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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大学语文的逻辑起点
【时间:2019/8/2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691 次】
(太原会议发言)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大学语文的逻辑起点”。虽然讲的是大学语文,实际上关涉整个语文学科,我觉得这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一百多年来第一等的大问题,无论是研究大学语文的,还是研究中小学语文的,都应该予以充分重视。
 
    (下面我将采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指出我引用历史资料有误,或运用逻辑推理有误,但不要说我不喜欢所以不同意,要是那样,再有一百年,可能仍然解决不好这个问题。
 
    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逻辑起点在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近代)发布并实行的学制,这个学制的基本点就是分科教育。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蔡元培说:“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叶圣陶也说:“从前书塾不象如今学校有许多学科,教学的只是一科国文。”
 
    到了“癸卯学制”,原来这个“大语文”中的内容一一独立成科,最后所有的内容全都独立出去了,于是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合乎逻辑的猜想,是语文这门学科消失,这正如中国的读经教育,在现代学制中,《诗经》归了文学,《尚书》归了政治,《礼记》归了社会学,《周易》归了哲学,《春秋》归了历史,读经教育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
 
    但是语文不同,它除了文史哲内容,还有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功能,它是一门工具课,是所有独立出去的其他学科仍然都须臾不可离的工具。所以早在1902年,张之洞在设计现代学制的时候就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后来在“癸卯学制”设立了众多的学科之后,也仍保留了语文课,当时的课程名叫“中国文学”,是“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后来紧缩为“国文”一词。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中国现代语文学科逻辑起点的考察。这个逻辑起点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是一门工具课,它主要的教学任务就是要为其他所有学科提供语文工具,为此必须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能力。训练不能凭空进行,所以还是要凭借各个学科的内容,只是这些内容都只是训练的手段,真正要落实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假如把手段当目的,把语文课上成内容课,那就成了其他学科的课,而不是语文课。
 
    所以我给现代语文学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语文是形式训练课,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以此为其他所有学科提供语言文字工具
 
 
    然而正如歌德所说:“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我这个定义也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们说怎么可能没有内容呢?为了免去不必要的争论,我这个定义也可以变通一下,说“听说读写”就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内容。但是谁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语文课文的内容都不是语文的,《论语》是哲学的,《史记》是历史的,《水经注》是地理的,《诗经》是文学的,假如我们把教学重点放在内容上,就会变成哲学课、历史课、地理课、文学课,而独独不是语文课。
 
    这也就是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过的:“国文科和别的学科性质不同,除了文法、修辞等部分以外,是拿不出独立固定的材料来的。凡是在白纸上写着黑字的东西,当作文章来阅读,来玩索的时候,什么都是国文科的工作,否则不是。一篇《项羽本纪》是历史科的材料,要当作文章去求理解,去学习章句间的法则的时候,才算是国文科的工作。所以在国文科里读《项羽本纪》,所当着眼的不应只是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应是生字难句的理解和文章方法的摄取。……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
 
    可惜的是,一百多年来,人们总是不能正确理解在逻辑起点上发生了的事情,总是想把已经独立出去的内容仍然拉回来。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文类选》就有这样的广告语:“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的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类。”
 
    “最流行”,说明不是少数人的误区,譬如一些学者就如此设想:“国语文的排列”,可以“以问题为主纲,以各种文体不同的文章为内容。譬如说‘人生问题’,可将陈独秀的《人生真义》,李大钊的《今》,胡适的《不朽》等聚在一起教授;又如说‘文学革命’问题,可将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尝试集序》等聚在一起教授;又如说‘妇女问题’,可将胡适的《李超传》,潘家洵译的易卜生《娜拉》等聚在一起教授。”
 
    尽管叶圣陶先生当时就批评说:“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但是百年来这样的教材编法仍然“最流行”(直至今天的“新课标”,仍然把这样的单元安排当做新发明),最终的结果便是吕叔湘先生所批评的:“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据说“咄咄怪事”这四个字是邓小平加上去的。其实怪事不怪,忘记现代语文学科的“初心”,把语文课上成各个学科内容的大杂烩,如此还能学好本国语文,那才是怪事!
 
    再看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课,是和小学语文、中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课。在“癸卯学制”中也叫“中国文学”,也是“中国文章之学”的意思,可以紧缩为“国文”,后来由于这门课主要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又叫做“大一国文”。但是比中小学语文更为复杂的是,大学专业课里也有一门课叫“中国文学”,这才是今天“文学”的意思,由于大学语文没能把握自己的“初心”,就和这门专业课的“中国文学”发生了混淆。大学语文的第一种教材,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编撰的国文讲义,就采用了这种文学专业的内容,变成一种文学史教材,其结果作为大学国文教材固然定位有误,作为文学史也不被人认可,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教材。
 
    这是大学语文特别不利的一面。相比之下,中小学语文就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中小学分科还不够细,没有专门的文学课,那么由语文课来承担一下文学教学的内容,也无可厚非。另外,中小学语文教学时间长,有十几个年头,几千个课时,只要是采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无论是讲成政治课,还是文学课,潜移默化地总能够提升一点语文知识能力,总能够训练一些“听说读写”的能力,只是效率低一些罢了,也就是吕叔湘先生说的“少慢差费”。
 
    大学语文则不然,教学时间短,民国时候还有一个学年,现在多数高校变成只有一个学期,30几个课时,再没有潜移默化的可能。假如定位再不准确,只是在中学语文几百篇课文的基础上再增加十几篇课文讲解,真的就连“高四语文”都不如,于是被人认为没有用处,可以取消。2002年夏中义提出用“大学人文”取代大学语文,2005年钱理群提出用“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就都是看出了大学语文的这个破绽。
 
    但是任何危机同时又是机遇,正因为大学语文遭遇着这些严重的危机,甚至面临这门课整体被取消的危机,才更加激发了大学语文教师和研究者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反思问题的所在,假如能找到问题的源头,发现现代语文学科在逻辑起点上就被我们忽视了的问题,那么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而一旦大学语文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反过来又能推动中小学语文的改革。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接着这个比喻,我们要问:中小学语文这只“猴子”为什么100年还没进化成人?答案就是因为生存环境好。生物进化的重要原因应该是生存环境不好,环境太好不会进化,只会变成活化石。一千多万年前,人类远祖森林古猿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遭遇到“尴尬”与“边缘化”,被迫走出森林,开始直立行走,这就开始了进化,否则,今天人类可能还在树上,不成其为人类。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中小学语文生存环境太好,在中小学课程设置中必不可少,无论“少慢差费”也好,“误尽苍生”也好,都不可能被取消,都能够混得下去,所以寄希望于中小学语文自己改革几乎没有可能。相比之下,大学语文才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希望所在,这也是我在历届年会发言中多次提出的:“大学语文是拯救中国语文教育的一把钥匙”。
 
    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大学语文改革的思路。
 
    首先,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中国现代语文学科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已经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假如勇气不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即语文课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课文所承载的哲学、历史、文学、文化的内容,一个是“听说读写”语文能力训练的内容。这两个内容,从表面上看,文史哲等课文是一条明线,“听说读写”训练是一条暗线;但是实质上,“听说读写”才应该是语文课的主线,文史哲内容只是一条辅线。大学语文教材可以编成文选读本的,文学史读本的,人文主题读本的,文化专题读本的,等等,无可无不可,但是都必须牢记一个原则:最后必须落实到“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否则就不是语文教材。套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凡是最后落实到“听说读写”的就是“真语文”,凡是最后不落实到“听说读写”的就是“假语文”。我们今天这个会是高教社主办的,我特别希望高教社能注意这个问题。
 
    其次就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虽说是技术性,可难度绝不比第一个问题要小,就是语文训练这条主线如何设计、如何有序排列?明线与暗线、主线与辅线如何有效配合。这是非常辛苦的研究工作,我从2007年承担省重点课题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到现在撰写《大学语文课程论》仍在探讨这个问题,等2021年这本书完成,大概可以提交一份初步的答卷。也希望高教社能组织志同道合者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再略讲一下语文课的“工具性”问题。语文课的工具性本来是由它的“初心”所规定的,但是有人一听“工具”两个字就不喜欢,认为是不要“人文性”,并发生“工具性”还是“人文性”的争论。我认为这个争论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假如我们说“语文是人文工具”,还用得着争吗?实际上语文不仅是人文学科的工具,还是自然科学学科的工具,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工具。
 
    所以我讲语文“形式论”,我讲语文“工具论”,一点也没有要排斥内容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要排斥“人文性”的意思,反而是高度重视形式为内容服务的问题,要研究语文“工具”如何为人文服务,如何为思政服务,如何为其他各门功课的学习服务,如何为学生的整个人生服务,这是一个已经延误了一百年的宏大课题,这个课题并不难研究,关键就是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希望有使命感的同行,能和我一起来研究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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