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朱自清先生语文教育的长期历程，形成了他独特的语文教育观：在语文教学方面，他特别强调要过语言文字关，强调基本功的训练；他主张把高中语文教学和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整体来看待，并注意两者之间的衔接与区别；他认为中学语文和大学国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对学生进行两种训练———语文训练和文化训练；他还特别注重学以致用，强调各种应用文写作训练的必要性。朱自清先生这一教育观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关键词 语文教育 语文训练 文化训练 学以致用
一
朱自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学者和民主战士，朱先生也是一位知名的“有良心的教育家”，①“就语文教学方面说，他真是个全才。”②朱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即在江浙许多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多年，③后又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大学国文”和其他文学课程长达二十年之久。④教学实践时间长，经验丰富。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参加当时教育部组织的语文教学课本编写与大一国文选目工作，直到逝世前，⑤还与吕淑湘、叶圣陶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与《开明文言读本》。⑥朱先生对当时全国语文(国文)教学情况，可谓了如指掌，知之甚深。与此同时，朱先生还根据语文和国文教学情况，深入研究，及时写出40余篇论文，⑦对语文和国文教育问题，从远景规划到具体措施，从教材选目到教学活动，乃至课外阅读指导等等，无不论之详尽，评之有理，适合语文教学特点，为提高语文和国文教学质量和水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昆明还创办了《国文月刊》，又在北平主办《语言与文学》周刊，⑧借这两个刊物宣传语文教育思想，推广语文教学经验。在朱先生短短的一生中，很大一部分时间精力是用于语文教育方面。这在当时语文教育界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朱先生的同事和学生无不欣然称赞。重读这些文字，笔者深感朱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对改进我们今天语文教育工作，普及全民文化知识，仍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故撰文以述之。
二
朱自清先生是一位“按部就班，脚踏实地”⑨的人。他对语文教育工作，想得周到，做得具体。
其一，朱先生在语文教学方面特别强调要过语言文字关，强调基本功的训练。他认为：“对于文字的了解必须加以强制学习的训练。”要做到这一点，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准备时，必须字字查清楚，弄明白。学生呢，学习时也必须字字求了解。”⑩这看来似乎平常，却讲出了极深的道理，揭示出教、学语文的基本规律。因为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或文章都是由字、词、句组织而成的，读者接触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语言文字，它是思想的外化，情感的载体；只有打通语言文字关，确切地分析了语言“字义”，并且顾及到作品或文章的其它几种分析的方法，诸如“句式的形式”、“段落”、“主旨”、“组织”、“词语”以及“比喻”、“典故”、“例证”等各个方面，做到对课文的真正了解，从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句句明白，层层懂得，这才有可能触及到文章的内容，领悟作品的内在意蕴，解读作者的心意，这是“中学国文课程中重要的训练过程。”⑾这些要求无疑既是学生的基本功，也是教师的基本功。我们今天的中学乃至大专院校的语文教学无论如何改革，岂能离此基础!不过有的做得比较好，有的做得还很不够而已。
为做到真正“了解”，朱先生还主张好的课文应当“熟读”。提出“熟读的功夫是不可少的”，⑿如苏轼所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做到“百读不厌”，“乐意接受。”⒀这是对课文更深一层的了解乃至欣赏。熟读之外，还要能背诵，会默写，甚至有目的的去“拟作”。据朱先生的学生回忆，他无论在中学还是大学教书，这方面要求很严，以致有些学生害怕选他的课，担心完成不了功课，适应不了他的严格训练。而他自己则始终勤奋好学，身体力行。根据教学和研究的需要，他曾背诵过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抄录注释名家诗作，拟作旧体诗词，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诗课”，作为一个国文教师必备的基本功训练的项目。这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或文学教师来说，同样是重要的。象首先倡导在大学中文专业以外恢复“大学语文”课程的、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就认为：“语文课的内容丰富多彩，应该教得比任何课程都生动。好的作品要背诵，做到书声琅琅，以加强学生的记忆。”⒁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朱先生还说：“理想的教师不但想到学生的耳朵，还想到他们的脑子。他得先将自己所要讲的仔细想过，再和学生认真讨论，即使面红耳赤也无妨。也得让学生认真多读书，养成他们自己的判断力。”⒂我们今天提倡的启发式、点拨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要求充分调动课堂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变被动为主动，使大家在有限的时空内各抒己见，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潜在能力，与此正是不谋而合。这对于那些专门传授知识而不主张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师来说，也是有力地鞭策。
其二，把高中语文教学和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整体来看待，并注意两者之间的衔接与区别，是朱先生又一个重要的语文教育观。我们在教授大学语文课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学生不全明白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有什么联系与区别，以为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是一回事，甚至有些教师也忽视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朱先生的见解值得我们很好地注意。朱先生曾在中学教过书，积累了丰富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1925年后他担任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依然时时关注着中学的国文教学，特别在如何引导学生尽快地适应高等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譬如，在读文学名著方面，他主张中学生应多读好的选本。他说：“我想中学生念国文的目的，不外乎获得文学的常识，培养鉴赏的能力和练习表现的技术。无论读文言白话，俱是如此。而读选本实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⒃这就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这里所说的选本“是指用心选出来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而言。至于随手检阅而得，只要是著名的人著名的篇，便印为讲义，今日预备明日之用，这是碰本，不是选本。”⒄对此，他提出了初中生可以按叙事、写景、议论三类选；高中生用分家办法，并全选文言，等等。他的这一主张，在实践过程中不仅扩大了中学生的阅读面，培养了他们的鉴赏力和表现力，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预备功夫，而且，为后来进入大学文科系统地学习文学专著，学习中国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对那种专抱课本以应付考试或专看小说、传记文学一类作品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做法，显然不是语文教育者所应提倡的。语文教育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只有多读多写多看，方能达到训练的目的。另一方面，朱先生与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积极参加“大学国文选目”，编辑教材，拟写教案范文等具体工作，并把他们与中学语文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中明确指出：“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的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⒅他后来参编《开明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虽然此项工作尚在完成之时，他就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事业而逝世了，但他的主张和他的工作得到了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充分肯定，并沿着他的足迹继续探索。他与叶圣陶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两部类似教案范文的
书，就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广泛的重视。
其三，要求把语文训练和文化训练结合起来，这是朱先生针对大学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之间的区别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明白，语文是文化载体，中学生重在语文基本功的训练，而大学生重在语文的文化意识的培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当各有侧重，不可偏颇。他在与朱光潜先生讨论此问题时着重指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光潜)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论“选本”，论“选目”，论“选案”，都高人一筹。他曾用流畅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写出了“对于古典教学极有用处”⒇的著作———《经典常谈》，这部书以介绍我国文化要籍为主，实现了语文训练与文化训练的完美统一。他在该书《序》中指出：“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21)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讲得更明白：“过去的典籍，我们阅读它，研究它，可以得到古代的学术思想，了解古代的生活状况，这便是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认识的任务，你多读文言，多研究历史、典籍、古文，这阅读工作的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22)这一观点被当代许多学者所认同。匡亚明先生就认为：“语文教师的任务不光在于传授语文知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23)徐中玉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工作，他在“自学考试应用专科”《大学语文》编写说明中指出：“对大学生来说，不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应具有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较多知识，对本国文化精品的一定修养和鉴赏能力。”他还说：“现代大学生作为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接班人，只有努力学会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代意识的角度研究把握这些文化精品的深厚的内含，才能在中等学校阶段的语文课程基础上又提高一大步。”(24)而文化又是个大的概念，如任继愈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是个整体，浑然一体。如果面太窄，就无法继承古代文化传统。”(25)从实际着眼，要继承古代文化传统，只能从中学、大学语文训练和语文教育开始，否则，是难以达到目的的。
其四，朱先生在强调语文训练与教育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学以致用，强调写作训练的必要。朱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明确地区分了“写作”与“创作”的不同，主张多“写作”。他在昆明中法中学一次讲演中告诫大家：“你必须了解‘创作’与‘写作’的性质是不同的。自五四运动以后，许多人都希望成为一个作家，可是在今天，我们能看见成功的，出名的，确是寥寥无几。推究失败的原因，是到处滥用文学的感情和用语，时时借文字发泄感情，文学的成分太多了，不能恰到好处，反而失去文学真正的意义。”(26)既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文学家，而写作对于受过语文教育的几乎人人都有可能，都有必要，那就应该多写作。这样做更贴近生活，更能发挥语文教育的实际效用。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认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是以语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么该如何进行写作呢?朱先生教导大家：“初学写作，似乎该从广义的散文下手。先把话写清楚了，写通顺了，再注重表情，注重文艺性的发展。这样基础稳固些。否则容易浮滑，不切实。”(27)把话“写清楚”，“写通顺”，看成是语文训练的目的，是实际工作中的需要。不仅学文科，学理工医农等其他学科的，也应以此为基础。这就是写作训练的必要性。徐中玉先生曾亲切地告诉自学考生：“在学习教材之外，还能常写日记，写读书(报)笔记的习惯。多练就能长进，并不困难。很多优秀作家都是靠勤学苦练才成功的。”(28)这与当年朱先生的见解是一个意思，也是许多学者的成功之道。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还进一步向大家介绍他自己写作与教写作的甘苦与经验，对语文教师如何训练学生写作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训练学生写作而不给他们指示一个切近的目标，他们往往不知道是为了给谁读的。当然，他们知道写了是给教师读的；实际也许只有教师读，或再加上一些同学和自己的父兄。但如果每回写作都是为了这几个人，那么写作确是没有多大趣味。”因此，他提出训练学生写作，应该让学生有“假想的读者”。这“假想的读者”应该指最广泛的读者群；只有读者接受了，认可了，才能承认你的劳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假想的读者。”(29)这真是精辟的见解。
上述朱先生语文教育观的几个方面，是互为因果，相互联系的，其基本思想是将语文教育与人生态度溶为一体。他强调基本功的训练，过文字关，强调多读书，读好书，读典籍，这些正是要培养学生古代踏实的作风和进取的精神。他要求学生不仅要了解今天，还要了解古代文化，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在写作要求方面也体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0)今天，我们说“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也应该把朱先生的言行落实在我
们具体的语文教学过程中，以求收到实效。
三
朱自清在语文教育方面，何以能够提出如此完整而周密的计划和措施，并能身体力行收到预期的效果呢?
朱先生的老朋友、老作家、后来又一同致力于语文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教育部部长)的叶圣陶先生，在朱先生逝世不久(1948)曾写过《悼念朱自清先生》一文，刊登在《国月文刊》上。文章说：
他兼有中学及大学的教学经验，根据他的经验制定语文教学的方案，自然不会好高骛远，闭门造车而不合于辙。他兼有新旧文学的修养，凭籍他的修养讨论语文教学的内容跟方法，自然能够深知甘苦，不会畸轻畸重，偏于一端而不切实际。除了文学造诣之外，他又富于研究的精神，因而解析语文教学的问题，更能够深中肯綮，剖析入微，不至于流于空疏，类似戏论。除了本国语文的修养之外，他又有外国文学的精深的造诣，因而对于语文教学的研究，更能够多有比较，相互贯通，不至于抱残守阙，拘墟短见。朱先生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就语文教学方面说，他真是个全才。(31)
在这里，叶先生明确指出朱先生在语文教育方面所以成为“全才”，取得卓越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朱先生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中学及大学的教学经验”；二是“新旧文学的修养”；三是“富于研究的精神”；四是“外国文学的精深的造诣”。老友相知甚深，分析极为精辟，评论中肯，切合实际。读过《朱自清全集》的人，都会深刻地感受到，朱先生为人、治学、教学方面都极其认真。在文学方面，无论中外，无论是古是今，是创作还是理论，他都有着深厚的坚实的基础，广博高深的修养，且勤奋钻研，长期坚持教学实践，和学生打成一片，对教与学两方面情况深为了解。因此，他对语文教育方面诸多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无不出于深思远虑，有的放矢；也因此，朱先生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他的教学才能乃至成就才会卓著而出众，他的语文教学经验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实际的指导意义。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主体起主导作用。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教好学生，做好语文教育工作，首先就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自己具有全面的素质，即在品德、知识、能力、技能、身心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修养和才能。这样，教师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素质的某个关键环节，以提高教学效果，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在这方面，朱先生可谓示范和楷模，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今天，正当世纪之交，我们国家已经郑重制订“科教兴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决策。在这个战略决策中，科技是主导，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教师则是基础的基础。由此可见教师的地位和重要性。愿我们学习朱先生语文教育的宝贵经验，更全面更充分地履行语文教师的职责，为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①⑨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文讯》1948年第九卷第3期。
②(31)叶圣陶《悼念朱自清先生》，《国文月刊》1948年9月第71期。
③⑤⑥⑧参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1925年8月——1948年8月，朱自清先生服务于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是当时知名教授。
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就收集了三十八篇。其余诸篇均见《朱自清全集》。
⑩(11)(12)《了解与欣赏》，《朱自清全集》第八卷，第346页、第346—351页、第35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3)《论百读不厌》，《朱自清全集》第三卷，第231页。
(14)(23)《〈大学语文〉序言》，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第4页、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5)《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朱自清全集》第八卷，第410页。
(16)(17)《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籍》，《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80页、第81页。
(18)(19)《论大学国文选目》，《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21页、第18页。
(20)叶圣陶《朱佩弦先生》，《朱自清论语文教育·代序》，第1页。
(21)《〈经典常谈〉序》，《朱自清全集》第六卷，第3页。
(22)(26)《怎样学习国文》，《朱自清全集》第八卷，第443页、第44—445页。
(24)(28)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第1—2页、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5)任继愈《学术界要自重、自爱、自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5期。
(27)《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第484页。
(29)(30)《论教本与写作》，《朱自清全集》第二卷，第46页，第45页。
[作者 芜湖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 何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