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网友：
大家好！在网上聊了两年，我们又聚到一起来了——没在网上聊的朋友，今天当然更该聚一聚。
会议报名时，我提交的论文电子版是《呼吁：大学语文“向内转”》，今天许多媒体朋友也在场，我想呼吁的事情交给媒体去做，也许做的更好，我重点和大家探讨一下如何使我们大学语文学科长治久安的问题。
大学语文算上前身大一国文，已经有110年的历史，这是按我的算法，起点放在1904年的“癸卯学制”。当然也可以和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同步一下，也就是1919年。确实，大学语文的头十来年，处于比较混沌的状态。本来中国传统教育整个就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大语文，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分科教育，文、史、哲一一独立成专门学科了，那么语文还有什么内容了呢？语文就抓住了经学。后来经学也独立了，而且还分化了，《论语》成了哲学、伦理学，《春秋》归了历史，《诗经》成了文学。再后来又被袁世凯“尊孔读经”那么一闹腾，和语文的关系就更远了。我不是反对在语文中搞“读经教育”，但是搞之前应该梳理一下历史。又有把文学留在语文里的想法，比如第一本大一国文教材，书名就叫“中国文学史”。但是这个“文学”其实是“文章之学”的意思，后来大家将错就错，就当成文学，今天《现代汉语词典》里“语文”词条也仍然是两个意思，一是语言文字，一是语言文学。一直到了五四运动，大家对平民学习语文的重要性更加重视了，在文学以外，特别强调应用文的学习，这才有了现在“语文”学科的格局。
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我是想说大学语文虽然始于1904年，但是去掉那段比较混沌的历史，也不妨从1919年算起。这样，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现象，或者说是非常严峻的历史现象，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19年到1949年，这30年，是民国大一国文阶段。1949年以后，这门课就发生“尴尬”和“边缘化”，不久就被取消了。现在大家都把取消大一国文的原因归之于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其实根源早在1949年之前就存在了。
下面看些历史事实。
早在1943年，魏建功就指出过大一国文的师资问题，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每年每个大学一年级有上几百的人数，教师的人选势必增多，教学经验的水准势必降低，有些大学的国文便用新毕业的学生担任；……不敢说这些新发于硎的大学国文教师就比中学里有经验的老国文教师高明多少。四年前也是被慨叹为程度低下的人，一朝毕业就获得了什么诀窍吗？”这是魏建功对大一国文师资的评价。现在我们总是津津乐道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这样的历史盛况，但这只是距离产生美的错觉，任何时代大师总是极少数的。
第二个材料，1948年，徐中玉在《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一文中说：“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近年来始终是一个问题，讨论得似已不少，可是一般说来，仍旧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接着他提出了教材问题，学校不重视的问题，资深教授不愿意教的问题，班级人数太多、老师批改作业太辛苦的问题（他认为超过25人就是太多）。
第三个材料，也是1948年，季羡林在《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一文中说，他实在想不出为什么还要“必修”大一国文课。“倘若还有同学在十二年以内没有把国文念好，这位同学几乎可以说是已经不可救药，想在大学一年里补起来也绝不可能了。”
第四个材料，1949年1月，清华大学的教师们在余冠英家中讨论中文系课程改订方案，不少人认为大一必修国文是可以废除的。将来中文系的人事问题颇困难。担任大一国文的多数是教员及助教，不知如何安插他们。”
第五个材料，1949年，叶圣陶受命编写那种政治型的《大一国文》教材，他并没有洋洋得意地自诩编写出了“人文主题”的大一国文教材，而是在日记中表现出深深的无奈与厌烦。
第六个材料，1949年5月，接管清华大学的军宣队，召开学生座谈会，听取学生意见，取消了学生认为“不合理的和不需要的”大一国文课。
第七个材料，1951年，上海交大突然停开大一国文课，公布这件事情之前，没有跟大家商量，系主任也不知道。钱谷融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教务长，其他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件事引起了上交大领导的不满，钱谷融最终不得不离开交大。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似乎与“院系调整”并没有直接关系，倒和今天大学语文的处境有几分相似。我们要在更大的历史尺度中，思考大一国文消亡的原因。
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在大陆是停开大一国文的30年。到了1979年，30年的规律又开始发生作用，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倡导全国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这一段是大家熟悉的。那么计算一下，从1979年到2009年，又是一个30年了，而且到今天已经多赚了5年了，难道我们已经冲出30年的历史怪圈了吗？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还是上届年会上的那句话，这次我们靠的是徐中玉先生的长寿，我相信只要徐中玉先生健在，没有什么人敢动大学语文，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必须要有危机感。
其实前面我说第一个30年末期，也就是1949年左右的那些现象，在我们这个30年的末期也毫无例外地出现了，敏感的媒体人在2004年就感觉，《中国教育报》记者黄蔚和《光明日报》记者邢宇皓在那一年不约而同地向社会发出呼吁：大学语文遭遇尴尬，遭遇边缘化。我也是比较敏感的，我是在2007年决心提前内退，希望集中精力好好研究一下，在当前这个历史节点上，大学语文到底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为大学语文做一些事情。
有人觉得我这是杞人忧天，说如今国家高度重视母语教育，重视通识教育，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所以历史上那种情况不会发生。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危险。去年人民大学取消大学汉语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最后他们教务长出来对媒体解释的那番话，我们特别要听进去。他说：我们没有取消母语教育，相反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开了很多门类似的课程。其实这个话2003年武汉大学的教务长就说过，他说：“我们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难道我50门课程不能取代你大学语文一门课吗？”
这就是我们大学语文自身的定位问题，你定位定到别的课程去了，那么别的课程开起来的时候，必然把你取消。
这里我不想讨论大学语文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争论清楚的，而是要板凳坐得十年冷来研究，现在形势紧急，恐怕没有十年的时间，那么也要争取在三五年的时间，争取理论上的突破。这一点我特别佩服杨建波老师，她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但是最近把第一本大学语文教学论写出来了。
以前我们可能疏忽了一个重大区别，把大学语文学科建设等同于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其实这是两个相关但不等同的任务。学科建设的工作，前人已经做了很多，以至于今天我们能有依据地宣布是“百年大学语文”。尤其是30多年前，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先生，又重建了这个学科，让我们今天能聚在这里开会。但是还有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学科理论建设，这一方面大学语文是严重滞后的，70年前，叶圣陶先生曾满怀信心地想要撰写一种大一国文专著，但是因为遭人排挤，离开了大一国文，没有写成，导致任何学科得以成立的最基本的几本书——对于大学语文来说就是：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至今阙如。这是否也是我们学科一直未能走出历史怪圈的深层原因？所以我们宁波大红鹰学院成立大学语文研究所，就把撰写这几部学科专著作为最紧迫的任务。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全体同仁共同来努力，弄清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早日打破30年循环的历史怪圈，开创大学语文学科长治久安的局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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