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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仲谋:从中学语文教学到大专中文课程
【时间:2009/2/7 】 【来源:香港大学《語文建設通訊》第72期 】 【作者: 香港大学中文系 施仲谋】 【已经浏览4496 次】

一. 前 言

    香港是一个中、英并行的双语社会。公事和商业上人们多使用英语,社会跟家庭里却多使用中文。学生学习中文,只有抽象的文化教育功能;学好英语,却有其实际的市场价值。因此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重英轻中,学生中文水平亦日趋低落。香港城市大学于1994年前进行的调查发现,近五成的机构主管认为属下员工的中文水平,并不足以担当与中文有关的工作,并指出政府多个部门印发给市民参考的“服务承诺”小册,在行文上也不乏语意不清、词不达意等毛病。[1] 至于报章、杂志等的自铸新词、语言污染,实在令人扼腕。

    本文拟先剖析香港的语言环境,作为背景材料。然后探讨中学语文教学的发展和困境,研究其效果不彰的症结所在。文章进一步分析大专实用中文和普通话教学的特质,并探讨其发展方向。末附结语,冀为香港学校的中文教育进一言。

二. 两文三语下的语言环境

    语文学习与语言环境的关系非常复杂。香港学生的家庭用语主要是各种粤方言,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同时学习中文和英文。学校和社会各个行业的用语,则按不同阶层或不同场合而使用英语或粤语﹔近年来中国贸易发达,普通话流通也渐广了,因而有所谓“两文三语”的出现。至于语文教育方面,香港的中文,说的是广州话,但写的却要求符合现代汉语的规范,形成说的和写的出现了分歧的情况,这也是汉语各方言区共同的现象。现代汉语各方言区的人日常都说方言,但是学校的语文课程,无论听、说、读、写,却都是标准现代汉语,因此有大语言环境与学校语言不配合的问题,影响了学生的语文学习效果。

    学习一种语言的动机,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是看该语言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方面的实用程度如何,这是从表层结构而言,是社会实践因素在起作用﹔二是看学习者对该语言背后的文化是否有认同感及是否以掌握该民族语文为荣,这是从深层结构而言,是民族文化意识在起作用。若该语文的使用范围不广,对学习者的升学和就业帮助不大,而该语文的市场价值和实用价值不高,同时学习者对该语文也缺乏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惑,学习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大。香港社会普遍“重英轻中”,中文的用途不广,语用价值偏低,而市民大众民族感也不强烈,在西风东渐和东洋风等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隔膜愈来愈深,因而中文教育的发展并不健全。此中原因,可概括为政治、经济和教育三方面的因素在交互作用。[2] 现综合分析如下:

    (一)政治方面:由于历史的因素,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殖民政府的语言政策和各种措施,对母语教育发展的障碍,是既深且广的。香港在1974年中文正式成为法定语文之前,英语是官方唯一的法定语文,所有政府的法律条文、文件、通告等,均只使用英语。公务员的聘用,通晓英语是先决条件,中文则属可有可无。即使中文成为法定语文后,也只是徒具形式,一切仍以英语为主。英语既是香港的官方语文,精通英语才可以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待遇,是晋升为成功人士的一种保障。回归以后,中文在香港的使用范围的确是增加了,但对英语的“崇高”地位,并没有多大威胁。

    (二)经济方面: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工商大都会,其生存有赖金融商务为其经济命脉。一切对外交通传讯,都以英语为交际媒介。至于各种专业,如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也都以英语为其工作语言。经济愈发达,对英语人才的需求愈殷切。人们为了生活,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纷纷舍弃中文教育,转而接受英语教育。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三)教育方面:由于政府一贯只重视英语教育,风气所趋,上行下效。社会大众普遍重英轻中,家长都不愿意送子女到中文学校学习。回归前,香港的中学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占了90%以上。回归后,特区政府曾锐意推广母语教育,规定全港四百多所中学之中,只有114所中学可以继续采用英语作为授课语言,其余三百多所中学必须改用粤语作为授课语言。但是由于学校与家长反对的声音很大,前年开始,又容许部分学校在初中阶段若干科目重新改用英语授课,高中更不加限制。至于大专院校方面,则几乎全以英语授课。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言,站在国际学术交流的立场来说,一些高中及大学采用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是可以接受的,且须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和特色。但是若干幼儿园和小学,不管学生的文化背景,而施以“全面浸濡”的英语教育方式,却是值得三思的。

    无论在回归前或者在回归后,英语在香港虽然只是第一外国语,但却受到社会超越比例的重视和巨额的教育投资。在同一社会环境下,中文无可避免地相应受到忽视,社会期望降低,学生语文水平难以提高,这是其来有自的。

三. 中学语文教学的困境

    五十年代以前,香港的中文教学无论在学制和课程上都以中国内地为标准,而内容较为简陋,步伐也较为保守。1950年,香港不再采用内地的语文课本。正当内地提倡语体文教学的时候,香港却还停留于古典文学和经史的讲授。1953年,教育司署公布一份《中文科教育报告书》,建议中文教学目标在训练学生运用母语去表达意见,并能够理解及欣赏本国文化。中文科的教学重点在培养学生:

    (一)表情达意,有查阅古籍的能力﹔

    (二)了解文学源流及著名的作品﹔

    (三)欣赏中国道德文化﹔

    (四)在认识中国文化的同时,一方面能有容纳西方思想的襟怀。(页19)

    但到了1970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教学研讨会报告书》却指出:“传统上中文教学目标包括了解中国文化,培养道德观念和爱国心等项目,这似乎是其它学科的目标,部分甚至是教师或家长的责任。”因而修正了传统的教学目标,只强调语文能力训练,走进了“唯工具论”的胡同。

    1972年,中学中文科分成中国语文科及中国文学科。中国语文科为中学一至五年级的核心课程,属必修性质。中国文学科为中学四至五年级的选修科。高级程度课程的中学六至七年级则开设中国语文及文学科,供少数学生选修。1978年,教育署公布新的《中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页9),其中提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推理的能力,在当时颇具新意。但只字不提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是一派语言工具论的论调,故被斥为“不以中文为母语”、“不认知和不认同中国文化”。[3]

    1990年,政府公布了新的《中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认为语文科教学目标除了培养阅读和写作能力外,还提到培养学生聆听、说话、思维及自学能力。《课程纲要》并正式宣示﹕“借着本科的教学,启发学生的思想,培养学生的品德,增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并加强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4] 除了仍然重视语文学习的工具性质外,特别加入了语文学习的教育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1992年,“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开始实施,并成为中学六、七年级的核心科目,它强调听力、说话、文化、课外阅读等学习范畴,是香港中文教育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创新,也填补了几十年大学预科中国语文课程的空白。2000年,《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更明确地指出,语文科的学习范畴包括了阅读、写作、聆听、说话、思维、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语文自学等九个方面,这样教学目标就比较完整而全面了。[5] 不过,由于积习难返,观念不容易改变过来;而且大纲尽管写得堂而皇之,但如何贯彻大纲精神,落实具体教学,还有待时间去验证。

    此外,如教材方面,目前初中每个年级只选教20-24篇课文,篇幅太少,阅读量非常不足。而教材沿用传统文选式选文,既非按各种语文能力为单元编选教材,也不管所谓学习范畴的统整,更谈不上贯彻按个别学生能力剪裁的校本课程精神。其实,教学的成败,关键在教师。教学不能没有科研,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教学实践的理论根据;没有科研理论的指导,教学效果是难望提高的。香港的语文老师,一般任教三至四班,工作量超出负荷,再加上其它行政杂务,实在很难抽出时间从事教研活动。由于没有教学研究,没有观摩听课,老师们各自为政,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四. 大专实用中文和普通话教学的特质

    中国内地《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初中语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思想品质和爱国精神。[6] 内地要求学生在初中阶段语文能力要基本过关。反观香港方面,很多高中学生的语文能力也过不了关,更遑论初中学生了。那么大专阶段的实用中文课程,内容只是重复高中和预科阶段的基础中文教学吗?大专的实用中文教学,必须正确定位。李家树教授说得好﹕“大专中文教学不仅是跟学生做补救改正,还须符合大学的教育理念,从较高层次教导学生,如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自学研究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等。当然,也应主动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和配合学生的需求,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开拓创新。到了基础中文教育改革成功,大专中文教学就要相应地调整发展方向。大专中文课应该是中学语文课的有机延续。”[7]

    以香港大学为例,大专实用中文课程是一年级同学的必修课程,为期一个学期,约共30课时。上课形式是一节大课,辅以一节辅导课。顾名思义,实用中文课程不是中文系的语言研究课程,它以实践、应用为主。课程内容除了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外,也教授口头表达技巧、实用文类的写作和语文信息科技,而最大特色是跟学生的专业配套。每个部分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随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需要而作出调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完成一定数量的具针对性的练习和专题研习。课程结束时,要求做口头专题报告和通过期末考试。

    与必修课“实用中文”课程配套的,是“专业普通话”课程。性质上它属于选修课程,但也有一些院系要求学生必修。随着普通话课在中小学渐渐普及,未来大专院校的普通话教学,再不能停留在基础听说训练和语音知识学习的层面上了。普通话课旨在提高学生普通话的聆听和说话能力,并要求掌握汉语拼音,培养查字典、记音等自学能力。大专阶段的普通话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口语听说能力训练方面,语音知识的学习是较其次的。进行口语听说训练的时候,重点不是朗读,应该强调会话、讲话、讨论、辩论等传意技巧。进行语音知识教学的时候,重点不是那些“‘啊’的连读音变”、“迭字形容词的变调”、“轻声的调值”、“儿化韵的音变”等语音理论的探讨,而是实实在在的例子和应用,以及掌握汉语拼音,培养自学能力。

    大专普通话课程发展的方向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重视交际功能,强化口头表达技巧,并配合不同专业,以实践、应用为目的,走专业化的路线。所谓重视交际功能,即强调说明、陈述、描写、请求、劝说、推介、提问、回答等基本传意技能的训练,也包括面谈、处理咨询、接受投诉、报告、解释、主持会议等情景会话的练习。所谓强化口头表达技巧,即注意讲述、报告、演讲、辩论、批评、角色扮演、朗诵、话剧等说话技巧的提高。所谓配合不同专业,即指商业、贸易、法律、教育、房地产、工程、医学、牙医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范畴内的专业词汇的学习,当然也包括了各相关专业的业务洽谈、贸易谈判、法律咨询、病症诊断等专业会话的操练。

五. 结语

    人类知识的增长越来越迅猛,信息传播的层面愈来愈广泛,快捷、准确而高效的口语和书面语言能力,已成为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中、小学校里设置语文课,目的在培养下一代,使他们具备将来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语文能力。一向以来,学校的语文教学由于只讲唯工具论,强调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不讲文化继承、审美移情的人格熏陶作用。教材教法方面,既不以听、说、读、写各种语文能力为纲领以实施单元教学,也不讲求各个学习范畴的统整,而阅读量又严重不足。再加上环绕的是英语和广州话的语言环境,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认识,语文教学长期被压抑和忽视,效果因而不彰,这是可以理解的。大专实用中文课程如果只是高中和预科中文课程的重复或补充,这只能说是资源的浪费。在找出中学语文课程的病源后,如果教育当局与有关部门能够认清方向,兴利除弊,那么大专实用中文课程就可以重视交际功能,强化口头和书面的表达技巧,并配合不同专业,以实践、应用为目的,往专业化的路线发展下去。


    * 施仲谋先生,香港大学中文系。本文曾于香港第四届中文课程教材教法国际研讨会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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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施仲谋《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语文能力测试与比较》,语文出版社,1996年。
    施仲谋等《普通话教学理论与实践》,广角镜出版社,1997年。
    香港考试局《1983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考试报告》,1983年。
    深圳大学“广东省第八届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论文稿,1996年。

    注释

    [1] 《明报》1994年6月30日。
    [2] 王齐乐《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波文书局,1982年,页394-396。
    [3] 方镜熹《中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评议》,载《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报》第16卷2期,页208。
    [4] 香港课程发展委员会《中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1978年,页9。
    [5]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中学中国语文课程指引》,2000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1992年,页1。
    [7] 李家树《大专中文教的是什么》,载《香港语文教学策略》,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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