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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上)
【时间:2018/10/25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958 次】
——济南会议讲话 2018.10.20
 
 
  “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是一个大题目,今天只讲两个问题:1.为什么学文言文?2.怎样学白话文?第一个问题对应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第二个问题对应大学语文的教学方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文言文?一般的答案是为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文言文。但是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文言文可以翻译成现代文,只要翻译得好,照样可以学习传统文化,而且更加高效。西方早已不用古拉丁文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失传。所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我认为大学语文要学习文言文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现代汉语里面包含着文言文。现代汉语有三大来源,第一是现代人的口语,第二是古代汉语,第三是外来语言。这个事实很明显,但是很少人说,我查阅了不少现代汉语教材和研究专著,都没找到这个说法,反而是早就知道毛泽东有过类似的论述,稍一检索就找到了,是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里的话。毛泽东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现代汉语并不是突然生出来的,它是从古代汉语中慢慢转化过来的,在转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古代汉语死了,已经没有生命力了,还有一部分古代汉语仍然活着,它们进入了现代语言,成为现代汉语中最精华的部分。这方面港台一些学者做得似乎比我们好,譬如连战来大陆,在北大讲演,说:北大是我的母校,我母亲的学校,来到这里,“斯花,斯草,斯木,斯人”,都让我感到亲切。他到南京中山陵拜谒,又说“念兹在兹”,时刻不忘的意思,虽然是文言文,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大家都听懂了,感到两岸人民有着共同的文化之根。只有从这个角度说,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学习文言文。但一定不是学习现代汉语以外的文言文,而是学习仍然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终究只有一百多年,它还需要充实,需要成长,尤其需要古代汉语的滋润,缺少了古代汉语的滋润,现代汉语将会是一种枯竭、贫瘠的语言,无根的语言。
 
  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文言文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仔细甄别,区分哪些是已经死的文言文,哪些是还活着的文言文。什么是“死的”文言文?每一句都要注释,不注释就读不懂,这就是死的文言文。譬如《史记》里的一些篇目,如《李将军列传》,注释有222条;《魏其武安侯列传》,注释有247条。上课的时间都用来讲注释了,讲了之后也仍然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语库。还有《离骚》,也是一句一注,当年民国教育部推行“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就选了这一篇,朱光潜写文章反对,说:
 
  “单拿《离骚》来说,如果只叫学生懂,至少也得十几小时的讲解,那就要费一个多月的工夫,占去全年授课时间十分之一。学生在费去这么多的时间听讲之后,能否懂得几分是问题,就是懂得,能否在里面学得几分写作的诀窍更是问题。像这类文章在国文系较高年级中讲授,原无可非议,摆在一年级中,让文、法、理、工、农诸院学生共同必修,未免是躐等躁进,毫无实益。”(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
 
  朱自清不同意朱光潜的意见,说:“朱先生说一篇《离骚》‘至少也要十几小时的讲解’,其实若印出注释,上课时只以讨论大意为主,四小时也尽够了。”(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
 
  或许朱自清家学渊厚,小时候就背熟了《诗经》《楚辞》这些东西,所以觉得很容易,而且他是部编教材的编者之一,当然要维护这个教材。但是我是与朱光潜有同感的,也觉得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说,是“毫无实益”。我仔细看这篇课文(一些大学语文教材也有入选),觉得能在现代语言中引用的大概也就这几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尤其是最后这句,完全可以进入现代汉语,是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可惜也仅此一句。
 
  所以我编大学语文教材,定了一个自己掌握的标准,就是一篇课文不超过30条注,当然也有个别篇目超过的,但是假如不定这个标准,超过一定会更多。我编教材选文言文,上课讲文言文,教学目标就放在“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是不需要很多注释,甚至不注自明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语,或者成语典故。成语就是不需要注释的简练的古代词语,譬如“胸有成竹”,不注释大家也听得懂,你翻译成“肚子里有根竹子”,反而笑话。典故是古代的故事,也是成语一类,是形成过程中的成语,暂时还要讲一下这个故事,以后渐渐的就不讲了,大家一听就懂了。再扩大一点,就是警句,格言,熟语,这些都是“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里面这样的部分占的比例是很大的,作为现代汉语的三大来源之一,说它占了三分之一也不为过,当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这个比例越大。有人统计,《论语》有115个成语典故,《论语》开头三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几乎句句都是成语,当然这是不限于四字句,假如限于四字句式,那么有时候要略加改造,譬如“温故而知新”,改成“温故知新”。所以我前面说:成语,典故,警句,格言,熟语——这就都包括在内了,这些都是“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
 
与北京魏国旺在会场外合影
 
  语文课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要用,让它进入现代语言,提升我们的母语质量,所以有人又把语文叫做“语用学”。我觉得语言学可以分为文献学和语用学,文献学不分语言是死还是活,甚至更加重视“死”的部分研究,语用学则是要为现代所用。前者是中文专业尤其是文献学专业的任务,后者才是我们语文课的任务。所以学了文言文,学得好不好,就看你会不会用,能不能用来改善你的语言。譬如我的名片背后有三句话:
 
  “礼失而求诸野”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都是用的《论语》里的话。因为我名片正面是“全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百年来大学语文第一个研究所,本该建在档次高一些的大学,但是我游走于各地高校,都不为所动,最后只有一家民办大学表示兴趣,所以我说“礼失而求诸野”。
 
  第二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实是一句气话,中国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怎么能到海外去搞呢,孔子也是说气话,他并没有真的出海。不过今天假如有港台高校能搞,我倒愿意去加盟,虽然近似白日梦,不过今天大家不都在做中国梦吗?
 
  第三句话“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是自警,也是自嘲。我年纪大了,时日无多,生怕有生之年不能完成大学语文研究计划,所以真的是不敢有“终食之间违仁”。然而这些年单枪匹马,没有体制依托,没有名分,尽管杨建波老师说我是“无冕之王”,但这个年代是讲名分的,有了名分才能冠冕堂皇,没有名分难免如孔丘当年栖栖遑遑,只好自嘲说“造次造次”,也就是今人说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三句话起码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古代汉语了,完全进入我这个现代人的语言系统。
 
 
  《论语》中的成语还有很多,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尽善尽美”  “不耻下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成人之美”“当仁不让”“过犹不及”“后生可畏”“诲人不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举一反三”“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名正言顺”“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至于说《论语》有115个成语典故,我也没有完全研究过,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布置学生集体搜搜。
 
  还有《诗经》,有人统计说《诗经》中有158个成语典故,这应该也是可能的,《诗经》本多是四字句,自然更容易铸成成语。古人学诗,本有“引诗用诗”“赋诗言志”的传统,孔子说: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何益?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要让“诗”成为我们的日常语言。譬如朋友来了,可用“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窗情谊,可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爱情,可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发出的“征友启事”,用了小雅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习近平与大学生座谈,听同学介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历,习近平说自己对此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乡往之”(用的是小雅中的诗句及太史公的赞叹)……还有很多方面,譬如有文化的父母给孩子起名也会用上《诗经》,如“屠呦呦”。
 
  从前批评读书人说话写文章“掉书袋”,那是说用得太过,甚至把“死”的古代语言也拿来炫耀,今天的问题是传统文化有失传的危险,我们要让读书人赶紧把丢掉了的“书袋”再捡回来。
 
  成语典故、熟语、警句,再进一步,成篇的古文也有“活”的,譬如《世说新语》中的不少篇目,如:“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除了两个人名要介绍,这是现代汉语中也一样要介绍的,其余“嶵巍”今天变成了“崔巍”,“磊砢”变成了“磊落”,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一个“渫”今天已没有了,可以翻译成“波浪叠荡”,除此之外,都应该鼓励学生直接用到今天语言中,假如一定要翻译成这样:“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自描述自己家乡土地与人物的美好。王武子说:“我们家乡的土地坦荡又平整,我们家乡的水质味淡又清澈,我们家乡的人廉洁又忠贞。”孙子荆说:“我们家乡的山高大而险峻,我们家乡的河水叠荡而扬起波浪,我们家乡的人有奇才异能又英杰众多。”
 
  难道真有这个必要吗?朱光潜在《诗论》中也曾说过:“《诗经》中的四句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译为现代散文,则为:‘从前我走的时候,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天已经在下大雪了’。原诗的意义虽大致还在,它的情致就不知去向了。”
 
  固然,现代汉语在口语上是有单音节变双音节的趋势,但是在写作中不妨仍多保留一些单音节词语,因为汉语本有简洁的风格特点,甚至在有传统文化修养的文化人群的口语中,都不妨多一些单音节词语,只要听得懂,不影响交流,譬如“斯花,斯草,斯木,斯人”,不是比“这个花,这个草,这个木,这个人”要好得多吗?
 
  (我讲话后有老师发言联系到“京派语言”,非常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翻译实际上是一枚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帮助我们理解古代汉语里的东西,一方面也把古代汉语里的东西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现代汉语,也就是文学理论说的“把门人”,它把古人挡在门外,必须换装穿上现代人衣裳才让进来,这样的结果,就永远古代是古代,现代是现代,古代汉语不能成为现代汉语的资源,学了文言文不能提升我们今天的母语水平,那么学习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再讲学习的阶段性。人的一生中都在学习和运用语言,语言学习有一个过程,上面说的文化素养高的人,我们学生当然可能暂时还达不到,但是他们肯定应该比中小学生更高,这样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选文的逐渐提高,就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要比中学语文教材更高,但是问题又来了,现在一些中学语文课文就很深,大学语文为了不被批评是“高四语文”,就只好更深,所以就有一篇课文几百条注这样的情况。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借鉴民国学者的意见,他们不是简单的说中学选过的大学语文就不能重复了,而是还分析中学选得是否恰当,是否适合中学生读,假如中学生读太深了,就说明本应该是大学语文的课文,中学教材没掌握好标准,今后不应该再选,譬如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里就有这个意见,他认为《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中学教材都不应该再选,他还建议教育部要做出通盘筹画,哪些课文中学可以选,哪些课文大学语文才适合讲。这就比我们简单规避中学教材有研究得多了。
 
  第二个问题,是课文注释和讲解,也应该注意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区别,除了选文的区别,还有教学程度的区别,我是主张个别的选一些中学学过的课文,同一篇课文,中学语文怎么讲,大学语文怎么讲,这样才能显示你不是“高四语文”,如若大学语文老师光是只会讲中学没讲过的课文,算什么本事呢?同一篇课文,你讲得比中学好,讲得比中学高,那才显示你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也是这样,譬如教材注释,同一篇文章,中学可以注得多一些,大学语文就要少一些,仍然那么多,说明你不了解中学教材的情况,那怎么行?我们讲建构主义,建构主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学生不是带着空白脑袋来的,他们头脑里已有中学的基础,大学语文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构。譬如《赤壁赋》,中学选过,不少大学语文教材也选,这不要紧,好文不厌千遍读。但是我发现一些大学语文教材,完全一样,中学53条注,大学语文也是53条注,假如大学语文的53条真的比中学注释得更好,更深,那也可以,可是我看到似乎也不是这样,中学教材注释过的“遗世”“羽化”“渺渺”“袅袅”“愀然”“蜉蝣”“须臾”“扁舟”等,仍然简单重复地注,并没有更高深的意思。
 
  所以我主张同一篇课文,假如小学注了50条,中学就只须注30条,大学就可以是10条,甚至不注了,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了,已经进入他们语库成为母语的组成部分了。由此可见,我说我选文注释不能超过30条,也不是只选简单篇目的意思,而是很多“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已经在中小学学过用不着再注释了。这就是我选文的标准。
 
  (注:济南会议,因为时间限制,只讲了大概意思,现在补充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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