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语言文字简称语文。如果说文字是中华文明的基因的话，那么华语就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就是由中华语文记录承载的中华民族先贤智慧的结晶，才构成了中华文明完整的生生不息的史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复兴。语文教育在这一伟大复兴工程中起着深层恒长的基础作用。
任何时代的发展，人才是第一位的。有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导向和教育，就会决定有什么样的民族素养，最终决定一个时代的兴衰成败。中华语文教育应该贯穿中国人接受教育的全过程。从小学少年识字习文到大学青年研读悟行经典，有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提高的过程。
教育的本质首先是人性教养，人性沦丧了，一切都会背道而驰。语文教育是人性教养的最重要的渠道，是大学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语文素养是一个人成人成才的第一要素。语文素养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人文情怀，使学生珍视同情心、感恩心和良知心，这是人性的底线，通过语文承载的美育可以唤醒青少年的良知；二是信息沟通的表达能力，这是任何时代的人才都需要的基本能力，在当下的信息时代尤为重要。这些素养必须通过阅读与说写训练不断锤炼才能不断提高，满足人生发展的需要。所以，在高等教育阶段，语文教育不但不能放弃，还要进一步加强，更要加大教学和评价标准的改革。
二
中国近百年语言研究与世界语言科学化接轨，认为“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形成了以词汇语法为中心的“词本位”汉语理论，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语言研究大师和历史性的成果。但因主要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忽视了汉语的独特性，“缺乏自己的语言学与文字学的理论体系，汉字与汉语的纠葛问题始终没有理清”（王宁），具有中国文化基因价值的汉字长期游离于主流语言学界外围，汉语教学过多依赖拼音和强调语法，效果不尽如人意。一批语言学者在对汉语“字”“词”深研的基础上，“变从印欧语出发为从汉语出发”（潘文国），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吕叔湘），提出了以“字”为本位的研究新思路，形成了“字本位”汉语理论系列成果。
当代中国处在“汉语大融合时代，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周海清），由此语言学界提出“大华语”概念，希望促进“各华语变体趋近趋同”，构建“全球华人共同语”体系(李宇明)。刑福义还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发现大华语“基本上都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标准”（陆俭明），香港大学童庆生新著《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呼吁：“重新认识、理解语文学的传统和汉语观。”从“词本位”到“字本位”，再到“大华语”，为探索构建“中华语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性。
“我国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应该是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系统化、科学化知识体系。”（黄德宽）我们认为“语言文字是人类认知世界和表达认知的信息系统”，华语是“以音节声调表达意义的音频系统”，研究之即为“语言学”；华文是“以笔画构形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研究之即为“文字学”，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与“西方语言学”不同而对等的“中华语文学”基本框架。积极承传中国文字学、音韵学，整合“词本位”“字本位”“大华语”成果，初步架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字词为本”的“中华语文学”理论体系，着力用“中华语文观”指导国家通用语文教学实践，创新教学范式，总结出应用理论。
从中华语文实际应用生活看，单音节“字词”和多音节“词语”交叉起着基因要素的根本作用，是承载语义的最基本单位，缺少哪一方面都不能充分精确而优雅的表情达意。语文教育首先要帮助学生掌握“组字构词”的方法，培养其汉字思维习惯，有了一定字词数量的储备，学生很快就能够表达基本思想，获得自主学习的能力。“汉字在汉语中实在应处于核心地位，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潘文国）无论研究中华语文本体还是研究语文教学，对字和词（既指单字词也指多字词语）都不能忽视，坚持以“字词”为本，语文教学就能举一反三、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