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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
【时间:2009/12/9 】 【来源:《朱自清全集》第二卷 】 【作者: 朱自清】 【已经浏览4226 次】

  《高等教育》的编者将朱孟实先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抄给作者看,让作者写点意见;因为作者是参加拟定这个选目的六人之一。 这个选目是去年六月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编选会拟定的。编选会的主席是魏建功先生。关于这个选目和这个会的正式说明,自然该由魏先生担任。本篇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对于编选会的了解如有错误,作者当自负责任。

  朱先生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于大一国文的意见。作者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先生希望大学生的写作能够“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这似乎只将朱先生所谓语文训练分成两方面看,并无大不同处。但从此引申,我们的见解就颇为差异。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别的科目凡用到国文的,其实也该分担起语文训练的责任。——不过在一年的国文教材里,物、我、今、古,兼容并包,一定驳杂琐碎,失去训练的作用。要训练有效,必得有所侧重;或重今,或重古,都有道理。重今以现代文化为主,全体语体文,必要时也可选一些所谓“新文言”(例如朱先生所提到的《大公报》社评)。翻译的语体文或新文言,明确而流利的,也该选,而且该占大部分。重古以文学典故为主,所谓历代文学的代表作。

  重今的选本可以将文化训练和语文训练完全合为一事;用朱先生的语词,便是将“立本”和“示范”合为一事。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办法,也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办法。可是办不到。一则和现行的中国国文教材冲突,二则和现行大学国文教材也冲突。无论哪个大学都还不愿这样标新立异。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的原故。重古的选本有久长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但不能达成“示范”的任务。周秦文也罢,汉魏六朝文也罢,唐宋明清文也罢,都和现行的新文言相差太远。而一般人所期望于大学生的,至多只是能够写作新文言;那些文学古典既不易学,学会了也还不是应用的新文言,自然便很少有人去学了。那么,这些古文又怎样能示范呢?其实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文体,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层,他的《常识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照作者的意见,青年人连新文言都不必学,只消写通了语体文就成(西南联大一年级学生就限作语体文)。无论如何,重古的选本不可避免的使阅读和写作脱了节。多年来大学师生都感到这种困难;只有让学生课外阅读语体文的书来弥补这语文训练的缺陷——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收录语体文,是比课外阅读进了一步。

  部颁大学国文选目的“编订要旨”只从了解、欣赏、修养三方面说,不提发表方面,正为了不能兼顾。编选会对于大学国文教育目的却有这一方面的议决案:“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大家的意思似乎也觉得大一学生只能继续练习语体文或新文言,而选目中的文字不能示范,所以编订要旨只从阅读方面立论。这种牺牲可以说是“实逼处此”。这个选目是重古的,而且侧重周秦两汉,如朱先生所 指出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学古典太多,一年的教材里还是不能兼容并包,还非有所侧重不可。那么,侧重唐以前呢?还是侧重唐以后呢?这就到了第二个原因了。现行的高中国文教材,周秦两汉文入选的并不少,唐以后文更多。为连贯起见,大学教材自然应该侧重唐以前文。至于学生了解力远在教材的标准之下,确实事实。作者觉得这由于中学教材太高深和中学的教学太马虎之故。教学方面,现在不论。教材方面,编选会拟定的那个选目,一面固然求与中学教材连贯,一面还有矫正的意思。编选会拟定的选文标准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正是注重连贯。但必要时初中国文里已经见过,这个选目里也收入。例如《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学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连贯起来。这里有一种作用,这个选目虽然侧重唐以前文,尤其侧重周秦两汉文,可是都尽量选那些词句比较容易懂的。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画。

  朱先生希望大学生“有藉注解而读群经诸子,不藉注解而读两汉以后散文,而略通其大意的能力”。编选会的希望大概也只是如此。大家议定选文有注释:一、“有 旧注用旧注;旧注多家,采用通行者。可以删补,务求明确”。二、“无旧注者,加简明之注释”。注释就由编选人分任。作者的理想是用语体文注释,但一时不容易办。照现在所定的,如可以勀期完成,也未尝不好。至于周秦文词句上有些问题,至今还无定论,旧注也靠不住,原是事实。不过在大学一年级学生,只须“略通其大意”就成;那些问题,应该指出,却不必深究。讲解也以讨论大意为主,不致多费时间。朱先生说一篇《离骚》“至少也要十几个小时的讲解”,其实若印出注释,上课时只讨论大意为主,四小时也尽够了。选目中各文,篇幅多较长。这因为向来选录古书,多加删节,不免散碎。这次所选,以全篇为原则,意在使读者能够得着比较完整的印象。篇幅既长,注释就必需印出,讲解也必需以讨论大意为主。

  朱先生主张多选近文,以为“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据作者十余年担任大一国文的经验,这句话并不尽然。一般学生根本就不愿读古文;凡是古文,他们觉得隔着他们老远的,周秦如此,唐宋明清也一样。其中原因现在无暇讨论。作者曾见过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但这办法似乎太偏窄,而且其中文学古典太少。再说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就现阶段各级学校的国文教材看,作者觉得部定的大学国文选目可以说是占住了适当的地位。但作者并不以为这是百年大计。上文所谓重今的选本也许有一天会取重古的选本而代之的;那一定在初高中的教材根本变革以后。这里倒可以谈一谈选目中没有语体文的问题;这是朱先生文中提及也是许多朋友常问及的。编选会的前身是二十九年一个谈话会,作者没有参加;那次会里拟了“生人不录”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可是事实上影响很大。因此初选目录中只有三篇语体文,鲁迅先生两篇,徐志摩先生一篇,是两个人选的。编选会开会时,既然侧重唐以前文,现代语体文自然就不被大家注意。作者曾经提出讨论,但那三篇语体文终于全未入选。大学国文的传统本不选语体文,看了部里征集来的各大学的选目就知道。西南联大开始打破这传统,也只是最近三四年的事。编选会的选目要由教育部颁行;教育部处在政府的地位,得顾到各方面的意见。刚起头的新倾向,就希望它采取,似乎不易。这回选目里不见语体文,可以说也并非意外。好在课外阅读尽可专重语体文,补充“示范”的作用。而日子越久,语体文应用越广,大学国文选目自然会渐渐容纳它的——这个我坚确的相信。

  (何二元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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