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为陈平原：《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最后一段，
载新京报 2010年10月09日，https://view.news.qq.com/a/20101009/000012.htm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陈平原：我记得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在校长杨叔子的强力主导下，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质教育”，也有模仿国外大学做“通识教育”的，这些都很好。
只是“素质教育”面很广，且容易演变成“营养学分”。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
新京报：曾有人提出，汉语没有针对公民语文基本能力的标准，所以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可以标准化检测的外语上，母语教学需要这个标准吗？
陈平原：我不赞成对公民进行语文基本能力的测试。设想每个中国人都怀揣一本“汉语十级”证书，那不很好笑？关键是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