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慕课”：核心理念、实践反思与文化安全》第三部分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众所周知，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人们一直存在争论。应该说，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国家安全问题就成为各民族国家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然而形成高度的国家安全自觉并将之上升为理论层面的深层思考，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美国在1947年率先制定了《国家安全法》，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自此国家安全作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逐渐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国家安全学。此后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国家安全进行了界定。有的认为国家安全是民族国家保护其内部社会制度不受外来威胁的一种能力（如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关系百科全书》）；有的认为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能力体现，国家安全不仅包括防止外来威胁，也包括保持国家统一、领土主权完整，还包括维持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合理关系及其交往边 界（英国学者布朗，《思考国家安全》）；还有人认为安全本就缺乏确切的含义，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况下总是会赋予安全以不同的具体指向，所以国家安全不具有明确的、普适性的含 义，如 布赞、费雷、杰维斯等。事实上，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在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伴随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是人类由自然共同体向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更续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民族国家由建立在相近血缘、地缘基础上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等自然共同体发展而来的现代民族形式，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相应的文化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由此国家安全说到底是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的综合体，其中文化安全关乎民族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血脉，政治安全关乎民族国家对内政权稳定、对外独立自主的政治基础。然而，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国家间交往深度的拓展，国家安全的外延开始越出政治、文化范畴而延伸至方方面面。对此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可见，即使在新时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照下，文化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保障。“慕课”作为发端于西方国家并由其主导的在线教育形式，裹挟着西方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及国民教育立场。因此，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目的和文化诉求会不可避免地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民族文化、国民教育体系造成重大挑战。
（一）挑战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性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说到底就是要保证作为政治实体、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基本政治制度、核心价值观念等主要政治文化要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避免内外部力量的破坏、扭曲和冲击，确保民族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和国际交往中享有应有的合法性身份和高度的政治认同。当前，我国的主流政治文化是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发展，我国的主流政治文化面临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严峻冲击和挑战，多元异质的政治文化间的冲突不断。当下的西方科学技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裹挟着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技术发端于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从被投入应用开始就代表着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与思维方式，并带着推广该生产方式的使命逐渐占领全球，技术在被应用与传播的过程中背负了一定的文化与价值形态，不再具有最初产生时的中立性和自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中进一步强调：“在这种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统一，使技术越出科学领域而蔓延成一种政治言说和实践的工具，并越来越多地富于鲜明的政治色彩。如近年来曝光的“棱镜门”事件就是明证。例如目前在Coursera平台上开设的，由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教授的一门“慕课”课程《民主化进程》中，一名中国学习者在该课程笔记中提到课程中的一个知识点，“与民主政体相对的是威权政体，可以细分为选举威权（如新加坡、俄罗斯）、一党制威权（如中国）、个人独裁、绝对君主、军事统治、极权主义等。”授课教师将我国政治制度归为“一党制威权”，显然存在着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丑化我国的民主形象的问题。“慕课”作为由西方资本打造的新兴在线教育形式，是否也会成为文化领域中的“棱镜门”——不仅监控不同国家学习者的学习状况、学习习惯，更向其有选择地传播西方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及其价值观？值得人们深思。
（二）挑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对内保持各个民族之间高度一致的民族文化认同，对外保持本民族国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这两条不可分割。从前者来看，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尽管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独特文化系统，并都以此为边界形成相应的民族文化认同，但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交往中相互交融，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道德规则、语言符号乃至知识论传统，这些共同的文化特质使他们产生了多元共存、休戚与共的文化心理。正是这种心理使他们在面对世界文化交流时能够围绕保持本国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文化不但不能实现彻底的全球化，相反更加增强了各国保持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自觉努力：全球意识在发展，民族意识也在发展；现代意识在发展，地方意识、寻根意识也在发展。后发国家一直在抵御西方国家企图建立的世界共同体，努力避免通过西方发达国家各类经济和文化代理组织而实行的跨地域、跨文化的权力与自身特色的渗透。“慕课”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然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所带来的跨文化障碍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影响问题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即“慕课”能否适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新墨西哥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 Lani Gunawardena 正在合作撰写一本关于全球文化与在线教育的著作，她认为，“教育民主化固然是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是你首先要考察不同的民主类型，看看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观点放在那里，然后说这就是教育民主化”。同时她指出，在西方文化环境中，辩论是生产知识的要件，这种信念源于古希腊文明。但是，在中国，她发现学生并不需要公开辩论各自的观点，他们以协作为基础构建知识体系。那么，这对学习理解西方制造的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她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差异”，“也可能是微妙的。”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存在以西方文化消解多元文化差异的问题。Ｄwight kala Lomayesva 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在线学习项目“部落学习社区与教育交流中心”的负责人。他分析，印第安人更倾向于从团队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使得他们对“慕课”学习资料的反应有所不同。还有，美国学界和印第安人之间还有一段沉重的历史：在整个美国，印第安人一直在与挖走他们古代遗迹并拒绝归还的考古学家们做斗争。“每次 你听到他们谈起学者都是这样说，‘啊，他们在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时，也一并抢走了我们的遗产。’”
（三）挑战国民教育体系的独立性
国家文化安全的另一重要表征就是民族国家文化传承教化体系的独立性。文化是一种以特定国民教育体系的传承性存在，没有传承就不会有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而文化血脉的断裂就必然引起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主流政治文化主导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思想基础。形成于开放环境、信息社会、多元文化时代背景下的现代教育理念倡导开放对待并学习借鉴他国国民教育体系的优势经验，以深化和推动本国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引进优势资源，深化体制改革。但在国民教育体系开放的同时，保持国民教育体系的独立性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忽视的，对于塑造国民性、培养民族荣誉感和责任心具有重要意义。从主要内容上看，国民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系统，即以具体的教育形态为主的学校教育，因而，它主要是指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国民教育体系依循国民教育制度，具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功能，自身便带有一定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一方面，“慕课”课程来自世界名校，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学习者易为了获取优质资源而忽视本国国民教育中的内容，使本国国民教育失去在学生中的主导性；另一方面，“慕课”中大数据的应用也使一些相关的教育信息数据被平台商掌控，通过学习者的信息反馈能够挖掘其所在国家国民教育的特点及问题，对于本国国民教育的独立性存在一定威胁。有研究者担心这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或教育欠发达地区自身国民教育的独立性，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其凤在卸任的时候提到了五个梦想，其中谈的最多的就是通过网络课程让人们共享北大优质资源的梦想。他说：“如果我们北京大学在这方面不努力，可能有一天学生坐在燕园里上的课程是哈佛的课程、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牛津的课程、剑桥的课程……不要落伍，北京大学不能落伍。这个事情既能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也能提高北京大学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如果我说的严重一点，也许关系到存亡的问题。”
基于“慕课”对主流政治文化的主导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国民教育体系的独立性的严峻挑战，一些学者指出其背后可能蕴藏文化新殖民主义影响下的教育殖民主义。文化新殖民主义是相对于传统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而言的，传统的文化殖民主义侧重强制占有和硬性灌输，文化新殖民主义侧重文化价值观念的西化与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担忧，“慕课”的兴起会带来教育资源从富裕的北半球向贫穷的南半球单向迁移，会形成一波“文化新殖民主义”的浪潮。“慕课”打破了形式上的地缘界限，更打破了各国的官方文化壁垒，为教育殖民输出扫除了障碍，使得以美国文化霸权为主导的单极化传播体系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加之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众多世界顶尖高等学府，主导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势，使“慕课”凭借着占据全球垄断地位的高等教育的支撑，得以开展教育领域内的殖民扩张。从教育资源开放、商业运营、文化与意识形态传播等多个维度都可以看出“慕课”貌似“免费的午餐”，事实上背后可能隐含着主体的不同教育理念、文化观念和不同动机。体现在一些课程中隐含的西方式民主政治理念、“宗教至上”的终极关怀、个人主义价值导向、“西方中心”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等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文化安全、政治安全、教育安全、网络安全产生方方面面的挑战。当然，面对教育的网络化、全球化浪潮，也不能因噎废食。既要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文化挑战，也要充分发挥其对缩小数字鸿沟与教育差距，形成终身教育理念、普遍提升国民素质等方面的进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