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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玉:现代应用写作学科建设刍议
【时间:2012/8/8 】 【来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7月 】 【作者: 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董小玉】 【已经浏览3576 次】

    摘 要:一门处于工具地位的完整的应用性学科,主要由史、论、体、法等多维空间组成。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为了促进与完善现代应用写作学科的建设,应加强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探讨现代应用写作的特质;明晰现代应用写作的源流与发展;重视对现代应用写作学主体的研究;掌握现代应用写作文体的类别;探索现代应用写作学的方法。
    关键词:现代应用写作;学科建设;写作主体;写作方法

    中国的应用写作学,在艰难的探索中已经步入到20世纪末,它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对这门处于工具地位的、开放的、多元的、日益成长的应用性学科,该如何加强对它的学科体系的建设与研究呢?我认为除了对应用写作文本进行研究外,还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探讨:

    一、探讨现代应用写作的特质

    应用写作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它既是以适合实用为目的的写作实践活动,一种行为过程,又是研究应用文体写作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技能的一门学科。因此,应重点把握它的特性:

    1·应用性。这是应用写作学科的本质属性,即物质实践过程中精神活动的文字表述。王安石提出的“要之以适用为本,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1],正是以“用”为标准来衡量文章的。刘熙载言:“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2]这也是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今天,“用”更成了应用文的价值尺度。它直接为社会生活服务,离开了应用性,就没有应用写作。

    2·工具性。应用写作以语言文字为中介,传递各种信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各方面发挥工具性作用。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刘勰说应用文是“政事之先务”[3],这都是着眼于工具特点的。进入信息社会,应用文的作用就更大了,它是机关、单位和个人处理事务、沟通关系的重要工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它。

    3·时效性。由于应用写作都是针对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而来,在时间上呈现出
与其他文体不同的特点,要求及时性、有限性、时代性,以便最大限度发挥其效力。延误时间,
时过境迁,应用文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途。

    4·规范性。主要指文本形式和制发程序中的规范性。应用文多数都有“定型化”的法定性格式与习惯格式,以便于写作、阅读与处理。这种规范性的形成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约定俗成”,一是“法定使成”。这种规范性与应用功能、社会效益、工作效率密切相关,是它在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性。

    5.简明性。主要指应用文的语言要求,提倡开门见山,强调长话短说,句式简洁,少用或不用描绘手法,弃程式套话,让事实说话,依据事实加以分析,提出相应的意见、办法、措施,以形成庄重、朴实、明快、简练的语言风格。

    现代应用写作的功用,从总体上讲,它是调节人际关系,交流社会信息,解决具体问题,保证社会有序运转,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当前,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把阅读和写作能力称为“第一文化”,把掌握电脑语言称为“第二文化”,第一文化是第二文化的基础。可见,学好应用写作对于现代人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二、掌握现代应用写作的源流与发展

    在我国,应用写作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粗疏、繁杂到丰富、精细、完善的过程。明了我国应用写作发展的历史,学习和借鉴我国应用写作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现代应用写作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建设,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依据有关典籍和当今研究成果,可以把中国古代应用文产生、发展的变革史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氏族公社后期——应用写作的萌生。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应用写作。《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说文·叙说》:“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及神龙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祖先们用结绳、绘画以及契刻等方法来记载生产与生活事项,应用写作产品就有了原始的形态。

    2·商周时期——应用文雏形的出现。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考古学家称之为“甲骨文书”,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应用文。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尚书》中,收虞、夏、商、周四代文告22篇,虽只是记言,但已初具体格,且有典、谟、训、诰、誓、命之分,可作为我国应用文本雏形形成的证明。

    3.秦汉时期——应用文体的成形。秦王朝建立以后,朝廷下令统一文字的同时,也统一了文书体例。如将皇帝的命令称为“制”、“诏”,臣下的上书称为“奏”,在写作上订立了“避讳”、“抬头”制度和开头、结尾用语程式等。两汉时期,应用文体较之秦代分类更趋细密,体式更加规范。以公文为例,上行文就有“章、表、奏、议、策、疏”等之分;下行文有“诏、令、诰、制、敕、策、戒、谕、教、檄”等之别。“公文”的称谓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外,汉代文人写作应用文日益增多,辞赋风格对应用文有一定影响,使应用文沿着清新、健康的道路发展。

    4.魏晋六朝时期——应用写作理论的建构。这一阶段是应用文的自觉时期,不但是文体得到发展,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念。在理论的建构上有曹丕、陆机、刘勰等。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当时各类文章归为八体,并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写作要求,八体中前六体皆属应用文。其后,西晋陆机的《文赋》对应用文的特点与要求也作了深入具体的阐发。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分文体为39类,其中35类属应用文范畴。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写作和应用理论汇集。书中对“诏策”、“章表”等多种应用文体的源流、演变、性质、作用、写作要求等作了深入的论述,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应用写作理论的基础,应用写作由此进入到一个有一定理论指导的自觉阶段。

    5.隋唐至明清时期——应用写作的发展与繁荣。这时期应用写作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其一,文章体制完整,文体分类详备。如公文下行文就发展到明清时的近20个种类,被列入文体专论的应用文达50余种之多。其二,应用写作队伍扩大,不少“学士型”人才担任应用文写作,提高了应用文写作的水平。如唐代的魏征、陆贽、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明代的宋濂、归有光、宗臣、夏完淳等都是当朝大文章家,也是应用文写作的高手。李白、李商隐、苏轼、陆游等杰出的文学家也撰写了不少优秀的应用文。其三,应用文体及写作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明代王志坚编的应用文集《四六法海》,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在广收应用文章的同时,对其分类、源流、写作诸方面都作了论述。清刘熙载著《艺概》一书,在“文概”部分首次提出“应用文”一词,同时对应用文作了精辟的论述。

    6.辛亥革命至今——应用写作的更新与繁荣。辛亥革命后,废除了沿袭几千年的旧式公文,如诏、奏、议、表等,建立了以白话文为中心的现代公文。新中国成立后,也建立了自己的公文系统,并进行了多次改革,现今实行的公文文种是12类13种,包括命令(令)、议案、决议、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等。
进入90年代,现代应用写作学得到极大的重视和发展,一些新的应用文体应时代而生,如经济写作、科技写作、公文写作、新闻写作、交际类写作等都在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展示出全新的面貌。写作手段也正在更新,运用电脑进行现代应用文体写作,在国内已开始尝试。电脑写作,是人类写作活动的高级阶段,运用电脑写作应用文,既快捷准确,又方便省力,因此,它将是现代应用写作的发展方向。今天,应用写作理论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与扩展。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要建构现代应用写作学的理论体系,应重视对本民族应用写作理论遗产的继承,吸收外国现代应用写作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同时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加强应用写作的纵向和横向研究,使现代应用写作学科的理论建设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三、加强对现代应用写作学主体的研究

    写作主体就是现代应用写作的制作者。它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法定作者、指定作者、非指定作者。对写作主体的思维、素养、能力等的研究是其核心之一。

    任何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人类思维成果的积累。作为极有实用价值的应用写作,也有一个以什么为思维中心来创建的问题。传统的“格式+例文”的应用写作学的研究模式,片面强调应用文的程式化特征,而忽视对写作主体行为的研究,始终把写作实践的最终产品——文章看做是一种与人的精神活动无关的东西。它不研究作者在提炼主题、确定内容、安排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而采用静止的、直观的态度来描述各类文体的基本内容和一般结构,把原本充满复杂心智活动的写作实践看做是一种依据文体格式“对号入座”的简单行为,把文体结构模式的理论视为文体写作实践的全部内容,这样就使得写作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失去了人的精神活动的抽象行为[4]。

    以主体为思维中心创建现代应用写作理论,就是使写作理论从单向、封闭型思维转向多向、开放型思维。以主体为思维中心,就是把思维过程的立足点由客体——文章,移到写作主体——作者上来。以作者的“写”为思路,探讨其由触发到活跃到成熟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式、思维过程,从而进一步掌握现代应用写作的特点、规律与方法,最终形成现代应用写作的理论体系。在写作系统的四大要素,或言四步信息流动工程,即写作主体、写作客体、写作载体、写作受体中,二三步都是以写作主体的行为来完成的。它使信息变得有理、有据、有序才成其文章,写作客体不过是写作主体引起思维的动因,写作载体不过是写作主体思维成果的记录,写作受体不过是写作主体思维正误的检验者,它们都是写作主体“施控”的对象[5],只有写作主体才是思维的源泉。

    现代应用写作其思维走势以定向思维为主,它应服从于既定的目标,按实现目标的阶段进行思考,并按社会认可的规范形式——框架进行写作,这就决定了其思维走势具有定向性。应用文的框架是一个在思维活动中孕育形成的,具有成为雏形的体系。而框架形成的整个过程,就是写作主体把自己飘浮的、混沌的、无序的思维活动状态逐步变衍为稳定的、清晰的、有序的思维流变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历经“千头万绪、千言万语”的思维过程,到这里第一次定型,框架便成了现代应用写作准备阶段的总结和归宿。框架建构也是应用文写作链中的第二阶段——写作阶段的逻辑起点,它恰如“蓄水库”,许多材料、观点处于挤压状态,企盼着充分舒展,向文稿的形成顺畅地奔去。在这个环节中,框架作为一种态势,它将使写作主体结束一种混沌、无序的思维状态。其次,构建框架是应用文成为“精品”的中介。一篇完整、规范的应用文,经历框架建构的“磨难”[6],才孕育得更充分、更健全。

    现代应用写作其思维方式以逻辑思维为主,因为它要求直接、实用、平实。它大体分为三个主要阶段:首先是叙事与说明,即对具体事物作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反映;其次是说理,即运用逻辑方法,包括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因果法、综合分析法、递进分析法等分析研究,揭示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第三是结论,即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等。

    写作主体的素养包括写作主体的心理素质、生活素养、学识修养、人格意识。对于应用写作者来说,基本写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观察能力、采集能力、鉴别与分类能力、分析与综合能力、抽象与概括能力、判断和推理的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此外,修改能力、书写能力、预测能力等,对于现代应用写作来讲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重视对现代应用写作文体分类的研究

    现代应用文体是对现代应用文章共同的特点进行概括而建立起来的类的概念。一定的文体与一定的思维方式、格局规范、语体风格密切相关。对现代应用文体进行分类,目的在于认识各类文体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将现代应用写作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加深对现代应用写作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使现代应用写作从经验学科上升到理论学科[7](P114~116),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的现代应用写作文体的分类体系,以加快现代应用写作学科的建设。

    由于应用文体种类繁多,使用面极广,它不像文学文体,用“三分法”或“四分法”加以梳理,就会使其文体轮廓较为清晰。加之应用写作划类依据的标准不统一,因此,目前学术界在应用文体的分类上呈“百花齐放”的局面。有的从社会功能和应用范围角度把现代应用写作划分为四个大类:新闻文体、理论文体、记传文体、实务文体;有的从实用出发,把现代应用写作划分为九大类:新闻文体、史传文体、教学文体与学术论文、行政公文、机关事务文书、经济文书、司法文书、日常应用文、对联等;邱昌明先生提出“以型归类”,把应用文体分为十类:规定型、传知型、激励型、求助型、证据型、分析型、介绍型、新闻型、协约型、礼仪型[8];时聪先生则依据文章功能、性质和使用对象的不同,把应用文章分为三大类:机关应用文体、新闻文体、个人应用文体[9]。

    在文体的分类中,我同意林一顺的主张,即:首先,应当建立在对其本质属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其次,应当严格遵守层次性、穷尽性和排斥性原则的分类;第三,应当是多层次、多级别的系统分类[7](P129~131)。下边,我们主要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内容要求,以及使用对象的不同,参照诸家之说,将现代应用写作文体划分为三大部类:(1)公务文书(行政公文、事务文书);(2)行业专用文书(如经济文书、法律文书、教育科技文书、新闻出版文书、学术文书、外交文书、军事文书等);(3)日常应用文写作(如书信、合同、协议等)。

    文体划分并不是给应用文体划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框架模式,而是在于寻找文体内部的有序性、层次性、条理性,展示出应用文体写作的规律,以便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使文体走向明晰、规范、系统与科学。文体划分如同文体本身一样,乃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其研究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多变的今天,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应用写作更是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一些原有的应用文体发生了裂变,如“保证书”、“大批判稿”等受到社会冷落,大有萎缩和消亡的趋势。相反,一些曾受到冷落的文体则返老还童,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合同书”、“遗嘱”、“法庭论辩词”等。一些新的应用文体则由于国家的推出、形势的所迫、管理的所需不断产生,如“专利书”、“会议纪要”、“科技情报”、“市场预测报告”、“述职报告”、“辞退文书”等,这些应用文体,是当今社会变革的产物,因而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它们已在现代社会交际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0]。因此加强对文体分类的研究,是一项急迫而又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从应用文体的消长、变迁中,可以看出社会需要是促进文体发展完善的基本动力,应用文体总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不断充实、更替、换新,从而以一种新的文体形态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因此,写作理论研究需随着文体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深化、更新,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写作实践,建构学科体系。

    五、探索现代应用写作学的方法

    现代应用写作学的方法包括写作的方法和教学的方法。

    应用写作,经由源远流长的历史积淀,已由粗朴的、经验型的操作,进入到较高层次的理论探讨。应用写作的理论研究必须以应用文体写作实践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实践,首先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写作实践中,这种活动是指作为作者的人在认识世界和反映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如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谋篇布局、定体选技、遣词造句等一系列活动。研究写作实践,实质上就是要研究作者的这些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离开了作者的这种精神活动,写作实践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前边提到的传统的“格式+例文”的研究模式,却片面强调应用文的程式化特征,而忽视对写作主体行为的研究。很明显,“格式+例文”的研究模式,其错并不在于它研究了文章,而在于它把文章写作过程中的人的精神活动从研究视域中抹去了,而不能从文章的研究过渡到、深入到人的研究上。因此,用这种方式来揭示写作的规律和方法,是难以深入的[4]。为此,我们应加强对“人本”与“文本”结合的研究,从写(实践)的角度,掌握基本的观察法与调查法,取材与选材的方法,提炼主题法,谋篇布局法(文体特定的结构要求即格式)、起草与修改法以及各环节形形色色的技巧技法。

    至于教学方法,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可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如直观法、调查法、拟写法、图表法、改写法、讨论法、对比法、整理法、修改法等,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写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理论知识既要求深入浅出,又应反映学科研究的新成果,而技能培养则抓住各训练环节,通过教学科学实验设计出行之有效的训练步骤和训练方法。葛美瑛在对应用写作教学过程的理性思考中,提出的三个“抓住”对我们教学具有启发性。这三个“抓住”即抓住信息传递环节——“从不知到知”,在这个抓住中选择直观手段把教学信息加工处理成图形,以便学生理解、掌握;抓住信息反馈环节——“从少知到多知”,具体做法是诱导提问,习作讲评;抓住“解惑开窍”环节——“从模糊到清楚”,其桥梁是妙用相近联想与相似联想[11]。张耀辉在教86学实践中总结出的“三十二字”应用写作教学法,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示。这“三十二字”教学法的具体内容是:“理论开导,例文引路,少讲多练,师生结合,正反比较,举一反三,反复练笔,熟能生巧”[12]。刘志宣则提出三种教法模式:愉快式、激发式、强化式[13],融理论指导于实际操作训练之中,改变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局面,使教学双方都成为建构的主体,形成一个生动活泼、卓有成效的局面。

    总之,应用写作方法的研究既是学科理论的突破,又是写作实践的需要。它既可带动应用写作学的加快振兴,也会推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应用写作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建立,应用写作的使用更趋广泛,其价值也显示出增值的态势。在同市场经济的对应中,写作行为的价值走向观念、时速时效观念、文体变通观念、论辩竞争意识、广告文体意识、语言文风意识、综合修养意识等,日趋强烈与鲜明[14]。应用写作以独特的方式和力度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个学科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效益,这将有力地推动现代应用写作学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安石.上人书[M].
    [2] 刘熙载.艺概·文概[M].
    [3]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M].
    [4] 李明.关于应用写作研究方法的思考[J].写作,1996,(12).
    [5] 吴耀东.写作主体思维的蓓蕾 开放应用写作理论之花[A].中国写作学创造性思维集录[C].呼和浩特: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504~505.
    [6] 袁士祥.应用文框架:建构与突破[J].写作,1996,(1).
    [7] 裴显生.现代实用写作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8] 邱昌明.以型归类——应用文体分类新说[J].写作,1996,(11).
    [9] 时聪.也谈写作学研究中的文体划分问题[J].写作,1995,(2).
    [10] 高直.当代应用文体写作的新趋向[J].写作,1989,(5).
    [11] 葛美瑛.对应用写作教学过程的理性思考[J],写作,1996,(10).
    [12] 张耀辉.应用写作“三十二字”教学法[A].中国写作学创造思维集录[C].呼和浩特: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568.
    [13] 刘志宣.写作训练模式新探[J].写作.1995,(6).
    [14] 邓世穆.嘲笑科学是“愚昧文化”[J].写作.1995,(2).

    责任编辑 刘荣军
    作者简介:董小玉(1956~),女,重庆市江津人,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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