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  起

    中国的出版界改革开放以来进步很快，单说外国文学翻译图书的出版，就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万花争艳局面。不过，大好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浮躁和争利导致的翻译水平下降、重复出书、翻译大家的稀少等等。

为什么少有翻译大家

    记者：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现在外国文学著作出版得这么多、这么快，有些几乎是和原著同步出版，可是给人印象却是没有翻译大家。到底是书出得太多把他们埋没了，还是确实没有了像傅雷、汝龙那样的翻译大师？

    余中先：大师不敢说，翻译大家还是有的，比如在座的李文俊先生，多年来孜孜矻矻翻译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得到广泛的社会承认。但又确实如你所说，翻译界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着翻译水平的提高。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了赶出版速度，迅速占领市场，一些出版社往往让好几个译者合译一部作品。结果，文风不一样，遣词造句的习惯各异，同一个意思会有不同的表达，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合译”而不“合一”的现象。

    止庵：我们推许翻译大家时，往往不仅取决于该人的翻译水平，还应涉及所译是否名著，以及译作对中国读者的影响，这又与翻译在特定历史时期中所起的社会作用有关。举个例子，以前述最末一项而论，后来任何一位译者都难与林纾相比，但他却是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大家”。应该说，今日并非少有翻译大家，而是少有社会意义上的翻译大家。

    李文俊：其实，翻译大家过去也并不多。过去中国读书人古文底子深厚，至少，毛笔字要过得去，能用文言写作，会做旧体诗，这样的标准现在知识分子恐怕难以达到了。但在外文水平、对原作的了解、各方面的知识、对国外生活的第一手接触等等方面，后起的译者对前辈还是可以有所超越的。即使在中文的表达上也如此，今天的中文在精确、细致、复杂等方面，已较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进了一大步，这也有翻译家的功劳。改革开放以来，大师也许没出现，但优秀的翻译家还是有不少的。

是否名著重译过多

    记者：我还有个印象，现在名著的版本特别多，把读者弄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本。为什么要重译这么多名著呢？是否都想来争利润？这样做是否造成了出版过滥？

    韩敬群： 名著重译过多乃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对于那些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名著，大家确实都想占有自己的份额，分一杯羹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有些名著明明有了公认的好译本，再出新版，未必能做到后胜于前，只能造成人力财力浪费。何况国内翻译人才本来就稀缺，一窝蜂地集中到少数几本书上，必然忽视对其他重要作品的翻译。一个让人痛心的例子是：被公认为近代西方传记文学开山鼻祖的《约翰逊博士传》（英国鲍斯威尔著），内地至今没出版过好的译本，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引进了由台湾学者罗珞珈、莫洛夫翻译，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浓缩本，这个版本的译文质量只能说差强人意。

    止庵： 名著重译过多需要具体分析。原有译本译文太过陈旧，或有所删节，或所据版本不佳，另外推出新的译本，应该说是好事。但如果不能做到推陈出新，大可不必多此一举。

    李文俊：名著重译本多了一些，确实是浪费力量。不过好像也不能算是重大失误。倘若能做到让读者自己不想去买水平低的重译本，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优秀的出版家要设法使自己的出版物质量好，价钱便宜。他们还要像商人一样善于打通出版渠道。自己不下功夫，光想让“上头”拿出条条框框禁止别人做这做那，这是一种要不得的官气与霸气。

是否心浮气躁轻易出手

    记者：普遍认为，现在浮躁之风也在翻译出版界劲吹。为了求快，在第一时间占有资源，很多译者不顾忌翻译质量，匆忙出手;出版社也是萝卜快了不洗泥，这种状况当然不可能出版上佳译本。

    李文俊： 我认为“心浮气躁，轻易出手”不是竞争状态造成的，而是贪欲造成的。好像不管是《圣经》还是《佛经》，都是这么说的，它们还认定贪欲必然会给贪欲所有者带去苦果。但愿如此。

    止庵： 现在一本书从确定译介到最终出书，周期经常只有短短数月，很难保证质量。

    余中先： 当一个中国读者读一本翻译作品时，实际是在读这位中国译者用他自己的文字转达的外国原作者的文字、文体、文笔乃至文本。译者文字水平的高低，翻译时下的功夫深浅，所理解并转达的原作精髓的程度……总之，译本的好坏，往往决定了中国读者对原作的认识、理解、欣赏、认同、接受，决定了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因此，读者在购买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一定要有“译本意识”，在看过了书名和作者名之后，还得仔细看一看封面上的译者名，接下来还得看一看出版社的名字（做事认真、规矩的出版社值得读者信赖）。当然，最好还是去浏览一下内中的东西。

是否名编奇缺亦造成质量下降

    记者：这个问题是余中先先生提出来的，我觉得心有灵犀。编辑的工作确实很重要，这个环节出了问题会导致严重后果。

    韩敬群：按照常识来理解，外文图书的责任编辑应该精通外文才能胜任工作。老牌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社，都配备有素质一流的外文编辑。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萧乾、赵少侯、孙用、屠岸、王央乐诸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韩侍桁、草婴、方平诸先生等。他们不但是一流的编辑，还是一流的翻译家， 由他们来承担责任编辑的工作，图书质量当然会有保证。今天很多出版社出版外文书，未必配备了熟悉相关语种的外文编辑。即使有配置，也未必要求他们认真核对原文。所以当前的出版物，我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显著问题：学术图书怕对引文，翻译图书怕对原文。我曾读过一本名社出版的翻译书，仅下册之内，硬伤就不下百处。我还曾有机会担任一本翻译图书的二审，最后发现我所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把一审的改动再恢复为原译，因为他完全是根据中文在处理译稿。

    当然，著名的出版人、以编辑外国文学图书享誉业内的刘硕良先生，据说并不以外文见长，但他主持编辑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却成为几代中国作家与文学青年的精神食粮。刘先生的办法是完全信任、选择专家。他与国内翻译界几乎所有语种的名家都有广泛的联系与深厚的友情。这一套丛书中，他请董衡巽、冯亦代等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吕同六译皮兰德娄，罗新璋译纪德等等，都是极一时之选。

    余中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历来在编辑校订的文字工作中肯下工夫。以李健吾先生所译福楼拜名著《包法利夫人》为例。人文社的编辑提出，以前出版的李健吾译本由于问世较早，某些语言与当代语言习惯有了一定的距离。于是编辑与李的版权继承人研究，决定由出版社编辑负责核校，重新编辑加工，由李的女儿李维永审阅认定。这样产生的新本子，既保持了李健吾先生译文的原貌，又消弭了原译文中的若干小疵点，算得上是“一流的选题，一流的翻译，一流的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