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高校的大学语文课都不是很‘景气’。北大每年本科生有近三千人，但选大学语文课的不超过200人。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老师上课，人少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老师。老师都是中文系的，现在已经换过几个老师来负责，怎么讲课全由老师来决定。”2013年时为北大中文系副主任的漆永祥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在高校的“选修”“必修”地位时对《新京报》记者如是说。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学语文》这门课的“选修”“必修”之争一直没有停止。有的学校将其由必修改为选修，有的学校将其由选修改为必修，还有的学校由必修改选修后又改回必修。2011年，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曾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的91所高校中，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学校只占34.8%，而且课时也减少了很多。
对此，漆永祥教授认为，“目前大学语文的‘边缘化’境地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全社会对母语教育的不重视，包括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不重视；其次，上世纪80年代大学语文兴盛时，它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那个时期选修课也比较少。而素质教育推行以来，大学里增加了类似‘中国文学名著作品选读’的课程，这些课程分散了学生的兴趣点；最后，很多大学语文的授课方式、教材等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但是漆永祥教授仍然认为《大学语文》很有存在的必要，他说：“现在大学语文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人们希望大学语文能把中学语文没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非常不现实的。”“虽然学校已有很多与语文相关的选修课程，但我们认为大学语文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我们希望给学生一个‘大语文’的观念，对他们进行理念上的引导，逐步形成自身的语文素养。”
而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则认为，也许更应该注意的是大学生精神生活的粗糙化、粗鄙化。年轻一代心灵的缺失，美感的缺失，语言、文化的感悟力的缺失，所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大学语文”在北大日益受到重视。自2014年9月起，北大开设了大学国文课，几乎全部理工科院系列为必修，每年修课人数近2000人。与课程配套，中文系数位教师共同编写了《大学国文选本》教材，由钱理群、曹文轩二位教授审定出版。《大学国文选本》在教学使用的过程中得到了师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好评，不足两年时间里印刷了四次，在全国1000多种《大学语文》教材并行的状况下，能达到这样的影响力实属难得。
为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大学国文选本》，现将其“序言”全文呈现。
序 言
一
“大学国文”课程的开设，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称“大一国文”。如果再往前追溯，则“国文”“国学”等概念的出现，都是清季与民初在“西文”“西学”兴盛的大背景下，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衰微而产生的“过敏性”与“抵抗性”反应。彼时要解决的问题，似乎是矛盾着的两极：一方面是“国文”“国学”地位的衰微，以及在西式中小学与大学中如何教授与振起“国文”的难题；另一方面则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浪潮的兴起，以及废除汉字与汉字拼音化的呼声有愈演愈烈之势。当时大德高贤，莫不以汉字为阻碍传播智力的“结核”，“驱逐方块鬼，建设新文字”成为一时的主流话语，延至今日，仍余音不绝，偶有回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西式大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立，传统教育方式很快便淹没在西方文化与西式教育的洪流中，英语日渐成为强势语言，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汉字汉语似乎成了讨人嫌厌的“弃儿”。而文言诗文更如日薄西山，沦为边缘。因此，体现在“大学国文”课程上，就可以看到，初期的教材，文言文尚占有一定分量，但白话文最终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这种新旧交织、各方混战的局面，导致大、中、小学“国文”课的教授与学习，均未见起色，反日渐沉沦。所以，我们看那时的争论与担忧，无非是学生不以国文为意，国文水平下降，人文素养阙如，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相当吻合，只不过如今更为严重而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国语”与“国文”合而为一，并习惯上称为“语文”，“大学国文”课程亦随之改称为“大学语文”，但其中的变化绝不仅仅是改一个字那么简单。首先，对“语文是什么”这一概念，就产生了诸多分歧。例如是强调语言与文字，还是重视文学与鉴赏；是看重应用与实践，还是加强阅读与写作；或者说是工具性重要，还是人文性必需，抑或是二者的统一等等。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曾尝试出版过将语言、文学分科的中学教材；各高校也相继单独编纂了不少写作类的教材。但愈往后来，教材编写愈不稳定，文学赏鉴类的篇目比重低开高走，而文言文、语言与应用方面的篇目却是时而增加，时而成为点缀。无论在中小学语文教材还是“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上，莫不如斯，这其实就是各种争论与分歧在教材编写上的真实反映。
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中，虽然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各高校相继恢复该课程并一度兴盛，甚至成为必修课程，然而好景不长，九十年代以降，许多高校又取消了“大学语文”课；即使开设，也是极少数同学的选修课，在北大也不例外。究其原因，除了围绕着这门课程本身是否应该必修，是一门什么性质的课程，其教学效果如何体现等的争议外，主要还是我们面临的人文环境，较之昔年并无太大的改善。全民漠视国语国文，传统文化衰微不振，汉字汉语仍有意无意地会成为攻击的靶子。比如废除汉字的呼声虽已微弱，但代之而起的是繁体字与简化字的争论，简化字甚至成了造成传统文化断裂的替罪羊。
多年以来，面对上述诸问题，我们在北大也一直致力于“大学语文”课程的调研与改革，在课程教学与教材编写诸方面，尝试探索有无可走之路。
我们首先认为，“大学语文”是大学生综合性素质教育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汉语写作能力、表达能力的最基本的途径。尤其我们面对的是深受“高考体”作文浸染，对语文兴趣大大降低，甚至产生了厌恶情绪的高中生与大学生，学生的语文素养与写作水平几乎跌到了谷底。为了使大学阶段的学生继续接受比较高等的语言、文学与文化教育，弥补中学时期语文教育的不足，纠正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缺陷与偏见，提高学生用汉语学习自己专业的能力和对于祖国文化的鉴赏力，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等，有必要长期坚持开设有针对性的大学国文课程。这一课程将在文学作品赏读、汉语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以及口语表达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与训练。
也就是说，一个大学生应该具备起码的国文素养，包括最基本的语言基础知识、文学鉴赏能力、写作水平、应用能力与交流能力。因为一个人国文素养的高低，对其思维能力、逻辑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写作能力与交际表达能力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说具体点儿，今日大学中许多文科学生不会写论文，理科学生不会写实验报告，与其语文素养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再怎么强调“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是不过分的。
然而，常常让我们极感难堪的是，当大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赏鉴能力、写作能力、语言应用与交际能力饱受诟病时，大家又希望不受重视、每周一次两小时的“大学语文”课，能够将上述弊病一次性解决，以达起疴除病、妙手回春之效；而在该课程达不到如此苛刻的要求时，就对其满怀失望以至于唾弃。这使得本就不济的“大学语文”课程更是一落千丈，成为厌食可弃的鸡肋。
因此，我们应该调整对“大学语文”课程过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为其解负减压，一门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总共一个学期的课程，是不可能成为“万能胶”，随便粘贴补缀即可奏效的。如果在这一门小小的课程中，能够使学生重新燃起对国文的热情，热爱自己的母语，在语言、文学、文化、应用、写作以及口语表达能力等，哪怕是其中某一方面有所提高与进步，我想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达到了。
三
百余年来，无论教材如何编写，课堂如何讲授，都是西式教育方式的展演舞台，但是如果我们回溯中国古代的教材编写与教学方式，就会明白时下流行的一些教材模式与授课方法，不一定都是舶来品，其实或多或少我们的祖先都使用过，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今日对古人的教学方式，常常用“死记硬背”“僵化呆板”“死读书，读死书”等来形容，几乎全盘否定。实际古代儿童开蒙，汉以来《急就》《凡将》《苍颉》诸篇，以及中古以后以“三百千”为代表的蒙学读物，朗朗上口，易诵易记，日用百科，尽在其中，既有趣味，又颇实用，皆有其科学性与示范性。如“上大人，孔乙己”，与今日小学“上中下，人口手”几乎一样，也是从易到难，从简到繁。而在儿童至成人的成长过程中，如八岁即“严幼仪”，十五岁即当“尚志”等，也是非常合理的掌握礼仪规范与立志成才的年龄段，这就是基本的人文素养的培育与训练。
就成人教育而言，自孔子整理“六经”并以之为教材始，如《诗经》《尚书》就是典型的选本，而后来的《国语》《国策》等更是流行一时的选本教材。再往后自《文选》以降，至《文章正宗》《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更是蔚为壮观。即如史著，如《通鉴纲目》《十七史详节》等，亦成为授课佳本，广受欢迎。至于科举考试的时文选本，更是种类繁富，人手一册。可见，选本亦为中国古代常见甚至流行的教材编写方式。
就写作教学来说，今天大中小学的作文教学，都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难题，而古人也并非全是死记硬背与僵化模仿。如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分年日程》中论学习韩愈文曰：
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后，须反复详看。每篇先者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裨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由根至表，干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干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干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发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
如今书店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作文教学书籍，其实程氏这段话已经将作文教学法归纳得非常完备，如果教师能够如此教，而学生能够如此学，那么从模仿开始，到坚持不懈练成自己的风格，写出一手好的文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古人虽然不大讲修辞与语法，也很少此方面的专门课程，但在撰写诗歌、楹联与文章时，却能够精准地创作出工整的对句，其中实际包含了修辞与语法知识，这种模拟训练与创作实践，并不亚于反复讲“之乎者也已焉哉”的词性及其用法所达到的效果。至于“死记硬背”，说实话，在中小学甚至大学背诵一些古今中外的名篇名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西方的流行方法我们应该学习，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汉语教材与教学方式，更有许多值得我们汲取养分之处。
四
如何编写一部好的“大学国文”教材，也是我们近些年来一直调研与思考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三十多年来大陆近百种、台湾近二十种“大学语文（国文）”教材，进行了归类与总结；同时追溯了民国时期的一些教材，考察其有何特点与优长。我们发现，“民国范儿”并无特殊的高超之处，而近些年的教材也并非如人们评价的那样不堪，而是各有千秋，互有优劣。我们在反复比较与研核的基础上，决定借鉴古今优良传统来编写一部新教材。
我们将教材定名为《大学国文选本》，恢复民国旧称，并非是要回到民国，也不是取意学者所论“国文”才是“国家的文化”那样肃重，而是由于本书所选课文，不仅重文重语，还兼顾文化、学术与应用，重视写作训练的示范性、模拟性与实用性，冀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陶冶情操，培植本根，强调一种“大国文”的规模与气象。
在全书的单元编排上，我们尝试古今编纂方式的结合，既采用古人常用的文体分类，也吸收今人喜用的文章内容分类。大致而言，分为古代诗词，古代散文（含应用文）、小说与戏曲，现当代诗文，语言与应用文（含科技类文章）四大类，基本上是以文体分类；在每一大类下，或按专题内容或按文体性质分为若干单元，篇目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序，每一单元内见其传承性、典范性与系统性。同时，尽可能多地呈现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类文体的丰富性。
在历代作者的选择上，避免把目光紧盯在国人熟识的某些名家大家身上，尽量做到每位作者只出现一次，尽可能多地介绍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甚至相对不那么知名的作家与作品（全书中仅《诗经》出现三次、鲁迅作品出现两次），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作家面貌与作品信息。同时，在对近现代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我们对北大或有北大背景的作家作品有所偏爱，想来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在选文上，对于各类“大学语文”相关教材与中学语文课本中反复出现的名篇，虽不绝对回避，但一般不予收录（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各类课本中重复收录达八十次以上），另为选篇，且不以世俗所谓“美文”为限，而是注重范文的真实性、文学性、学术性、示范性与应用性，同时避免给同学们以“高四语文课本”的感觉。
在选文篇目比例上，古代诗文与应用文部分占到全书篇目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就文字内容所占比重而言，现当代诗文与语言应用类文章又占到了一半以上。我们认为古代诗文为国文之根本，只有了解与学习一定数量的古诗文，才能更好地学习现当代诗文，并使自己的论文及应用文写作更为端雅洁美、文质兼备、有模有样。
每篇课文前皆有作者与内容介绍，力求简明扼要、通透别致。而文后注音释词，析解剖判，皆取其简略，不多引申，不滥发挥，少讲语法，略言背景，注重启发，点到为止。
每篇课文后都附有思考题，题目不限于语言与文学，而是广泛涉及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与应用写作诸方面，以帮助同学们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拓宽思路，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每篇课文最末又附有“深度阅读”书目，推荐与课文相关的书籍与文章若干种（篇），多为名家名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影响性。学有余力或者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学习与探究。
归结而言，我们的初衷是：在选文方面，尽量多地照顾到作家、文体与内容，勾勒出“大国文”的基本框架；从历史的纵深性及各时代的横截面上，给学生一幅立体丰富、全面展示的图像。在今天的大学里，课程门类众多，课业极其繁重，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很难在“大学国文”课程外更多地接触与学习国文。我们尽量多地选文，并不意味着教师必须在一门课中将这些课文全部讲授一过，而是希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使他们一册在握，众妍毕见，诸体齐备，在课下阅读与体悟这些课文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国文能力与人文素养。
我们深知，本书也只不过是已经出版的上千种同类教材中的一种而已，其他教材的弊端，本书或多或少肯定也会有；我们也深知，要提高大学生的国文水平与人文素养，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远不是一门“大学国文”课程所能解决的。但我们愿意积极投身其中，做出最大的努力，本书就是一个开始。
链接：走进课堂 | 大学国文课程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