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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敏:编写以人为本的《应用写作》
【时间:2013/1/29 】 【来源:唐晓敏博客 2009-01-12 】 【作者: 唐晓敏】 【已经浏览3667 次】

    (一)
  
  写作是人的活动,文章是人的作品。文章是人写的,是写给人看的。应用文写作也是写作,普通文章是这样,应用性文章也是这样。虽然应用文看上去往往是“写事”,而不像文学作品那样是“写人”的,但“事”也是“人”所为。故我们可以说,应用文之学也是“人学”。而“人”是活生生的,不仅有立场、思想、也有感情、欲望,有喜有悲,有泪有笑。阅读一篇文章时,他可以被打动,也可无动于衷。

  目前应用文写作教学中,我们出于对应用文特点的强调,往往举公文为例,说应用文主要是将要求说清楚、明白。当然,命令之类的公文确是如此,只让接受者执行而不需要让接着者感动。但实际上,这样的文体只是应用文的一小部分。应用文的领域可以说宽泛无边,大量的应用文并不是强迫人们执行,人们阅读它,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如南朝的丘迟给陈伯之写劝降书,陈伯之不是非投降不可,李密向晋武帝请假,晋武帝不是只好给假而别无办法。他可以给李密假也可以不给,甚至还可以杀了李密。就说今天,开学术会议发邀请函,收到了信,也是可以来也可以不来。这就是说,应用文写作不是简单地“通知”一下了事,而往往是作用于人的心灵,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说服人也能感染人、打动人。丘迟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美好景物的描写,唤起陈伯之的故国之思,才达到劝降的目的。同样,李密若不是写出这样的文字:“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以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卒保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他也请不下来假。
  
    (二)
  
  为达到“适用”目的,应用文写作中,相互关联的两点是不可少的,一是应用文的创造性,二是应用文的文采。

  提到应用文,我们往往强调其规范性,但实际上,好的应用文也都具有创造性。可以说是规范性与创造性的统一。1949年毛泽东曾写一篇通讯《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文中这样写:

  新华社郑州五日电 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

  文中插如“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一段话,即很有创造性。我们常要求应用文具有实用性、针对性、时效性、真实性、平实性,这都不错,但这也还不够,还应有创造性。

  文采也很重要。我国古代的应用文,流传下来的,可以说都很有文采。《谏逐客令》、《与陈伯之书》、《陈情表》自不待言,敦煌出土了一个普通的“离婚协议”,写的是:“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峨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都很有文采。

  今天,在应用文写作实践中,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文采的作用。举两个例子:

  一是律师夏霖为崔英杰所写的辩护词。这篇辩护词的最后说: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崔英杰虽杀了城管队长,但由此未被判处死刑。

  二是北京售票员掐死清华大学物理系晏教授夫妇女儿案终审判决,北京市一中院的判决书,写道:

  “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眼睁睁目睹最爱的人从自己的身边消逝,自己却无能为力。假如,这仅仅是生命自然的过程,人们也只能去坦然面对。但是,这却是出于一场飞来横祸,而且是在自己眼前发生。法院相信这种痛苦确实是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正像晏教授所说的,‘噩梦不断、惊恐万状,不敢看小学生上学、不敢见到女儿的中学同学、不敢再坐公交车,甚至不敢看到电视上女孩子的脖子。’”

  判决书突破了以往的判决书模式及赔偿数额。法院在终审时撤销了一审判决的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改判赔偿30万元,这也是国内目前最高的一笔精神赔偿金。法院首次将同情语写进判决书,这种人性化的做法,不但体现了司法的进步,也会给受害人家属带去莫大的心灵慰藉。

  目前,许多《应用写作》教材不太讲应用文写作的创造性和文采。这也是学生对《应用写作》缺乏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为使学生产生对应用文写作的兴趣,还应注意选用“高端”的例文,即把古今中外那些写得最好的应用文章作为例文,而不是随意选取普通的文章。“取法其上,仅得起中”,这有深刻的道理。首先,平庸的文字不会让学生形成强烈的阅读、思考的兴趣。其次,只阅读这些普通的文章,也无法让学生了解应用文的本质。马克思讲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一种事物或活动的本质,并不是体现在其低端部分,甚至也不是体现于其平均水平,而是体现在其高端上。再次,只有掌握其最好的,才算真正掌握了这一事物或活动。而掌握了高端部分,低端部分自然就掌握了。假如一个人能够“挟泰山以越北海”,却不能“为长者折枝”,那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有些研究者强调应用文写作的重要而又受忽视时,常常说,有些大学生连普通的“请假条”也不会写。实际上,这恐怕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或者说没有重视。

  进一步说,若我们的应用写作教学因此为重视所谓“基础训练”,让学生多写简单的“请假条”、“通知”等等,这看似有理,实际上是南辕北辙,因为这将进一步破坏学生的学习情绪。过于简单的学习内容,学生不会产生学习的兴趣。

  而且,学校课堂上的范文,并不是可以直接套用在将来的生活实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范文应该是不太“实用”的,因为它树立的是比生活实际更高一点的标准。但正因如此它才有“大用”:通过与生活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激发学生的兴趣、好奇心与想像力。这就犹如时装表演舞台上的时装往往不能在生活中穿用,但它激发人们的灵感,提升人们的审美感。应用写作的例文也应如此。好的教学都是作用于学生的心灵,而不是简单地教给学生一种现成的知识。
  
    (四)
   
  与此相关的是,目前应用写作教材在具体的文体训练上介绍过多,而讲基本原则太少。我们强调直接的“用”,当然,具体的文体才能“同”,于是就多讲“适”于“用”的文体。这是一个误区。

  首先,行业太多了,具体适用于“行业”的文体,讲多少也不够。古人讲“三百六十行”,而现代社会恐怕是“三千六百行”也不止了!“人”不可能理解、记住,也不需要理解、记住、掌握“三千六百行”所需要的全部应用文体。并且,过于专业的所谓应用文写作,若相写得好,实际上依赖学生的专业知识,这不是“写作”本身所能解决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为了学习这些专业性很强的文体的写作,要求学生去参加社会实践,或者在学校就为学生创造写作的情境,培养其应用写作的能力?这看似有理,实际上则并不如此。在学校培养这种能力,是一种“少慢差费”的作法。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讲到美国三十年代教育时说:“在战时我们了解到,飞机公司能在几星期内培养出飞机技工,比学校几年内培养出的更好。在学校里必然是由过了时的教师,用过了时的机械来训练学生。”赫钦斯讲的技工技术的培养,应用写作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德国教育家怀特海的观点对我们应该是一个提醒,他在《教育的目的》一文中说:

  不管你给学生灌输怎样的细节,他在以后生活中恰好遇到那个细节的机会几乎是无限小的;如果他的确遇到那个细节,他可能已经忘却你教给他的东西。真正有用的训练,是理解若干一般原则,对于这些原则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应用有彻底的基础训练。

  在你丢失你的课本,焚毁你的听课笔记,忘却你为考试而死记的细节以前,你的学习是无用的。……大学的职能在于使你为了原则而抛弃细节。

  具体说,应用写作教材应注意适当简化文体训练部分,重视应用写作基本原理的讲解。即使是讲解与训练各种文体,也应该是这样的:将各种列入的文体安排为应用写作基本原理的典型呈现,即是说,它们是作为应用写作基本原理的例证而有机地加以安排的。这样,应用写作将能有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不是各种所谓“实用文体”的叠加。
  
  (五)
  
  应用写作还可注意,文章的语言应体现汉语的特点与优势,具有汉语的味道。

  “人”,按照马克思的手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都是社会历史的存在,是在一定文化传统中成长的。文章写作,我们所使用的是汉语,汉语本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整体性地反映着我们的历史文化。因此,文章写作应该表现出汉语的特点,表现出民族的风格。毛泽东作为汉语写作的巨匠,曾提出:“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并且说:“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他批判当时的一些记者,说:“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毛泽东所说的非常有道理。可以说,到了今天,他所讲的,不是失去现实意义,反而是更有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深思。因为目前,汉语受到严重的冲击,许多人在感叹:现在能写好的中文的人已经不多了。所谓好的中文,不仅仅是简洁、优雅,还应体现出汉文化的礼仪性,对于对方的尊重等等。有人曾说到:“在中国正式文书有多种,如邀请函,祭文,帖子,以及公商要函等等。有时感到现在能真正写出这种文字性的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如邀请信,要讲究遣词造句,简练赅要,不失意韵,既要体现对受函人的尊敬,又要符合双方的身份,这不是很容易写的。

  目前,学界多有人呼吁,让汉语写作体现和发挥出汉语所具有的简洁、凝练、优雅的特点,但是能做到者很少。文章大多仍是语言西化。而在这方面,“应用文写作”可以说是一个重灾区。且不必说应用文中的普通文章,就是某些重要的大块文章,如大报的某些社论、大机关的重要文件,其内容或许非常重要,但其语言往往枯燥无味,让人不敢恭维。从学校的应用写作教学的角度说,这实际上也是学生对应用写作缺乏学习兴趣的一个原因,干干巴巴的文章是没有人愿意读的。从整体观念上以及例文选择上突出汉语的特点,培养学生汉语的语感,使学生所写的应用文具有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应用写作》教材编写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虽然这并不容易,但需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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