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研究》序，张志公文集（4），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3-10页
五六十岁以上受过封建教育的人，大都进过蒙馆，在那里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背过在当时不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为对对子伤过脑筋，为写八股文吃过苦头。那种传统的学塾教育，就其内容而论，当然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就其方法而论，也含有不少落后的、不科学的因素。郑振铎先生认为那种教育是“用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总之，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这种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至于方法上的缺点，就连古代某些有见解的人，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明代的王守仁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敢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躯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封建教育的腐朽面貌。本来，教育从来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教育不能不深深地浸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的方法，又为教育的内容所制约。以灌输封建思想意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的方法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当我们回顾传统蒙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必然是大堆大堆的糟粕，有些东西，简直污浊到使我们不愿意伸手去碰。然而，不谈整理遗产则已，只要接触这项工作，就用得上“披沙拣金”这个成语，怕脏手是不行的。因为，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无论哪个方面，在成堆的糟粕之中，总还有某些精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内。把这一部分“金”拣出来，于我们总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就拿传统的语文教育来说，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教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宇，这个事实就值得重视。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未，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裸本，这里边不能说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16世纪40年代就有了插图相当精美的儿童故事书，比西洋同类书籍的出现早了一个世纪左右；[注p4]今天我们所见所知的蒙书，品种之多，某些本子编写方法的巧妙，插图刻印的精工，也都大有可观：前人的这些努力，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不能一笔抹煞。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有两个重要之点：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一是要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在千百年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之中，前人在这两方面确实找到了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作一些分析研究，看看他们所用的方法之中，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会有效，哪些是不对头的，为什么不对头，进而明确哪些是应该丢弃的糟粕，哪些是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又应该怎样同现代的科学成果结合起来，赋予旧的经验以新的生命，使它得到发展和发扬。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语文教育工作能有些参考作用，对于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也会有些益处。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因为传统的语文教育是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十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100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见闻较广的同志来共同努力。
这里姑且根据初步探索之所得，试为蒙学语文教育的情况勾面一个极粗的轮廓，作为进一步考查的线索。
古代蒙学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来看，先秦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礼记·学记》里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止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陈澔对这段的注解说：“离经，离绝经中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趋向之邪正也。”《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率，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在整个“小学”部分，著录了十家35篇，都是识字课本之类，例如在《史籀篇》下面就明白地说：“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据王国维考证：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王国维：《汉魏博土考》，《观堂集林》卷四。)
这段时期的蒙书，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两种，一是管子的《弟子职》，一是史游的《急就篇》。这两种书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晌。经过魏普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此外还出现了“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第二是出现了新的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韵语），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兔园册》和《蒙求》等。可以说，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这三类蒙书对于后世的影晌非常大，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很大一批新的教材。
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根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成为几乎不可分的一套识字教材“三，百，千”；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第二，在封建思想教育方面，一则用《千字文》《三字经》深入到识字教育中去；再则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产生了新的教材《小学》和大批性质相类似的书；此外又运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第三，在《蒙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更完整的一些知识教育的教材如《史学提要》《名物蒙求》等，前者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后者有计划地介绍各方面的知识，包括一点自然知识。第四，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有《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第五，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一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选注和评点本。
此外，朱熹和他的门人，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许多人，很重视蒙学的方法、步骤问题。他们的一些言论，对后世的影晌很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体制和教学方法。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教材；在某些方面，也有过一些并不成功的新的尝试。就识字教学而论，“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没有多少改变，中间曾经有过不少人编了些新的千家姓、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在群众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影晌。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著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迸，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有的流行较广，影响很大，例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还产生了一些用蒙求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并且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了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等，训练一直沿用下来。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发展成为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粘合起来。文章选注评用，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选本。讲基本的文字蒙书和蒙学用的工具书出了一些。此外还前人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崔学古的《幼训》《少学》，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末的蒙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大致情况。对于这一套遗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就各个历史时期逐一研究，比较周祥地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蒙学情况，有哪些作法，哪些教材，哪些重要的教育家，进而分析蒙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它的成效和缺点，它如何继承前一时期的传统，它对后一时期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可以就若干种重要的蒙书逐一进行专书研究，考察它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路径，分析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反映的教育方法，进而分解出它的精华和糟粕。
也可以从教学的角度，就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例如专门研究蒙学中进行知识教育的方法，或者专门研究它进行语文教育的方法，或者研究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语文教育怎样互相配合，等等。
此外，还可以从别的角度、用别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把几个角度、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无论从哪个角度、用哪种方法来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也都需要作一些繁重的搜求探索、爬梳整理的工作，而不是轻而易举的。
限于资料和能力，这里不企图对蒙学作全面的研究，只打算从语文教育这一个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讨。（曾在《人民教育》1961年9月号、11月号、1962年1月号、3月号用笔名张耕发表过几段摘要，事后得到不少同志的鼓励，所以才把全稿加以修改整理，编成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样，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还不足以就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只能作一些比较粗浅的观察和分析。
总之，这本小册子是个“初探”，它所希望的不是全面深入地解决研究蒙学语文教育的问题，而是，用个俗语来说，抛砖引玉。对传统语文教育方法的概括、分析和评价有不恰当的地方，史实、资料有遗漏，乃至运用资料有考据上的失误，等等，都是在所不免的。这些，热诚地希望得到指正。
196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