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的称谓始于1877年。它是根据学科课程编制组织排列的，作为学科的主要教材供教学之用的学生用书。叶圣陶先生指出：“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

    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中列举了18条是需要避免的。如单字讲授索然无味，笔画太繁不易认识，连字、介字、助字等难于讲解，深僻之字不适目前之用，生字太多难于认识，语句太长难于上口。编辑还指出，全用短句，不相连贯，则无意味；数句相连，不能分句解释，难于讲授；语太古雅，不易领会；语太浅俗，有碍后来学文之初基；陈义过高，不能使儿童身体力行；墨守古义，不能促社会之改良。述外国之事物，不合于本国习俗；语不常见闻之事物，不易触悟；论不合时令之事物，不易指示。文过诙谐，有碍德育；文过庄严，儿童苦闷；而进步太速，失渐进之理。

    1912年12月，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指出“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体国语教科书》八册，第二年的四册《白话文苑》最早采用语体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并提行分段。

    刘半农在《应用之教授》一文中提到选材八不选。1.矫揉做作者，不选；2.凡骈俪文及堆砌典故者，不选；3.凡违逆一时代文笔之趋势，而相竞摹仿古人者，不选；4.凡思想过于顽固，不合现代生活，或迷信鬼神，不脱神权时代之习气者，均不选；5.陈义过高、已入于学哲的专门研究之范围者，意义肤浅、而故为深刻怪僻之文以欺世骇俗者，亦不选；6.卑鄙龌龊之应酬文、千禄文、一概不选；7.谀墓文不选；8.意兴枯索，及故为恬淡之笔，而其实并无微辞奥义者，不选。

    1940年2月，教育部颁发修订的《中学课程标准》规定“运用语体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先生主持编定的大一国文课本，包括文言文15篇、语体文11篇和古典诗词44首。

    1947年，清华大学开设必修课“读书指导”。

    国学要籍的教学，由教师讲解，或由教师指定范围，令学生阅读。专题之研究，则于各教授所指定之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梁启超先生把研究学问的能力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明敏、密察、别裁、通方。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共招生四届，实际完成学业者68人，多是继往开来的人物。另有资料显示，清华大学1927～1937年的214名教授中，有3人仅为国内中学毕业，5人无学历，仅在国外作过访问研究而已。创造力是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事物的能力，并由此可以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独创的东西。体现在四个方面：提出新问题、发现新材料、采用新工具、创立新范型。

    1904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指出“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一忌用僻怪字，二忌用涩口句，三忌发狂妄议论，四忌袭用报馆陈言，五忌空言敷衍成篇。”清华学校大一国文作文，用古文作的，不予批改。1942～1943年度，西南联合大学出的作文统考题目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一本书”。台湾联考题目，1956年是“论国文之重要”，1977年是“一本书的启示”。

    清华大学讲授“国文”专任教师大家云集。1929～1930年，为杨树达、张煦、刘文典、朱自清；1932年为闻一多；1934～1935年为俞平伯、浦江清、许维；1936～1937年为余冠英、李嘉言；1940年为沈从文、吴晓铃、何善周；1944年为王瑶；1946为年范宁、叶金根、朱德熙、王宾阳；1947年郭良夫；1949年吴组缃。清华大学讲授“中学国文教学法”专任教师是朱自清、郑婴、吴研因、张清常、李广田。

    日本学者安彦忠审视教材的九个方面，给我们很多启示。是否囊括了学科的整个系统所包含的内容；是否构成了教材系统的顺序性所不可欠缺的基础；是否包含了学术、科学技术等的基本概念、基本要素；是否包含了研究方法的典型；能否培养基本技能；是否有助于向其他领域迁移，阐释新事实；儿童自身能否在更多的情境中加以应用；是否能给儿童带来更多的思考余地；儿童能否发现并解决更多的问题。

    课程的涵义，不仅指各种教学科目，其实包括整个教育活动。教科书不是惟一的教材，教师必须利用自然及社会的事物作为活的教材，并适时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