中等教育季刊》创刊号，又见《叶圣陶教育文集》(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26) 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初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8月。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页。
    (27) 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初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7期，8月。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1-13页。
    (28) 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载《北京大学日刊》第490号， 1919年11月19日。
    (29) 刘半农：《论应用文之教授》，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 1918年1月15日。我文中引用的这段文字后来改为“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有两个譬喻：一，应用文是家常便饭，文学文却是精美筵席；二，应用文是‘无事三十里’随便走路，文学文乃是运动场上出风头的赛跑。”但表述的意思依旧。见《半农杂文》(第一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6月初版，第50页。
    (30) 蔡元培：《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写于1920年10月)，见《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31) 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32) 《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页。
    (33) 涤洲：《一个没通过的议案》，载《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3期，1925年6月28日。
    (34) 《杜聿成致钱玄同信》，载《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24期，1925年11月22日。
    (35) 杜子观：《官场文字与国语文》，载《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24期，1925年11月22日。
    (36) 罗根泽：《抢救国文》，载《国文杂志》第2卷第1期， 1943年7月15日。
    (37) 叶圣陶：《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载《国文杂志》第2卷第5期，1943年11月15日。
    (38) 参见吴履平主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39) 1948年的这一目标稍微做了表述上的变化：“从民族辉煌事迹有助于了解之优美文字中唤起爱国家爱民族意识，发扬大同精神。”见《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第320页。
    (40)(41)(42)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载《国文杂志》第3卷第1期，1944年4月1日。
    (43) 吕叔湘：《〈开明文言读本〉导言》(1948年)，《吕叔湘全集》(8)，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44) 孙伏园：《中学的文言教育——兼评〈开明文言读本〉》，载《国文月刊》第75期，1949年1月10日。
    (45) 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国文教学》，开明书店1945年4月版，第144页。
    (46) 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朱自清全集》(2)，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47) 叶圣陶：《教材、教法和教学效率——〈国文教学〉序》(1945年4月)，《叶圣陶教育文集》(3)，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48) 叶圣陶：《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49) 郭绍虞：《〈语文通论〉自序》，《语文通论》，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
    (50) 周作人：《绍兴儿歌述略序》(该文写于1936年4月)，《风雨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刘进才　河南大学文学院　邮编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