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别从大学预科教材的过渡性质、20世纪30年代辅仁燕京等校课程和教材、40年代部定《大学国文选目》及其争论、40年代西南联大等校课程与教材等角度，全面考察民国时期大学国文课程和教材的概貌，涉及其形成、发展、特色、争论等方面，以为当下大学语文教育之借鉴。
关键词：民国大学；大一国文；国文教育；教材；课程
近年来，民国学术、学人、大学、教育、国文等话题渐成热点，坊间多种民国时称为“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的课程教材亦有再版。目前语文教育在各高校热闹开展却也争议不断，重温民国时期大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发展演变历程及其呈现出的经验与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一、大学预科国文教材的过渡性质
现有的对民国时期大学国文教育情况的梳理和回忆材料，十分可贵，但相关述说也存在混淆模棱的情况。如什么才是与现今作为大学本科公共课相类似的课程和教材，就需要分辨清楚，因为不少议论笼统言之，其实谈的是中文（国文）系科的专业教育，故其所述内容如何专深，教员如何大牌，教材如何高明等等，就有货不对版之嫌。在这方面，应该充分注意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个学校的不同情形，区别说明，具体分析，一事一议，庶几轻重分明，评价切当。
清末民初，由于学制变迁频繁及课程体系不定，大学阶段的国文课程及其教材的发展脉络不甚清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兴新学，“壬寅学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又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这算是近代大学初创期重视学生国文通识的最早表述。其他目前可见的各种语文教育史料鲜有明确涉及大学国文者。有论者指1909年唐文治编“高等学堂国文讲义”《高等国文读本》“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见顾黄初主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亦有认为1904年林传甲编“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应为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的。细考这两本教材的前言性文字，确表明其为针对“公共科”国文教学，但所施用的学校实乃“高等学堂”之属（林编为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分类科国文讲义，唐编为在上海南洋公学主讲国文的讲义），而清末学制的高等学堂，则为大学预科性质——“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而非“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所以，这一时期的“高等学堂”国文教材，属于向着在性质和用途方面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国文”教材的过渡。再考其内容架构，林编《中国文学史》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未涉及选文，仅就体例上看，以讲论为主体，重点在文章做法，可称得上一部文章学著作——它固然算不上真正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称其为首部大学语文教材，也属牵强。后出的唐编则有选文也有讲论：以其国文观为轴线，“论文大义，以古人之文章，为我之讲义”。其选文，主体为“古文”，辑为“钩元录”，注重“精神线索”；又有“致用录”，“所选俱系近人之作，如曾胡李左诸家专集，均博采要删，而于外交之学尤三致意焉。”希望“命体达用之士，当必有取于斯文”（《高等国文读本》“例言”）。新旧、虚实杂糅，明显具有个人取向。
预科独立设置阶段，高等学堂、优等师范等校的国文教育，在“壬寅学制”下为“词章”，在“癸卯学制”下为“中国文学”，在“壬子癸丑学制”下为“国文”；后来预科教育附设于大学阶段，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规程》也规定“国文”为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当时施用于高等学堂国文教育的这类教材还有一些，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存藏的即有丁福保编《高等教育国文读本》，全一册，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出版；潘博编《高等国文读本》，全五册，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出版。无论性质或内容架构，均呈现出过渡期国文教材的特点。到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取消大学预科，过渡阶段的国文教育也就完成了其使命。但也为后来的大学国文教育提供了经验和积累。
五四之后，现代大学制度逐步确立，现代语文教育也逐渐成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加上其他社会学术文化力量和行政力量的介入，最终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国文课程的确立，应该是在1929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之际。该规程第八条规定：“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军事训练及第一第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基本课目。”而按照1931年3月教育部颁行的《专科学校规程》，高等专科学校也须设国文为必修课：“各种专科学校，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至此，“大一国文”从制度上正式成为大学本科段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大学国文教材也在1930至1940年代呈现出丰富复杂的面貌。
二、30年代辅仁燕京等校国文课程与教材
虽则教育行政部门有上述明确规定，30年代民国大学国文课程的开设情况，还是因校而异。有开与不开之别——张岱年就读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时(1928—1933)，师大就不设大一国文（张岱年《我与北师大》）。也有开了但效果不佳者——交通大学因施行不力，专聘陈柱为系主任来主持，试图结合专业特点，提升学生的“文字表现”能力。清华大学则经历多次改革，时起时落，吴小如晚年回忆说当年清华“‘大一国文’始终是全校性的必修课。开这门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系分班由著名教授主讲，像清华的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诸位先生，都各分一个班去教‘大一国文’”（《理工大学应恢复“大一国文”课程》）。
而实际情形要更为复杂。时人谢循初做了不完全统计，截至1935年，有些大学尚未开设“大学国文”课程，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在已开设的大学中，各校为国文课程设置的学分也相差较大：浙江大学2学分，广西大学、山东大学4学分，清华大学、大夏大学、齐鲁大学、安徽大学6学分，厦门大学和沪江大学则高达12和16学分（《今日大学课程编制问题》，《安徽大学季刊》1936年第1期）。这一时期的大学国文教育，较有特色的为辅仁和燕京两所教会大学。
在辅仁大学，国文教育为各院系共同必修课。来新夏回忆说：“那时辅仁大学对‘大一国文’似乎比其他学校重视得多，认真遴选一部分有学问的中年讲师任教，如启功、余逊、柴德赓和周祖谟等都承担过这门课，校长陈垣先生亲自主持，共同研究选文，自编铅排线装教材。一年学下来，确实感受到不少读古文的乐趣，有些篇章还能朗朗上口。”多年之后，学生“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教材中所附的《论孟一脔》部分。”“《论孟一脔》是辅仁‘大一国文’的特色，为其他大学所编教材所无。它附在其他古文后边，独立成篇，另题《论孟一脔》，共选《论语》与《孟子》各22章，共10页。”（《说说“大一国文”——兼说<论孟一脔>》)陈垣亲自主编的《国文读本》，其优点为：“一则所选各文均为名篇，文字流畅可读，对古文入门有益；二则此读本不止于选文，尚包含故事、义例，可资探讨；三则选同一内容而有不同写法相比较，对初学习作古文者，可见示范，对文史学生尤有裨助。”（来新夏《再说“大一国文”》）启功则回忆说：“陈老师对各班‘国文’课一向不但是亲自过问，每年总还自己教一班课。各班的课本是统一的，选哪些作品，哪篇是为何而选，哪篇中讲什么要点，通过这篇要使学生受到哪方面的教育，都经过仔细考虑，并向任课的人加以说明。学年末全校的一年级‘国文’课总是‘会考’，由陈老师自己出题，统一评定分数。现在我才明白，这不但是学生的会考，也是教师们的会考。”（《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校长亲自授课命题并且延聘知名教授、督责指导青年教员，无怪其课为后人铭记。
燕京大学在30年代的北平，亦为负盛名者。这所美资背景的教会学校，却十分注重学生国文素养培育和能力训练。国文课包括名著选读和国故概要两部分，国文课不仅在大一年级开设，还持续到大二年级，且都规定为必修课程，这与普遍只有“大一国文”的各校情况颇为不同。其授课教师有杨振声、马鉴、沈士远、郭绍虞等。燕京大学国文教材，国家图书馆所见和一般史料所及多是1938—1940年的版本。笔者查览到的最早的《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版本（见古籍网http://www.bookinlife.net），封面无署名，印有“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字样。这套教材共4册，书前有“教材标准”说：“本编分选学术论著，文学史，国学常识之文，及与各系特有关系之作而为中学所未及者。”可见其为“各系”所用之公共科教材。又说：“本编侧重应用的古文，略及代表每个时代和文体的重要名著，与文学批评之文。”选文以时代为纲，详录周秦至唐宋时期文章，略及明清文章，每一时代文章按文体归类。收入少量近人文字，如章太炎的《菿汉微言序》《文史通义诗教》、《清代学术概论》、《国学学刊序》、《国学学刊宣言》等。编者说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近世及现代作者，于学术思想，所关至重，俱附入各代各体之下，以期教材之系统化，思想之现代化。”
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正值社会上“中学生国文水平低下”的讨论兼及对大学生国文能力的批评，郭绍虞遂有针对性地为燕京大学一年级国文课编写了一套两本的教材《：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由开明书店1939、1941年先后出版。此书具有广泛影响。编者在书成之后写了《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一文加以解说，对其良苦用心详加阐释。《学文示例》应对大中学生国文水平讨论中的意见，非常重视学生写作能力训练，但示例选文基本上是古文。朱自清写了《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开明书店版）》一文，委婉地提出：“书中白话的例极少，这是限于现有的材料，倒不是郭先生一定要偏重文言；不过结果却成了以训练文言为主。所选的例子大多数出于大家和名家之手，精诚然是精，可是给一般大学生“示例”，要他们从这里学习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难了。”而《近代文编》，其所选文章则重在应用，而又琳琅满目。编者自言：所选“务取明显，以便学生预习，俾增阅读能力；同时又以体式分组，俾与作文取得联系，庶于临文之顷，得有观摩之资。”本书有许多二、三十年代的时人之作，如鲁迅的《马上日记》、胡适的《杜威论中国思想》、《〈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林语堂的《机器与精神》。时间上最为切近的典型的时文为《中国的西北角》，是著名记者范长江从1935年7月起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记录沿途见闻而写的通讯，《大公报》1936年8月刚刚集册出版，1939年的教材就将其选入，可谓别具慧眼。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在1930年、1934年出版，《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也出现在这部教材的选文中。
如果说，《学文示例》尚有偏于学术不无繁难之病，则《近代文编》因其不拘一格、文备众体、选材新颖、编排有序，实在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国文教材。从中可见燕京大学的国文教学不断适应时代之需，从30年代前期的注重国学基础和古文训练，到40年代逐渐转向“以现代生活为归”的技巧训练之外兼重新思想训练的思路。后来郭氏还费不少心力指导编辑了“学生作业的整理”——《作文摘謬实例》。如此全力以赴，可见其时大学国文教员的尽心尽责。
三、40年代部定《大学国文选目》及其争论
3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大力宣扬固有文化和民族精神，为统一思想、强化国家意志，同时也为解决教科书编制、印刷和运输方面的困难，取消一直沿用的教科书“审定制”改为“部编制”，统一筹划和组编教科书，并延续至抗战胜利后。在此形势下，1940年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决定编选大学国文全国统编教材，并推选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人负责编选，魏建功负责联络。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问题》（《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2卷3期）一文介绍说：为达到教材选目“初步意志集中的调整”，前期做了大量的调查分析，“在战时的后方所征集到的全国大学校院（包括专科学校）选文约在二十个单位”。在对这些教材选文及其作者统计分析后发现，从中无法“找出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编辑委员会专家们遂商定选文的标准共三条：“1．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2．生人不录。3．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历时两年，商讨拟订了一个《大学国文选目》，选出50篇基本篇目。1942年10月，此目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名义颁布。随后国立编译馆依此“选目”出版了“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要求各大学“转知该科担任教员遵照采用”。《选目》及教材引发了一场论辩，秉承“生人不录”原则，入选的全是文言文，也重新触及了有关文言、白话的争论。
朱光潜发表《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2卷3期），认为大学国文主要是一种语文训练“，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用浅近文言或国语写公私信，做学术文，叙述时事或故事，描写眼见耳闻的人物，写得辞明理达，文通文顺，我们所悬的大学国文教学目标不应低于此，也不必高于此。”“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的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我主张多选近代文。”“如果我教我的子弟做说理文，我毫不迟疑地叫他们看章行严的甲寅争论文字，大公报社评，和梁任公胡适之诸人的论著。至于叙事文，我也必定叫他们除史传之外看看小说（中外新旧在所不论）。”
身为编选会成员之一的朱自清发表《论大学国文选目》一文做了回应。他对大学国文教育的目标和性质持不同见解：“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自清认为朱光潜多选现代文的主张并不尽然。他并批评抗战前山东大学的国文教材“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但这办法似乎太偏窄，而且其中文学古典太少。”他反对迁就学生的兴趣，“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他后来编著《经典常谈》的思想与此一脉相承。
黎锦熙也发表了长文《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上）（下）》，除解释说明50篇选目的编辑和使用外，更对大学国文教学内容组织给出了系统设计。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赶快采选若干篇白话文艺作补充的教材。”并希望白话文艺教材“若能因势利导，导入正轨，自然与那五十篇高文典册‘相反相成’”。他甚至建议教员尽可“一、选定国内共推为最精洁最丰硕的报纸一种（例如重庆的大公报）；二、让学生各定一份，为的是做国文教材，不是看新闻；三、匀配时间，两天一次，训练阅读，指导写作，一以贯之；四、社评，专论，特约通讯，法令文告，领袖演词，重要译件，精读；新闻电报，附刊文艺，广告启事，略读。”
围绕这一部定选目和教材的争论，参与者均为语文教育及相关领域的专门家，话题广泛而深入，映射出民国大学国文教育的整体面貌和关键问题，内容丰富，意义重大。讨论中关于大学国文教育的目的、性质、内容取向、教学方法，与中学教育的衔接，与社会语文的互动互腴种种重要问题的论说，今天读来，仍不乏启示意义。
四、40年代西南联大等校国文课程与教材
40年代的国文教育，自以最负盛名的西南联大为翘楚。该校将国文课作为包括中文系学生在内的有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中文系学生也修“大一国文”，这与当时和现在的普遍做法均不一样，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1938年，联大专门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在杨振声主持下编选课本。散见的各种回忆文章和言谈记录侧面地反映了这门课之备受好评，为众多当年的联大学生、后来的知名人士所记忆和追怀。汪曾祺散文《晚翠园曲会》的描述最为生动：
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西南联大大一国文教材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国家图书馆有藏），发行者为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出版。选文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古文23篇，以史传和序记为主；下编为古诗词，以唐宋为主；中编则基本上都是语体时文，选入反映新文学运动实绩的现代文学作品，是领风气的做法。张世英回忆说：“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归途——我的哲学生涯》）联大国文课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选读，包含文言文、语体文、古典诗词等文类的经典篇目；二是“语文训练”，为此另外编有《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1942，后改名为《语体文示范》）。
而在教法上，杨振宁回忆道：“联大的大一国文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杨振宁文集》）翻译家许渊冲1938年入校，也赶上诸教授轮流执教“大一国文”：“中文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西南联大的老师》）。联大复员后的北京大学，其国文教材保留着显著的联大的风格特点。如1948年版《北京大学国文选》（上中下三卷合一册），下卷全部为《狂人日记》《、我所知道的康桥》、《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窗子以外》等现代白话文。不过这已是民国国文教育的余绪了，到1949年和1950年新华书店先后出版的北大清华合编、华北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审定、叶圣陶作序的《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则已经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面貌了。
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还办有重要的国文刊物《国文月刊》，辟有“大学国文教学改革”栏，先后发表朱自清《国文教学自序》，余冠英《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介绍<精读指导举隅>》、于在春《国文成绩考查述例》、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平议》、《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陈梦家《释“国”，“文”》、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项因杰《研读和写作的关系》、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叶兢耕《对于师范学院国文系专业训练的一点感想与意见》、季镇淮《教书杂记》、丁易《论大学国文系》等文，无疑提高了其时大学国文教育的学术含量。
纵观整个民国大学国文教育，40年代是脚步最为坚实、发展最为充分的时期，其中蕴育的实践经验和学理探讨，尚需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吸取。这对于新形势下的母语高等教育，不无裨益。
（李瑞山，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振，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邹铁夫，中国民航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