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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漆永祥:“大学国文”教什么?怎么教?
【时间:2017/11/28 】 【来源:北大博雅教研 】 【作者: 漆永祥】 【已经浏览996 次】

“目前高校的大学语文课都不是很‘景气’。北大每年本科生有近三千人,但选大学语文课的不超过200人。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老师上课,人少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老师。老师都是中文系的,现在已经换过几个老师来负责,怎么讲课全由老师来决定。”2013年时为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的漆永祥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在高校的“选修”“必修”地位时对《新京报》记者如是说。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学语文》这门课的“选修”“必修”之争一直没有停止。有的学校将其由必修改为选修,有的学校将其由选修改为必修,还有的学校由必修改选修后又改回必修。2011年,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的91所高校中,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学校只占34.8%,而且课时也减少了很多。

对此,漆永祥教授认为,“目前大学语文的‘边缘化’境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全社会对母语教育的不重视,包括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不重视;其次,上世纪80年代大学语文兴盛时,它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那个时期选修课也比较少。而素质教育推行以来,大学里增加了类似‘中国文学名著作品选读’的课程,这些课程分散了学生的兴趣点;最后,很多大学语文的授课方式、教材等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漆永祥教授仍然认为《大学语文》很有存在的必要,他说:“现在大学语文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希望大学语文能把中学语文没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非常不现实的。”“虽然学校已有很多与语文相关的选修课程,但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我们希望给学生一个‘大语文’的观念,对他们进行理念上的引导,逐步形成自身的语文素养。”

而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则认为,也许更应该注意的是大学生精神生活的粗糙化、粗鄙化。年轻一代心灵的缺失,美感的缺失,语言、文化的感悟力的缺失,所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大学语文”在北大日益受到重视。自2014年9月起,北大开设了大学国文课,几乎全部理工科院系列为必修,每年修课人数近2000人。与课程配套,中文系数位教师共同编写了《大学国文选本》教材,由钱理群、曹文轩二位教授审定出版。《大学国文选本》在教学使用的过程中得到了师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好评,不足两年时间里印刷了四次,在全国1000多种《大学语文》教材并行的状况下,能达到这样的影响力实属难得。

为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大学国文选本》,现将其“序言”全文呈现。

序  言

“大学国文”课程的开设,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称“大一国文”。如果再往前追溯,则“国文”“国学”等概念的出现,都是清季与民初在“西文”“西学”兴盛的大背景下,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衰微而产生的“过敏性”与“抵抗性”反应。彼时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矛盾着的两极:一方面是“国文”“国学”地位的衰微,以及在西式中小学与大学中如何教授与振起“国文”的难题;另一方面则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浪潮的兴起,以及废除汉字与汉字拼音化的呼声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时大德高贤,莫不以汉字为阻碍传播智力的“结核”,“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成为一时的主流话语,延至今日,仍余音不绝,偶有回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西式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传统教育方式很快便淹没在西方文化与西式教育的洪流中,英语日渐成为强势语言,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汉字汉语似乎成了讨人嫌厌的“弃儿”。而文言诗文更如日薄西山,沦为边缘。因此,体现在“大学国文”课程上,就可以看到,初期的教材,文言文尚占有一定分量,但白话文最终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这种新旧交织、各方混战的局面,导致大、中、小学“国文”课的教授与学习,均未见起色,反日渐沉沦。所以,我们看那时的争论与担忧,无非是学生不以国文为意,国文水平下降,人文素养阙如,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相当吻合,只不过如今更为严重而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国语”与“国文”合而为一,并习惯上称为“语文”,“大学国文”课程亦随之改称为“大学语文”,但其中的变化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字那么简单。首先,对“语文是什么”这一概念,就产生了诸多分歧。例如是强调语言与文字,还是重视文学与鉴赏;是看重应用与实践,还是加强阅读与写作;或者说是工具性重要,还是人文性必需,抑或是二者的统一等等。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曾尝试出版过将语言、文学分科的中学教材;各高校也相继单独编纂了不少写作类的教材。但愈往后来,教材编写愈不稳定,文学赏鉴类的篇目比重低开高走,而文言文、语言与应用方面的篇目却是时而增加,时而成为点缀。无论在中小学语文教材还是“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上,莫不如斯,这其实就是各种争论与分歧在教材编写上的真实反映。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虽然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各高校相继恢复该课程并一度兴盛,甚至成为必修课程,然而好景不长,九十年代以降,许多高校又取消了“大学语文”课;即使开设,也是极少数同学的选修课,在北大也不例外。究其原因,除了围绕着这门课程本身是否应该必修,是一门什么性质的课程,其教学效果如何体现等的争议外,主要还是我们面临的人文环境,较之昔年并无太大的改善。全民漠视国语国文,传统文化衰微不振,汉字汉语仍有意无意地会成为攻击的靶子。比如废除汉字的呼声虽已微弱,但代之而起的是繁体字与简化字的争论,简化字甚至成了造成传统文化断裂的替罪羊。

多年以来,面对上述诸问题,我们在北大也一直致力于“大学语文”课程的调研与改革,在课程教学与教材编写诸方面,尝试探索有无可走之路。

我们首先认为,“大学语文”是大学生综合性素质教育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汉语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的最基本的途径。尤其我们面对的是深受“高考体”作文浸染,对语文兴趣大大降低,甚至产生了厌恶情绪的高中生与大学生,学生的语文素养与写作水平几乎跌到了谷底。为了使大学阶段的学生继续接受比较高等的语言、文学与文化教育,弥补中学时期语文教育的不足,纠正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缺陷与偏见,提高学生用汉语学习自己专业的能力和对于祖国文化的鉴赏力,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等,有必要长期坚持开设有针对性的大学国文课程。这一课程将在文学作品赏读、汉语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与训练。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起码的国文素养,包括最基本的语言基础知识、文学鉴赏能力、写作水平、应用能力与交流能力。因为一个人国文素养的高低,对其思维能力、逻辑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写作能力与交际表达能力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说具体点儿,今日大学中许多文科学生不会写论文,理科学生不会写实验报告,与其语文素养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再怎么强调“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是不过分的。

然而,常常让我们极感难堪的是,当大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赏鉴能力、写作能力、语言应用与交际能力饱受诟病时,大家又希望不受重视、每周一次两小时的“大学语文”课,能够将上述弊病一次性解决,以达起疴除病、妙手回春之效;而在该课程达不到如此苛刻的要求时,就对其满怀失望以至于唾弃。这使得本就不济的“大学语文”课程更是一落千丈,成为厌食可弃的鸡肋。

因此,我们应该调整对“大学语文”课程过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为其解负减压,一门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总共一个学期的课程,是不可能成为“万能胶”,随便粘贴补缀即可奏效的。如果在这一门小小的课程中,能够使学生重新燃起对国文的热情,热爱自己的母语,在语言、文学、文化、应用、写作以及口语表达能力等,哪怕是其中某一方面有所提高与进步,我想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达到了。

百余年来,无论教材如何编写,课堂如何讲授,都是西式教育方式的展演舞台,但是如果我们回溯中国古代的教材编写与教学方式,就会明白时下流行的一些教材模式与授课方法,不一定都是舶来品,其实或多或少我们的祖先都使用过,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今日对古人的教学方式,常常用“死记硬背”“僵化呆板”“死读书,读死书”等来形容,几乎全盘否定。实际古代儿童开蒙,汉以来《急就》《凡将》《苍颉》诸篇,以及中古以后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学读物,朗朗上口,易诵易记,日用百科,尽在其中,既有趣味,又颇实用,皆有其科学性与示范性。如“上大人,孔乙己”,与今日小学“上中下,人口手”几乎一样,也是从易到难,从简到繁。而在儿童至成人的成长过程中,如八岁即“严幼仪”,十五岁即当“尚志”等,也是非常合理的掌握礼仪规范与立志成才的年龄段,这就是基本的人文素养的培育与训练。

 

就成人教育而言,自孔子整理“六经”并以之为教材始,如《诗经》《尚书》就是典型的选本,而后来的《国语》《国策》等更是流行一时的选本教材。再往后自《文选》以降,至《文章正宗》《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更是蔚为壮观。即如史著,如《通鉴纲目》《十七史详节》等,亦成为授课佳本,广受欢迎。至于科举考试的时文选本,更是种类繁富,人手一册。可见,选本亦为中国古代常见甚至流行的教材编写方式。

就写作教学来说,今天大中小学的作文教学,都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难题,而古人也并非全是死记硬背与僵化模仿。如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分年日程》中论学习韩愈文曰:

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后,须反复详看。每篇先者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裨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由根至表,干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干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干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发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

如今书店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作文教学书籍,其实程氏这段话已经将作文教学法归纳得非常完备,如果教师能够如此教,而学生能够如此学,那么从模仿开始,到坚持不懈练成自己的风格,写出一手好的文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古人虽然不大讲修辞与语法,也很少此方面的专门课程,但在撰写诗歌、楹联与文章时,却能够精准地创作出工整的对句,其中实际包含了修辞与语法知识,这种模拟训练与创作实践,并不亚于反复讲“之乎者也已焉哉”的词性及其用法所达到的效果。至于“死记硬背”,说实话,在中小学甚至大学背诵一些古今中外的名篇名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西方的流行方法我们应该学习,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汉语教材与教学方式,更有许多值得我们汲取养分之处。

如何编写一部好的“大学国文”教材,也是我们近些年来一直调研与思考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三十多年来大陆近百种、台湾近二十种“大学语文(国文)”教材,进行了归类与总结;同时追溯了民国时期的一些教材,考察其有何特点与优长。我们发现,“民国范儿”并无特殊的高超之处,而近些年的教材也并非如人们评价的那样不堪,而是各有千秋,互有优劣。我们在反复比较与研核的基础上,决定借鉴古今优良传统来编写一部新教材。

我们将教材定名为《大学国文选本》,恢复民国旧称,并非是要回到民国,也不是取意学者所论“国文”才是“国家的文化”那样肃重,而是由于本书所选课文,不仅重文重语,还兼顾文化、学术与应用,重视写作训练的示范性、模拟性与实用性,冀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陶冶情操,培植本根,强调一种“大国文”的规模与气象。

在全书的单元编排上,我们尝试古今编纂方式的结合,既采用古人常用的文体分类,也吸收今人喜用的文章内容分类。大致而言,分为古代诗词,古代散文(含应用文)、小说与戏曲,现当代诗文,语言与应用文(含科技类文章)四大类,基本上是以文体分类;在每一大类下,或按专题内容或按文体性质分为若干单元,篇目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序,每一单元内见其传承性、典范性与系统性。同时,尽可能多地呈现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类文体的丰富性。

在历代作者的选择上,避免把目光紧盯在国人熟识的某些名家大家身上,尽量做到每位作者只出现一次,尽可能多地介绍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甚至相对不那么知名的作家与作品(全书中仅《诗经》出现三次、鲁迅作品出现两次),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作家面貌与作品信息。同时,在对近现代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我们对北大或有北大背景的作家作品有所偏爱,想来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在选文上,对于各类“大学语文”相关教材与中学语文课本中反复出现的名篇,虽不绝对回避,但一般不予收录(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各类课本中重复收录达八十次以上),另为选篇,且不以世俗所谓“美文”为限,而是注重范文的真实性、文学性、学术性、示范性与应用性,同时避免给同学们以“高四语文课本”的感觉。

在选文篇目比例上,古代诗文与应用文部分占到全书篇目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就文字内容所占比重而言,现当代诗文与语言应用类文章又占到了一半以上。我们认为古代诗文为国文之根本,只有了解与学习一定数量的古诗文,才能更好地学习现当代诗文,并使自己的论文及应用文写作更为端雅洁美、文质兼备、有模有样。

每篇课文前皆有作者与内容介绍,力求简明扼要、通透别致。而文后注音释词,析解剖判,皆取其简略,不多引申,不滥发挥,少讲语法,略言背景,注重启发,点到为止。

每篇课文后都附有思考题,题目不限于语言与文学,而是广泛涉及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与应用写作诸方面,以帮助同学们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拓宽思路,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每篇课文最末又附有“深度阅读”书目,推荐与课文相关的书籍与文章若干种(篇),多为名家名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影响性。学有余力或者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与探究。

归结而言,我们的初衷是:在选文方面,尽量多地照顾到作家、文体与内容,勾勒出“大国文”的基本框架;从历史的纵深性及各时代的横截面上,给学生一幅立体丰富、全面展示的图像。在今天的大学里,课程门类众多,课业极其繁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很难在“大学国文”课程外更多地接触与学习国文。我们尽量多地选文,并不意味着教师必须在一门课中将这些课文全部讲授一过,而是希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使他们一册在握,众妍毕见,诸体齐备,在课下阅读与体悟这些课文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国文能力与人文素养。

我们深知,本书也只不过是已经出版的上千种同类教材中的一种而已,其他教材的弊端,本书或多或少肯定也会有;我们也深知,要提高大学生的国文水平与人文素养,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远不是一门“大学国文”课程所能解决的。但我们愿意积极投身其中,做出最大的努力,本书就是一个开始。

 

链接:走进课堂 | 大学国文课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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