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会议讲话）
珠海会议我的预定讲题是“重开大学语文四十年记”，我提前把讲稿发到会议群里了，所以会上就重点讲最后一部分：重开大学语文四十年遭受的五次冲击。又因为会议时间限定，就是这一部分也没能详细讲，现在提供完整讲稿（加黄色的是《重开大学语文四十年记》里的原文）。
第一次是2002年，夏中义推出《大学人文读本》，进入全国多所高校，媒体推波助澜，说“新锐的《大学人文读本》即将取代《大学语文》”。虽然最终并未能真的“取代”大学语文，但还是能让人反思那些把大学语文简单等同于“人文教育”的做法。
大学语文不能等同于大学人文，人文学科是一个大概念，属概念，学科定义的公式是“属概念+种差”。大学语文的属概念是人文学科，它是一门具体的人文学科。光讲属概念不讲种差，就不能区别同为人文学科的其他课程，如思政、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等，就会把大学语文变成包打天下的“大语文”——“大语文”是危险的，大象无形，其结果就是归之于“无”，被取消。所以我经常提醒大家注意：
《论语》，哲学怎么讲？语文怎么讲？
《史记》，历史怎么讲？语文怎么讲？
《水经注》，地理怎么讲？语文怎么讲？
《诗经》，文学怎么讲？语文怎么讲？
…………
譬如《论语》，某教材“论语论仁”一课，课后思考题：什么是“仁”？今天还要不要讲“仁”了？这就不是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语文课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种差”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语言文字的训练，这个任务是其他课程不承担的，是语文课独当其任的“任”。譬如“论语论仁”一课，选录了好几则包含“仁”字的段落，可以让学生注意一下，各个段落中“仁”字的意思是否一样，以此说明汉语是一种“意合性”语言，它的每一个字的意思，都是在上下文语境中确定的。这样讲课的价值就超越了单纯具体的一篇课文，可以引出如何阅读《论语》，甚至更扩大到如何阅读中国的文字，这就是所谓的“授人与渔”。
当前最大的风险还不在于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而是要注意如何使语文课符合政治规矩，这就是目前正在提倡的“思政课堂，课堂思政”。既不能把大学语文上成政治课，又要让大学语文课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也就是体现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这并不等于老师们要在课堂上夸夸其谈地大讲人文教育，我认为人文教育是要有分工的，怎样分工呢？
首先的责任在编写教材的人，要选好课文，选“人文性”强的课文，小心不要把不人文、反人文的课文选进来。譬如徐中玉先生说过：“周作人大节有亏，我坚决不选周作人的文章”。又说过：“胡适的文章是我第一个选进《大学语文》的，上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当时很多人都替我们担心。而且，我选的那篇胡适文章叫《容忍与自由》。我冒险把胡适的文章选进了《大学语文》，但是我坚决不选郭沫若的，后来我编的很多杂志也不登他的文章。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有问题，上面说什么，他只会说：‘对对对。我错了我错了。’他这样子太不像话了，像跪着磕头一样，我瞧不起他。”
徐中玉先生的这种态度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态度。但是人文主义有三种，有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有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有大众文化的人文主义。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就是“文明以止”，就是要有所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种秩序的社会，和谐社会。大众文化的人文主义，就是要生存，要发展，“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李贽语），有人以为王朔小说是人文精神滑坡，其实和人文主义经典小说《十日谈》正是一脉相承的。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又有三个方向：1.对主流社会，人文批判；2.对大众社会，人文关怀；3.对自己，人文理想，人文追求。
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等，代表的是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个教材本来就是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教材。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可能就多一些大众文化的内容，譬如流行歌词、武侠小说，但是也只是有一点点，不可能多的，大学语文是高等母语教育，高等教育本质上不可能是大众文化。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应该是一种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但是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是难的，甚至是危险的，有一句话叫做“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所以夏中义的教材就被禁了，他的《大学人文读本》里有延安肃反杀死多少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这本是一种人文批判，但是进课堂就不合适，有危险，被国家出版署查禁了，还牵连了他的《大学新语文》，甚至牵连了我的网站。我的网站本来是个人网站，但因为上传了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要被关停，理由不是夏中义——现在的主流社会不会公开反对精英文化了，这是进步——理由是我的网站提交了“虚假注册信息”，注册的是个人网站，干的不是个人事情，我只好找人民出版社做靠山，现在这个网站的法人是魏老师了，我还是站长。
所以我认为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主要是教材问题，我们选用教材的时候要注意仔细审核该教材的“人文性”。至于一线教师，他们教学任务重，没有时间来研究这么多东西，也搞不懂这些东西，譬如《容忍与自由》，实际上是要台湾的进步力量“容忍”当局的暴行，以换取存在的“自由”。譬如《听听那冷雨》，实际上是说凄风冷雨从大陆袭来，使作者思绪回到了25年前（文章写作时间是1974年，大家可以算算），所以后面又有“亡宋之痛”，又提到傅聪和马恩聪……这些事情我们老师可能不知道，即使徐中玉都没有完全搞清楚，怎么能要求我们大学语文老师非要知道呢？我们讲好我们的课文就是了，没有必要在课堂上大谈“人文性”。古人说“文以载道”，既然“文以载道”，那么就是“文已载道”；既然“文已载道”，那么讲文就是讲道，我们讲好课文就行了。假如非要文外论道，不如此便不足以体现出“道”，那只能说明这篇课文“载道”载得不好，要换掉。假如很多课文都这样，那么这种教材就要换掉。我们还可以英语教材为例，母语课和外语课，本质上都是语言课，所以当年西南联大还有人设想把外语系和中国语言文学系的语言部分合并。那么我们看看英语教材里面没有“人文性”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汤姆历险记、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等等，“人文性”并不比我们大学语文差，但是人家是怎么教课的呢？他们会在课堂上大讲人文性思想性吗？不会，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讲语言，然而颜色革命照样悄悄地十分有效地进行，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吗？
第二次是2005年，钱理群等编写了一种《大学文学》教材，这回是编写人员自己直称要“以‘大学文学’替代‘大学语文’”。虽然最终也并未能真的“替代”大学语文，但也促使我们思考语文与文学的关系。
钱理群是专家，但他不是大学语文的专家，他不懂大学语文，说开大学语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别的专业骗几个人进中文系。他们这个教材出来，对大学语文的冲击也很大，因为社会上很多人对大学语文的理解就是文学课，事实上很多大学语文教材就是文学教材，大多数大学语文老师就是文学教师，我统计过我们大学语文教师的学科出身，90%是汉语言文学，只有10%是语文教育专业。这90%的汉语言文学教师，来为“汉语言文学除外”的学生讲大学语文课，难免就有点错位。
不过我们大学语文真是命大，和夏中义一样，这钱理群又是一个教育部不喜欢的人，据说陈至立说，这种人怎么还能让他上讲台？所以这个“大学文学”开始虽然很火，最后也不了了之，大学语文又躲过了一劫。不过大学语文不会永远这样幸运的。
也许有老师会想，大学语文改成大学文学不也很好吗？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大学语文之所以能是一门应该必修的公共基础课，就因为它的工具性，基础性，它能够为大学其他课程打基础，包括文学课。但是文学课就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假如大学语文真的改成了大学文学，最好的愿景也就是成为一门公共选修课，甚至会被取消。我有个资料：重开大学语文40年，社会批评不断，媒体文章不下几千篇，但是没有一篇是批评大学生不会写诗，不会写小说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大学语文和文学的关系，我只是说大学语文不能改成大学文学。实际上大学语文是和文学有关系的，我用这样一个定义来说明这种关系:
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文学），语文课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推论出：1.语文课的外延比文学宽，还包括实用文教学。2.语文课文学教育与文学课不同，语文是母语教育，任何民族最好的母语都保留在该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所以要学习文学作品。但语文课学习文学是因为它是语言艺术，所以不能像文学专业那样大搞作品分析。我甚至把现在语文课上那种大搞分析的文学阅读教育，叫做“伪阅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师自己读文学作品不是这样读的，我们学生（除了极个别今后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今后也不会这样阅读，只有我们的课堂里在搞这种阅读，难道不是“伪阅读”吗？学生不爱听，我觉得还算是幸事，假如学生真的爱听，真的学会了这样的“伪阅读”，那么他将来一生中恐怕读不了几本书了。当年白话文进课堂，胡适很高兴，说今后可以有十倍于文言教学的阅读量了，假如他知道今天的白话文教学，其繁琐程度更有甚于文言文，不知会做何感想？所以大学语文的重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教给他们快速阅读、大量阅读的方法，培养他们在今后人生中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意识，“量”的保证绝对是语言学习的关键。
顺便说到我的一个个人看法，即大学语文课的文学教育主要是阅读而非写作。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大搞所谓“创意写作”，甚至用“创意写作”取代大学语文课。“创意写作”也就是文学写作，文学写作是要天分的，所以是少数人的事情，而语文课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创意写作”放到校园社团中去搞也许更加合适。
第三次，“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应用文本来应该包括在语文学科之内，但近四十年里，它常常以一种独立姿态出现，在“大学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潮中，许多高校用应用写作课取代了大学语文。
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早在重开大学语文课不久就开始了，1989年，匡亚明在为南京大学出版的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所作的序言中就说：
目前在大学语文教学领域有些什么问题须要研究呢？总的来说，形势很好，但就我所知也有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应用写作课，诸如科技写作、经济文书写作、法律文书写作、公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等；另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美学课、美育课或单纯的文学欣赏课。这两种做法的结果，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大学语文。
应用写作不应该取代大学语文课，道理很简单，上面说过：天下文章一分为二……，应用写作只是语文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问题是如何处理应用文部分和文学部分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共基础课写作和专业写作的关系，从这两个方面看，我认为大学语文自身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没有弄清楚是公共课还是专业课，弄了很多司法文书写作、财经文书写作之类的内容进来，这些是专业课的内容，如果有必要学习，专业课会开专门的课程。大学语文应该讲的是“应用写作基础”。
2.由于大学课堂远离应用写作现场，所以只好搞所谓的“创设情境”，须知文学写作可以创设情境，应用写作是最不应该创设情境的，这种教学一开始就把应用写作的务实学风搞坏了。那么怎么教呢？我主张教校园应用写作，社会小学校，学校大社会，凡是社会上需要的应用写作，都可以在校园应用写作中找到雏形，我们只要适当地指示这些校园应用文类和社会应用文类的对应关系，将来不难快速实现“正迁移”。我就编过一本《校园应用写作》讲义，包括三个部分：校园新闻、校园文书和校园论文。
3.我认为应用写作这门课的课名也是不妥的，应该改为“应用文阅读与写作”。应用文很重要的一块是阅读，而不是写作，如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如新闻报纸，即使应用写作从业人员，需要写作的部分也越来越少了，譬如为了防止霸王条款文字陷阱，现在很多合同文书都由国家部门出台格式文了，专业律师都不写了，而我们还在教，这是错位。真正要教的是如何阅读，如今校园套路贷之类这么嚣张，是不是应该教给学生这方面自我保护的能力？即使真的需要写作的部分，也要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教了这么多篇，尚且还写不好，应用文只讲三两个案例就能学会吗？不可能的。
4.应用文和艺术文（文学）教学不应该是彼此不相干的两张皮，两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拿鲁迅先生的话说，必须知道不应该这样写，才知道应该怎样写，应用文和艺术文是互为参照的。我编的最早的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就是这样进行六个单元的设计的：
实用类记叙文 实用类议论文 实用类说明文
艺术类记叙文 艺术类议论文 艺术文说明文
只是这样纵横比较、互为参照的单元设计，要做到精细化还很难，所以我暂时搁置了，但我这样的文体教学，将来一定会成为大学语文的一种重要版本。
第四次是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如果说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主要发生在高职高专或一些应用型的大学里，那么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则主要发生在那些更高档次的本科院校内，越是名校越是危机重重，因为这些学校通识教育开展更加普遍。譬如2013年，人民大学发生大学语文“必修改选修”的事件。
人民大学实际上是要取消大学语文课，因为消息泄露，遭到校内校外强大反应，所以临时召集紧急会议，统一口径：我们不是取消，是“必修改选修”，后来教务长又出来解释说：因为母语教育不只是一门课程能够承担的。学校已初步确定，将改革后的大学汉语课纳入通识教育大讲堂课程群，由一门课变为几门课。
这同样也涉及到大学语文自身定位的问题，你把它定位成知识性的讲座（我们应该都听到过一些外行领导说的大学语文要上成百家讲坛那样），那么每一单元，甚至每篇课文，通识教育都能够开出比我们更专门的选修课来。高校里是不允许重复开课的，当这些课发生重复时，你说是取消这些专门的课呢，还是取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大学语文课？甚至还让我反思关于“母语高等教育”的定位，实际上提出“母语高等教育”是有特定的背景的，当年中小学语文率先提出“母语保卫战”，造成社会上很大反响，所以我们大学语文就借力发力，把“母语高等教育”抓在手里，做我们的“尚方宝剑”，这个我在《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就指出过。但是自从人大事件出来以后，我们又要好好反思一下了，因为“母语”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但大学语文是母语教育，所有采用母语为教学语言的学科都可以叫母语教育，这就类似于大学语文与大学人文的关系，看来今后一定要在更严格意义上来使用“母语教育”这个词语。
通识教育本义是与“全人教育”相关的，论述起来非常复杂，定义就有很多个，不过既然现在中国的通识教育不过是一种“概论”式的知识性教育，那么讨论就可以变得简单。如今中国的通识教育有一个比喻，说是一个大拼盘，里面有几百上千种果品，我们大学语文有人在这个拼盘里争地盘，提出要搞“大学语文课程群”，多占一点地盘，我的意见我们不要在这个拼盘里面争地盘，我们就是下面那只托盘，你通识教育不管开出多少门课，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个工具。这样道理就变得很简单，你能用果品取代果盘吗？当然，那就要重新定位我们的大学语文，不能再是知识型的拼盘，而是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训练。
第五次是最近正在发生的事情，即写作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大学语文本应承担“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回顾四十年前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初衷，就是因为大学生读写能力低下，所以才有苏步青、匡亚明等前辈的提议与呼吁。但是重开大学语文以来，却以课文分析讲解的课堂形式占据了主要教学时间，导致学生和学校领导不满，以至于要用“经典诵读”“创意写作”之类的课取代大学语文。危机与机遇同在，这一次次的冲击，看似是大学语文的危机，实质都是倒逼大学语文回归本心。总结重开大学语文走过的四十年历程，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努力开创大学语文新局面。
单纯的写作课不能取代大学语文，这是显而易见的，语文教学有“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写作只是其一。而且，从目前的大班上课来看，用写作课取代大学语文的做法实际上也行不通。且看下面这则新闻：
清华将在2018级学生中启动“写作与沟通”必修课 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生
据了解，学校对该课程高度重视，邱勇校长亲自推动，还将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不少于25名教学系列专职教师的教学队伍，并鼓励各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授课。课程采取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每班15人左右。
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只要是真正重视写作教学，大学语文就不可能搞大班化。当年西南联大有一年招生特别多，有600多人，学校紧急动员，成立了21个教学小组——今天是否一个大学语文老师就全对付了？徐中玉先生在1948年也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大学语文班级最多不能超过25人，一个老师不能超过教3个班级，假如超过了25人，譬如达到30人，那么老师就只能教2个班级，或者由学校给予额外的薪酬。——知否，知否，真正的写作教学就应该是这样的，可是现在中国又有几所大学能够搞得起？
结 论
语文是工具，这个定位不如“人文”之类高大上，但语文的伟大正在这里。老子说：“柔者生，弱者存，上善者若水，利万物而不争。”我把大学语文定位为工具课，听起来似乎很形而下，不够高大上，然而正如水，居下位才能承载万物，什么样的冲击也奈何不了它，因为：
大学语文是人文工具
大学语文是文学工具
大学语文是思政工具
大学语文是国学工具
大学语文是素质教育工具
大学语文是通识教育工具
…………
我们会因为船多船大而取消水吗？当然，这就需要我们老老实实做好“水”，正确定位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突出“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训练，那么任何什么东西也冲击不了大学语文，你让他冲击他也不敢，他也不愿意，你说哪个选修课讲座课的老师愿意承担“听说读写”的麻烦？只有我们大学语文课，只有我们大学语文教师，才能够这样四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辛辛苦苦地承担这门课程。我吃不起这个辛苦（一方面也是为了专心搞研究），所以早早就提前内退了，在此，我要向在座的大学语文老师，向四十年来所有奋战在大学语文教学第一线的同行们表示诚切的敬意！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