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当然也有联不好的,像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等等在西安组成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散伙了。因为那几个学校本来就是不一样的,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抗战后期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发牢骚,说:“联合不起来,联了也得闹事。”于是有人提出来:“西南联大联合得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当然,这也许是开玩笑。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长于学术,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二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输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师范,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而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连砖都没有,都是夯土打垒,是古人所谓的“板筑”吧,窗子没有玻璃,支几根木棍子在那儿就作为隔断了,幸亏昆明天气好,不然天冷受不了的。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画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43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42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锺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马录),都是刚回国。徐宝(马录)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画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铉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老些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蒋梦麟校长、胡适文学院院长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锺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发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把他抓了起来,后来经蔡元培、吴稚晖等等元老保释,才把他保出来。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的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锺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篯,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虽然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军一样,下运动场的时候必然想着:“我一定能超过他,我一定能打赢他。”如果一上来先自己泄了气,“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还怎么可能打败别人?科学一代一代发展,总是后胜于前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所依赖的基础不同了,我们之所以比他们高明,是因为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他的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学生听老师讲一堂课不就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嘲笑牛顿。任何学术都应该,而且必然后胜于前,尤其对于那些有才华的人,他的眼界应该比前人更高,我想这些地方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脚下,那就永远也超不过他。自惭形秽的人,如我,大概永远不是有为的。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学数学的,后来是世界级的权威了,可是对哲学极有兴趣。联大的生活圈子非常小,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记得一天晚饭后,我们照常去翠湖散步,那天天气不好,眼看就要下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聊到兴起时果然下起了雨,那就任它下吧,结果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浑身都浇湿了,跟落汤鸡一样,我说:“这次我们也过了一回哲学家的生活。”那晚我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帝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说他会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是他接下来又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浮士德》里有个魔鬼,它的原型是歌德的朋友Merck。Merck非常之聪明,可是一个人太聪明了,以致把一切事情都看透了,也就做什么都没趣味了。我觉得王浩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你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后来又是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都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30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Hvmr合演了《呼啸山庄》, Laurence Olivier和Joan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一二·一”民主运动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的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19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人,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二小姐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西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曝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积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多年的一口怨气。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19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曾听说过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地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作“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作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这在无形中给联大的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学生运动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迫不及待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调到东北,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了,所有电话线掐断,请他到重庆去做官。后来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还有过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实际是挂个空名而被软禁。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征做云南警备司令,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闹,所以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想把共产党消灭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缴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
这次罢课是最久的
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四个人,三个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刚到昆明时,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学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态度还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那种民主斗争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 1946年3月17日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作了汇报,终于换了警备司令关麟征。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朴先被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1945-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