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标题: 关键字: 作者: 全文: 【我要留言】
中 教 图
大语百科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 页 > 站长文存 > 我论大语

何二元:大学语文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早期样本
【时间:2021/11/1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466 次】
这是5月16日在高教社主办的绍兴会议上的发言,《中国高等教育》主编会上约稿,并约定由他们先发,然后可由我在自己公众号自由发表。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发,内容也有较大改动,下面是我会议发言的原稿。
 
 
提要:本文论述了“新文科”建设的四个方面问题:1.立德树人;2.学科交叉;3.中国特色;4.新新人类。重点阐述了“学科交叉”与“中国特色”两个方面,并指出大学语文一直在这两个方面为“新文科”建设打前站,留下了经验和教训,所以大学语文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早期样本。
 
这些天我研究了所能找到的有关“新文科”的资料,包括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编的《新文科建设年度发展报告2020》,概括一下,感觉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1.立德树人;2.学科交叉;3.中国特色;4.新新人类。
 
我先简单梳理一下这四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立德树人”,这个问题原来的“课程思政”就在讲,现在又成为“新文科”的课题,那必须要翻出新意。我觉得有这样两个题目,假如做好了,可以成为“新文科”的成绩。一个是专业教育。 
 
施一公说:“中国大学出问题了!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了,这是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人人向钱看了!”国家最需要的基础研究专业却无人问津,今天中国遭遇的芯片等问题不能说与此无关。这固然是“一切向钱看”的恶果,也与学生对高校专业了解不够有关,可以学学三四十年代高校的做法,大学各学院第一学年注重基本科目,不分学系(通识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第二学年起在老师的指导下分系,其中就包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教育。
 
第二个题目,仍然是爱国教育。据说清华出去的博士生,80%都不回来,都在为微软硅谷等西方大公司效力……假如世界真的实行了“普世价值”“地球村”“科学无国界”“为全人类服务”,等等,那倒也无妨,但是现实的情况是高科技成为一些国家制裁、打压别国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新文科”应该调动语文、历史、文学、美学、哲学等课程手段,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母语,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国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出去留学,学成回来报效祖国。
 
这样管住两头,一头是入学选专业,一头是回来报效祖国。高校的思政教育如果做不好这两头的工作,那么所谓“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就都只是空话。
 
第二个方面,“学科交叉”,这是“新文科”建设最重要的概念,现在的研究都集中在这一方面,等一会我要重点讲。
 
第三个方面,“中国特色”,我们现有的学科体系包括文科,主要是引进西方的产物,“新文科”就是要构建我们中国特色的文科。这一点讲的人不多,但是很重要,等一会我也重点讲一讲。
 
第四个方面,“新新人类”,或曰“后人类”,是说今天的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人脑植入芯片,成为“硅基”人(至今为止人类都是碳水化合物构成的生命体)。文科的特点是需要大量的记忆,把这些机械记忆的工作交给芯片处理后,人脑必将开发出更高级的功能。到那个时候,文科面对的虽然仍然是人,但是已不是纯生物的人了,变成“新新人类”了,那么原来的文科也要相应地变成“新文科”。——持这一说法的人不多,我只看到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东风的《新文科新在何处》,一篇是徐飞的《新文科建设:“新”从何来,通往何方》。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点超前,也许将来会真的会有“新新人类”,那时候再来讲“新新文科”也为时不迟。
 
这样简略讲完第一点和第四点,下面我重点讲二三两点,即“新文科”的“学科交叉”和“中国特色”。先讲“新文科”的“学科交叉”—— 
 
先要弄清楚“新文科”的概念,也就是这个“新”对应的是什么。毫无疑义,“新文科”的对应面就是“老文科”。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无所谓文科理科,直到上世纪初西学东渐,才引进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包括理、工、农、医、文、法、商七科,学术界称这个转变为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四部”是指“经史子集”,并不是严格的学科分类,只是传统书籍的分类。“七科”之中的“文”,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文科,不过在当时也应该算是“新文科”,所以我们不是一说“新”,就一定对应贬义词的“旧”,还可以是《礼记》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就有一个问题,说“新文科”要“学科交叉”,那么在老文科之前“文史哲不分”的传统教育不就是已经交叉了吗?那么一百年前的引进分科教学岂不是多此一举吗?现在一些文章就不自觉地陷入了这一矛盾,他们大谈中国传统教育的综合性,认为那是一种高于后来分科教学的体制——这是非常错误的。首先,传统教育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其次,后来引进的“七科”中,多数都是中国原来没有的,经过了一百多年前的引进,又经过了这一百多年的建设,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学科格局。所以建设“新文科”,绝不是要否定老文科,更不是要倒退到“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局面,而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一百多年来的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学科交融。
 
所以讲“学科交叉”,必须区分是传统教育的那种学科混沌未分呢?还是现代分科教学之后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当年傅斯年就曾批评桐城派说:“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傅斯年说:“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他甚至设想:“假如刘宋文帝时何承天等,及赵宋神宗时王安石等的分科办法,若竟永远实行了,中国学术或不至如今日之简陋。”
 
这当然只是傅斯年的一厢情愿,分科教学的现代学制是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不可能发生在封建时代。同样,学科的融合也不可能发生在学科混沌未分的年代,历史的轨迹是:首先上世纪初学科分化,然后诸学科经过一百多年的分头建设,逐渐成熟,最后迎来学科重新融合的时机。
 
这个时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似乎就出现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一个“交叉学科热”,今天我们在“新文科”建设中提出的种种设想,在那些年就已经提出了,甚至也有了成套的理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但是这个“交叉学科热”只热过一阵子就不那么热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普及计算机与网络,没有高科技的支持,人脑的功能终究有限,不能逾越学科之间巨大的鸿沟——“学科交叉”有待于更强有力的沟通手段出现。
 
于是来到二十一世纪,世界进入网络时代,各种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虚拟数字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等,学科跨界变得相对容易,学科之间的沟通成为现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可以通过“百度”“谷歌”等检索手段,轻易获取其他学科最新研究的成果。在这个时候,教育部提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建设,就非常适时。开始没有“新文科”, “新文科”是后增补的,这个增补意义重大,具体涉及到我们青年一代的母语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否则,其他种种“新什么科”都搞上去了,科学人才培养出来了,却跑出去为别国效力,岂不是为他人做嫁?
 
所以,“新文科”的“学科交叉”,包括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的交叉,它将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交叉学科热”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以上讲的是“新文科”建设的“学科交叉”问题。下面讲“新文科”的“中国特色”。
 
创建于上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学科,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套路,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实质就是“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很难框进这个现代学科的框架,因为这些学科中国传统根本就没有,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过来再说。然后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再慢慢消化,逐步改造,逐步加进一些中国的东西。
 
这其中有成绩,譬如文学方面,把西方的文学三分变为中国的文学四分。但是也还有不少的问题,譬如我们引进的语法系统,其实是基于拼音文字的,并不太适合汉语汉字,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学生本来都会讲中国话,一学语法,反而不会讲了。所以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就批评始作俑者的《马氏文通》,说:“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他设想用中国传统“对对子”的方法来讲汉语的语法、修辞、逻辑——但这仍是传统学术的做法,尚缺少现代科学的手段,因此并未能发生太大的影响。
 
到了60年代,张志公先生提出建立“汉语辞章学”的构想,这是中国特色的语文学,他写了不少文章,90年代又以这个内容给北京师范学院(即今首师大)中文系研究生讲课,其后他的学生把这些文章和讲义整理出版——或许是“新文科”建设的契机还没有到来,所以影响仍不大。
 
语言学方面,我们一直引进的是西方索绪尔的理论,索绪尔本人也声明,他的理论主要基于拼音文字语言的,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汉语,然而却仍然一直在中国语言学界占据着统治地位,对此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朋朋教授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汉语是一种“字本位”,“字思维”,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语言学,而是文字学。他不断地在网上跟我讨论这些想法,可惜我对语言学、文字学不是很懂,我相信这次“新文科”建设的讨论,一定会考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
 
总之,西方的这些学科理论可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引进到中国,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样零星的例子一定还很多,“新文科”建设就是要来一个总的清算——当然更不用说,还有我们一直以为比较先进的西方“民主”政体,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也充分暴露其弊端,这是社会科学问题,也属“新文科”范畴,也是一个重大课题。
 
以上我梳理了“新文科”建设的四个方面——1.立德树人;2.学科交叉;3.中国特色;4.新新人类。下面才是今天我要讲的正题,即“大学语文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早期样本”,主要围绕“新文科”建设的“学科交叉”和“中国特色”两个方面来讲。
 
“大学语文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早期样本”——“早期”是多早呢?我认为是从中国现代学科创建之时就开始了,这是由语文这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 叶圣陶也说:“从前书塾不象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又说:“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作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
 
一百多年前,中国引进分科教学的新学制,原来这个“大语文”里的内容,全部分化出去,一一独立成科,于是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语文这门课没有必要存在了,我们翻开语文书看,《论语》是哲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哪一个是“语文”?为什么还要语文?不过这一可能当时就被新学制的引进者否决了,1902年张之洞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一份电文里就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1904年,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也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所以,这第一种可能并没有发生。
 
于是就有第二种可能,即中国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了,但是语文的“形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即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这是任何学科的学习都离不了的。一百多年前分科时还只是说“读经”需要,实际上是任何学科都需要。于是合乎逻辑的推论,现代语文学科便成为一门“形式训练学科”。我这个观点一直遭到同行们质疑,他们说“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怎么可能有没有内容的学科?是的,任何学科必须有内容,否则无法进行教学。但是语文学科的内容已经都独立出去了,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借用其他学科的内容来进行语言文字形式的训练。所以我给现代语文学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方面听说读写的训练。
 
这其实就是叶圣陶先生关于语文学科的“例子说”和“凭借说”,只是他老人家地位所在,不敢像我这样随便说话。然而即使是叶老比较委婉的意思,语文界仍不太买账,至今仍有人在批评叶老,他们咬住“内容形式不可分割”这一句话,不肯承认天下有“形式训练学科”这样的东西。用佛教的话说,这叫做“智障”,即已有的知识成了接受新知的障碍。
 
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思维缺憾,西方人也一样,歌德就曾感叹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所以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话。
 
我说的“语文是一个形式训练学科”,并不排斥内容,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讲“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前由于现代学科的彼此割裂,人们不大看得到学科间彼此的联系,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智障”。那么今天的“新文科”建设是一个契机,它让我们超越个别学科的局限看到更大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内各个学科彼此交叉,彼此互为形式与内容——“语文是形式训练学科”,在这样的大系统中,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新文科”建设的最重要内容——学科交叉,在语文学科方面、尤其是大学语文方面体现得最清楚。为什么说是大学语文呢?因为现代学科的分化,在中小学并不那么彻底,譬如中小学没有文学课,那么文学的内容自然放到语文课里讲比较适合;中小学没有中国文化概论这样的课,那么文化的内容也放到语文课里讲比较适合;有一段时期,常识课也是放在语文课里讲的,还出现过语文和常识合编的教材。更不用说高考还有“文综”“理综”,所以我们说传统“大语文”的内容全部独立出去了,这句话用在中小学语文并不大合适。
 
真正体现现代语文学科这一特点的是大学语文。因为在大学里,分科非常细密,但凡你想得到的内容,都分出专门的课来。譬如我们这次会议的名称叫“第八届全国高校大学语文、写作与通识教育高级研讨会”,说明“大学语文”和“通识教育”是有联系的。什么联系呢?就是从内容上说,凡是大学语文的任何主题单元,通识教育都能开出专门的课来;甚至大学语文的任何一篇课文,譬如《论语》《诗经》《红楼梦》等等,通识教育也都能开出更专门的课来,所以大学语文不能上成内容课,上成内容课,必然和通识课重复,而且还没有人家专门,那么教务部门排课时,就会把你给取消掉。
 
前几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召开“大学语文40年”的网络会议,谭帆会长就讲到:一些学校一搞通识教育,就把大学语文课挤掉。我想,这恐怕也是我们一些大学语文课上成了内容课的后果,假如我们把内容仅仅当成是“凭借”和“例子”,牢牢把握“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那么通识课是不可能取代大学语文的——你让他们来取代,他们也不愿意,因为“听说读写”训练是非常辛苦、非常麻烦的,只有大学语文老师才吃得起这个辛苦。
 
由此想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也不能仅仅是一些文章内容的组合,必须要有语文方面“听说读写”训练的设计,这个问题希望各家出版社要严格把关。最近教育部文科教指委主任张福贵教授刚刚传达了教育部最新的想法,可能要把大学语文教材纳入“马工程”——那么更要防止把语文教材简单地编成政治内容的教材。此前是有几个烂尾工程的,譬如教育部高教司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以及2007年的38号文件,希望这次事先一定要做好预案研究,先把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尤其是“形式训练”的特点搞准确,搞清楚。
 
“形式训练”的观点是标新立异的,但是搞“新文科”建设就是要不怕标新立异。只要我们不回避事实,就都能看到,大学语文的形式里,装的全都是其他学科的内容,并与之形成“学科交叉”的关系。我们常说:大学语文课的内容“天文地理”、“文史哲经”无所不包,老师讲课“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实际上说的就是大学语文和其他众多学科发生交叉。我们老师发表论文,研究的往往也是其他学科的课题。国家民政部对我们学会进行评估,我们能够展示的大学语文教师的专著,绝大多数也是其他学科的题目。我们老师报课题,评职称,往往不知道该报文学,还是语言学,还是教育学?恰恰说明大学语文和这些学科都有交叉的关系。以前我们常说大学语文“尴尬”和“边缘化”,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边缘化”正是“学科交叉”的必然结果。
 
上世纪80年代的“学科交叉热”中,“交叉学科”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边缘学科”,指的是学科与学科边缘彼此重合,产生新的学科。1986年3月9日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文章开宗明义说:“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例如大学语文必须选修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如诗、词、散文等),但又不同于文学课。因为它不专门去探究文学课必须探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等等,主要只在于培养和提高应用文字作为表达思想工具的能力以及对文艺作品的欣赏能力。”
 
这就充分说明大学语文与文、史、哲、经、政的交叉关系。交叉不是完全重合,大学语文不是要上成文学课、史学课、哲学课、经济学课、政治学课,而是要凭借这些学科的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同时为这些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形式。——这里讲到“为其他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形式”,就是大学语文的另一个性质:“工具性”。“工具”不是自己拿在手里把玩的,“工具”必须有“工具的对象”。
 
目前语文学界对此理解不够,把“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当成是语文学科内部的事情,编一个教材,选一些人文主题的文章,再穿插一些记叙文、议论文之类的文体知识,就叫做“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讲一篇课文,讲一点思想内容,再讲一点字词句章,思考练习,也就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这样的理解太狭窄了,语文工具必须要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服务,要研究其他学科在语言文字方面有什么需求,如何才能为这些学科的学习提供帮助。这里说的“其他学科”,不仅是指“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科学”学科,所以“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说法还是不完善的,准确地说,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科学性的统一”。
 
这样我们就超越了语文一科的狭小范围,把研究深入下去了——事实上我们一些大学语文教师也已经在做这样深入的研究。譬如星海音乐学院的闫笑雨老师,她在教大学语文课的同时,还经常去旁听专业老师的课,把音乐专业的课几乎都听了一遍,然后还编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音乐中的文学》,一本是《西方音乐中的文学》,然后她再给音乐专业的同学上大学语文课,就知道音乐专业需要哪些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就很有针对性,同学们也很惊讶,说没有想到公共课老师和她们也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
 
至于多专业综合性大学,单个大学语文教师当然不可能去研究那么多的专业,那么也有很好的做法。譬如吉林师范大学的大学语文课(赵海宝),他们有十多个专职教师,最近他们教研室决定把每个老师所教专业在若干年内相对稳定下来,这样大家就能分头研究各专业的需求,希望在连续几年以后,能够找出每个专业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需求,然后再由教研室集中起来,找找各专业的需求中是否有共性的东西,或许就可能会发现大学语文真正的教学目标。
 
这些都是大学语文和其他学科交叉的好例子,老师们实实在在地做了,而且也有很好的经验,可以为今天我们搞“新文科”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同时,大学语文在实践中也遭遇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也往往是在和其他学科碰撞中产生的,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新文科”建设提供教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大学语文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早期样本”。
 
再讲“新文科”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学科是引进西方学制的产物,所以“西化”问题比较严重,甚至还有“全盘西化”,这也是今天我们“新文科”建设要面对的最大问题。譬如《江海学刊》上一篇题为《“新文科”建设:何以必要及如何可能》的文章,就指出这样的问题: 
 
“以往评价体系中,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存在‘过度西化’和‘过度量化’等问题,重西方理念价值轻本土传统特色;重经院式研究轻田园式应用;重论文发表轻社会效果;重杂志出身轻学术质量;主要采用的论文指标过多偏向借鉴理工,包括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档次,片面追随国际期刊,忽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民族性的特点。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人文社会科学因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少,而变得相对‘弱势’。尤其是目前从上到下,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规定教师升正高职称必须有一年在国外进修的经历且不得中断,甚至一篇国外期刊论文可以顶国内杂志几篇论文,理论自信,荡然无存。久而久之,这样一些片面的评价指标,严重制约和障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这是所有人文学科遭遇到的问题,而语文学科尤其严重,一直以来语文课几乎是被排斥在现代学科体系之外的。我们国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甚至都没有语文,在这个简表里,中小学的主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有,还都是一级学科;大学的一些主要学科: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也都是一级学科,就是找不到“语文”学科,甚至连二、三级学科里也没有。这应该不是国家不重视语文课,而是中国的语文学科纳入不进这个西化的学科体系中去。
 
1980年我们重开大学语文课,仓促间也搞不清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譬如1981年的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就是没有外国文学的,1982年,才根据各地的意见,出了一个“增补教材”,增加了外国文学。然而又有新的问题,“大学语文”是母语教育,母语教材中有“外国文学”,似乎并不说得通,于是又有南开陈洪教材、复旦张新颖教材等提出“翻译文学”的概念——母语教材中不是有“外国文学”,而是有母语“翻译文学”,体现的是我们母语包容、转换外国语言的能力。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被称为“母语保卫战”的大争论,人们发现,“大学语文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外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于是不约而同地祭出“母语”这个“尚方宝剑”,南开学者提出“母语高等教育”的概念,还申报成功“中文高等教育· 大学语文教育方向”博士点,这一时期我完成的大学语文研究专著书名也叫“母语高等教育研究”。
 
最近教育部文科教指委主任张福贵教授更有新的创意,他提出大学语文是“对内汉语”,指出在“对外汉语热”的当下,我们不能冷落了“对内汉语”。最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谭帆会长在《大学需要语文》一文中概括说: 
 
“大学语文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以一个二级学科来加以比拟,甚至我们也不能与一个一级学科来比。大学语文实际上超越了二级学科,也超越了一级学科。我们要读哲学,要读历史,要读艺术,要读文学,这些都应该融汇在我们的教学里面,都应该在我们教师的素养上体现出来。”
 
总而言之,“大学语文”由于天然地具有中国特色,因此被具有西化倾向的中国现代学制所排斥,被边缘化,但是全体大学语文同仁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的学科争生存,争地位——我这里用“前赴后继”这个词,绝非煽情虚夸,因为我们刚刚失去“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先生、王步高先生,今天,全国大学语文教师又重新聚集队伍,这次会议报名的人数多达400多人,还有很多老师因为名额所限报不上名,面对这支队伍,谭帆会长多次使用“悲壮”一词,大西北的同行们则说得更具哲理,他们说:“有为才有位”。
 
现在“新文科”建设也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命题,大学语文实际上已经为这一使命打了前站,拉开了序幕,所以我说:大学语文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个早期样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京ICP备15054374号
郑重声明:凡转载或引用本站资料须经本站许可 版权所有 :大学语文研究
联系我们:中教图(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魏老师   手机:18500380271
杭州师范大学    何二元  手机:15858199491  QQ:363764865

设计维护:时代中广传媒
您是第 11246747 位浏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