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谓一目了然。拥有超过两亿学生和一千万以上的教师，如此庞大的规模，意味着中国教育体制塑造了中国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教育对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中国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无疑也将备受人们的关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对中国教育的进展表示浓厚的兴趣。但是，关于中国教育的各种论文能否让阅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或者说，这类论文又能向大家揭示什么关于中国社会未来状况的真知灼见呢？坦率地讲，很少有论文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连续阅读中国教育期刊长达20年的外国人，我认为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

    在我看来，就方法而言，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由上到下"的理论视野，而且常常在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内部交流中进行。不久前，《教育研究》发表了一篇综述，其中便清楚地指出"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郑日昌、崔丽霞：《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载《教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7-21页)。换句话说，多数论文所表达的内容都是作者根据一些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得出的主观意见，最后的结论往往也在意料之中，不外是告诉你中国教育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当然，当代中国教育研究也有某种令人欣慰的倾向，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统计学方法被引入教育研究，并且呈现出日益完善的趋势。很明显，可以将此倾向看成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但是，必须指出，其中所使用的基本数据和概念框架仍是来源于行政机构。从近年来掀起的"素质教育"浪潮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主管部门决定实施"素质教育"，于是研究人员就以"素质教育"为题，写了大量的文章，涉及素质教育的定义、如何落实素质教育等等。总之，几乎看不到从教育消费者包括学生和家长的观点出发，来分析教育问题的论文：他们怎么看教育？当他们计划未来时会考虑什么？促使他们作出选择的动因又是什么？就素质教育而言，不同的学生是如何看待它的？对于知识基础及社会背景明显存在差异的广大学生来说，教育上的变革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能够激发阅读兴趣的毋宁说是那些按照"从下到上"的视角写出来的中国教育论文，这样一种视角也许可以大大改变人们对于既定问题的常规看法。以中国农村职业教育为例，自1949年(包括之前)以来，为满足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中国在建构农村职业教育体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于五十年代末的农业中等学校、文革时期的开放学校以及八十年代的农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与之相对应，在这几十年中，诞生了成百上千的关于农村职业教育的报告与论文。阅读这些著作之后，读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职业教育为中国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娴熟的劳动力。然而，根据我在九十年代对山东农民的一系列访问，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农夫、木匠、铁匠及其他技术人员全都是民间学徒制的产物，有的是拜亲戚为师，有的则通过向外乡人学习，甚至乡村教师与医生也是在实践过程中造就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接受系统的职业培训。由农业学校培养出来的那些人才，虽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并且也能学以致用，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因为觉得自己比其他村民更有文化，纷纷离开农村到非农业产业中寻找机会去了。

    言外之意，各种研究报告并没有如实地评价农村职业教育的作用，不仅没有，反而给人们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很明显，如果想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技能，就必须深入了解农村本地的学徒制以及在实践中学习的习惯，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使这些教育形式更好地适应今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但是，据我所知，从未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由此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农村许多古老的手艺逐渐衰微甚至消失，与此同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被用于劝说村民，使他们相信接受农业中等学校或职业学校的正规教育是一件好事，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多利益，村民们自然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劝说上这些学校。

    但是，1992年，山东农村的"田野工作"以及村民访谈完成后，我把上述那些发现告诉给一位中国同行，这位教授的反应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他说："真是可惜，你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和大字不识的村民闲聊，你直接去找当地的教育局多好！他们会给你一些报告，这样你很快就能知道当地的教育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一项研究计划的起点在"主管部门"那里，或者说城镇里的管理人员早就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么还要教育研究干什么？即使研究者从上百个乡村收集了数不胜数的数据，并用最先进的计算机程序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他或她最终也只能根据主管部门既有的了解做出结论。

   最后，如果要我以一句话来表达我对《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这份被寄予厚望的新集刊的良好祝愿，那就是：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中国数以亿计的平凡人物的声音，尤其是学生、家长以及普通教师的声音，让我们透过他们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

    (作者：Stig Thogersen(中文名：曹诗弟)，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集刊国际编委。此文是作者为集刊第2辑(即出)而作的学术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