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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源:20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
【时间:2012/4/20 】 【来源:南都学坛 2005年第3期 】 【作者: 郑州大学文学院 冯源】 【已经浏览3747 次】

  摘要:“文笔”说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如何就“文笔”说研究,阐发出六朝文学的嬗变大势及其所以如此之故,乃学者们研究的初衷所在。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笔”的义界,“文”、“笔”分目的历史、缘由,“文笔”说的理论意义与美学价值等方面展开的。学界对六朝“文笔”说的认识已渐趋全面。
    关键词:“文笔”说;20世纪;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文学意识的自觉,文学创作篇帙浩繁、诸体纷呈,出现“文”、“笔”这一重要的理论范畴。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从秦汉以前的文史哲不分,经魏晋以来文学创作的大发展,对文体的辨析愈来愈精,人们对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区别逐步明确起来。‘文’、‘笔’之辨,就是这一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P40)。处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如颜延之、范晔、刘勰、萧绎等,均对“文”或“笔”的义界进行了辨析。然“唐宋以降,此谊弗明”[2](P6)。至清阮元
在广州开“学海堂”,以“文笔”策问课士,始对六朝兴起的“文笔”说详加考证。进入20世纪以后,刘师培秉承阮元学脉,赞“文言”、推崇翰藻,率先对文畦笔畛严加判别,并做《广阮氏文言说》,为阮氏观点增添训诂上的旁证。刘氏的辨析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人相继加入论辨。此后,在20世纪的百年中,罗根泽、逯钦立、郭绍虞、王利器等众多学者先后就“文笔”义界,“文”、“笔”分目的历史、缘由,“文笔”说的理论意义与美学价值等方面作了广泛的考证和研究。本文即是从这几个方面对百年“文笔”之辨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总结,以期清晰地呈现出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脉络,为21世纪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一、“文笔”义界研究

    在中古文学史上,自刘宋至齐、梁,范晔、颜延之、刘勰、萧绎等于“文”或“笔”的义界有过几种不同之说。“文、笔的区分其时正处于探讨过程之中,它是伴随着文学的发展逐渐展开的。文笔的探讨出现于文坛;而文笔的含义尚暧而不明。各人的理解各异,观念也就不尽相同。”[3](P377)20世纪的研究者乃致力于恢复历史上“文笔”辨析的原貌,因而多从六朝人关于“文笔”的定义以及“文笔”说自身的演变两方面展开研究。

    (一)“文笔”定义研究

    什么是“文”?什么是“笔”?准确地理解二者的内涵是把握六朝“文笔”说的前提和关键。百年中学者们多是从“文笔”的分类标准、范围以及“韵”的含义三方面来展开对“文笔”定义的研究。

    现代学者首先注意到了与颜延之相关的文献记载。《宋书·颜竣传》云:“太祖(宋文帝)问(颜)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对此,王运熙分析说:“颜延之将‘笔’和‘文’对举,显然是指两类不同的文体。这是今日所见文、笔分指两类文章的最早的资料。”[4](P192)傅刚也赞同六朝明确地分辨文笔“以刘宋时颜延之为最早”[5](P87)。他们一致认为这里的“文”是指有韵之文体,“笔”是指无韵之文体,韵则指的是押脚韵。又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云:“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解释说:“此言字与笔字对举,意谓直言事理,不加彩饰者为言,如《礼经》、《尚书》之类是;言之有文饰者为笔,如《左传》、《礼记》之类是;其有文饰而又有韵者为文。”[6](P658)饶宗颐亦谓:“略窥梗概,测其意似颜氏区为言、笔、文三等,而以史传归入笔之范围,笔亦言之有文者也”[7](P426)。逯钦立以为“延之把记传的制作,也归在笔一类”,较先前仅指书奏等单篇文章的“笔”扩大了范围[8](P356)。另有一些学者就颜氏立论的原因及意义进行了阐释,王运熙指出:“颜延之认为‘笔’并非径情直遂地记录口语,而是对口语文饰加工的成果。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刘宋时期,即使是实用性文章,也更加讲究用典和对偶,用语造句往往避熟就新。此种情况自然容易促使颜延之产生‘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的结论。”[4](P201)高华平则认为颜氏理论“准确说明了‘文笔’观念前一阶段的基本特点——重在讨论‘言语’与‘文学’的关系问题”[9](P119)。

    范晔《狱中与甥侄书》中有“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之语,王运熙认为此句意谓“手笔”书写较易,因其不必拘泥于用韵。此处的“韵”应就是指句末之韵。詹福瑞赞同王运熙的观点,认为“范晔文笔之分,则以有韵无韵为准”,因为“他自己所著的《后汉书》中有韵的‘赞’称为文,无韵的‘序’称为笔”[10](P110)。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发表了与王、詹两家相左的看法,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的研究者发现范晔“对于文提出宫商清浊之说,在音律上要求更为严格”[11](P122);郭绍虞也认为范晔这个“韵”字可看做押脚韵,也可看做句中之声韵[12];程千帆更有范晔“以文贵藻绘宫商”之语[13](P21)。

    对于刘勰的“文笔”论,20世纪的研究者给予了充分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郭绍虞说:“我们可以肯定刘勰所谓文笔之分,只以有韵无韵为限,而且他所谓‘韵’只指韵脚之韵。”[12](P329)程千帆也认为,《文心雕龙·声律篇》“韵和对举,则彦和所指,专为韵脚可知”[13](P21)。论及《文心雕龙》篇章所隐含的文笔区分,刘师培实有发覆之功,他在《宋齐文学要略》之《文笔区别》一则中指出:“更即雕龙篇次言之,由第六迄于第十五,以《明诗》、《乐府》、《诠赋》、《颂赋》、《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诸篇相次,是均有韵之文也;由第十六迄于第二十五,以《史传》《诸子》……是均无韵之笔也。此非《雕龙》隐区文笔二体之验乎。”[2](P110-111)刘氏意谓刘勰的“文笔”说以有韵无韵为分类标准,“文”是指诗赋等一切押韵的文体,“笔”则包括经、史、子以及诏、令、启、奏等公文,“韵”仍然是指押脚韵。至此可以看出,刘勰的“文笔”范围空前地广泛。郭绍虞进而指出刘勰事实上是不赞同文笔之分的,因为与之同时代人所谓的“文”,可以指对偶辞藻,可以讲声律,而刘勰的“文”则不如此要求。“但《文心雕龙》之论文章体制,却又隐隐以文笔分类”[13](P306),岂非自相矛盾?这里可用章太炎的话与之相印证,章氏说:“《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14](P51)意谓刘勰虽区分“文笔”,但只是借用了当时流行的诗文体制之分以安排和建构其文体论,并没有对文笔进行严格辨析或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文”、“笔”概念。

    近代以来,较早对萧绎的“文笔”理论进行研究的是刘师培。他称简文帝的“文笔”说至为昭晰。王肇祥认为:“梁元《金楼子》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则似文者,诗、赋、碑、诔之外,不赅他作,又非仅以有韵无韵为限也。”[15]郑振铎也认为萧绎“所谓‘文’者并不是以有韵者为限,只要是以‘绮纷披’之文,来抒写个人情思者皆是。当然‘文’是包括了诗赋在内的。但如制诰章奏之流,便是所谓‘笔’了”[16](P234)。詹福瑞指出:“萧梁时期人们对文笔的划分和认识越来越细腻。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和笔作了更细微的界定。在这个界定中,不仅经书、史书和子书排除在‘文’之外,章奏等一类应用文字也被排除在‘文’外。关于‘文’,萧绎概括了几个特征:其一,抒写性情,以情动人;其二,文采华美;其三,讲究声律;其四,主要指诗与词赋之类作品”[17](P87-88)。罗宗强持相同的见解,只是他认为萧绎对“笔”的解释比较含糊,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而“‘不便为诗如阎纂’这一句义界不明,是指不善于写诗的阎纂所写的其他体,还是指不善于写诗的萧绎所写的诗?如果是后者,那么便把没有声韵词采情感的美的诗排除在‘文’之外”[3](P373)。傅刚也认为萧绎“把‘不便为诗’的阎纂也划入笔者之列,这就打破了当时通行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5](P89)。章培恒、骆玉明进一步指出萧绎对文笔的区分已“摆脱了文体形式的基准,而从更重要的性质着眼了”[18](P297)。袁行霈则别持一种新见解,他认为萧绎于“文”的界定“对原来文笔之辨的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而且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是兼容文笔而言,如任、陆之笔就被视为上乘之‘文’”[19](P170)。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20世纪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萧绎的“文笔”论旨在从泛文学的范围中划分出一块更为纯粹的文学领地。事实上,在“文笔”说产生之初,由于当时美文学的体裁主要是有韵的诗歌,所以才以韵律作为区分文笔的标准;而萧绎时代以审美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大量产生,且时文大都讲究声韵藻采,若仍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就会显得笼统而缺乏有效性。这就不难理解《金楼子》于“文笔”的分类标准、范围以及韵的规定上较前人有所不同了。

    (二)“文笔”说演变研究

    20世纪40年代,逯钦立明确指出:“文笔说的研究,当以文笔说的演变为其核心,譬如晋、宋以后,文体与文体观念的变化,以及各体制作的消长等重要问题,都可由文笔说的演变,就其相互的关系上,阐发南朝文学的嬗变大势,及其所以如此之故。”[8](P349)逯氏的倡言,学术界如桴鼓与之相应,百年中学者们于此问题的研究观点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文笔”说有前后期之分;第二种认为“文笔”说有传统革新派之别;第三种认为“文笔”之分即在有韵无韵。

    持第一种观点者首数刘师培。他说“至文笔区别,盖汉、魏以来,均以有藻韵者为文,无藻韵者为笔。东晋以还,说乃稍别:据梁元《金楼子》,惟以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为文;据范晔《与甥侄书》及《雕龙》所引时论,则又有韵为文,无韵为笔。”[2](P108)刘氏弟子黄侃另有独到见解,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指出:“今谓就永明以前而论,则文笔本世俗所分之名,初无严界,徒以施用于世俗与否为断,而亦难以晰言。就永明以后而论,但以合声律者为文,不合声律者为笔。”[20](P212)罗根泽以为黄侃此说非常通达,他指出:“‘文’、‘笔’对称,虽源于晋代,而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确是‘自宋以后之新说’。”[21](P144)他进而批评刘师培等,说他们研究
“文笔”问题往往拘于声韵,实在是一隅之见。

    郭绍虞、张绍康等则更为简明地论证了“文笔”义界的前后期。他们认为刘勰所言“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是前期的“文笔”说,所谓“韵”只限于押脚韵,“文”、“笔”的分指只在于形式上的有韵无韵的区别。张绍康认为这样的文笔观“毕竟是一个不够科学的标准。有韵的不一定是文学,无韵的也不一定不是文学。文艺散文可以不押韵,但不能说不是文学,而一些押韵的骈文,其实并不是文学,只是叙事的理论文章。甚至诗赋也可以是语录之押韵者。所以押韵与否不是一个科学的标准,也不能真正分清文学与非文学”[22](P214-215)。章培恒、骆玉明等均是其说[18](P298)。郭绍虞认为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中所论及的“文笔”,则是后期的“文笔”说。因为萧绎对“文笔”的诠释已“显然不指形式上有韵无韵的区别,而进一步重在性质上的差异了”[12](P316)。他认为萧绎所言“古之文笔”和刘勰所理解的有韵无韵说是相一致的;而“今之文笔”的所谓有“韵”则不指押脚韵,而是指句中声律,所以梁元帝才会说古之文笔与今之文笔“其源又异”(《金楼子·立言》)。“是故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23](P123)。

    持第二种观点者以逯钦立为代表。和其他一些研究者一样,逯钦立也赞同“文笔”的义界有前后期之分,所不同的是,他以晋人规定的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义界为前期的“文笔”说;而刘宋以后的为后期的“文笔”说。此外,他更强调“文笔”说的演变,因此,他又将后期的即刘宋以后的“文笔”说分为两大派:传统派与革新派。逯钦立认为,传统派是以颜延之、刘勰和昭明太子为代表,他们大体上仍沿用晋人的“文笔”说,只是在“文笔”的范围上,会有一点差异,比如晋代的所谓“文笔”,不包括经、子、史等专门的著述;而颜延之则把记传的制作,也归在“笔”一类,这就较晋人的“笔”扩大了范围。传统派的“文笔”说与晋人的“文笔”义界相比,多少显示些异彩,但毕竟多为承用旧说;而在晋宋以后,“文笔”的义界则有了新异之处。逯钦立分析说,最能代表新异之“文笔”说的,要首推革新派梁元帝,因为“晋、宋以来,传统派的文笔说,都是以有韵脚的为文,无韵脚的为笔。而梁元帝把阎纂的诗,也归到笔里去,至此文笔的区分,便不用有韵脚无韵脚作标准了。……这是第一点。又前人的所谓‘文’,只重其有韵脚,所以诗赋诔颂铭箴等,都算是‘文’。而梁元帝认为‘文’应具备的条件,已不限于所谓韵脚,而要‘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了。这是第二点。这两点与传统的文笔说,有天地的悬隔”[8](P366)。逯氏认为,梁元帝这种“文笔”说,虽然把“文”的范围缩小了,把“笔”渐渐推到“文”囿之外,但他放弃了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转而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可说是一种化古成新的“文笔”说。

    持第三种观点者以王运熙、杨明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杨二位先生在其撰述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详细地论证了“文笔”说,他们认为六朝的“文笔”之分自始至终皆以有韵无韵为其分类标准。与许多学者一样,王、杨二位先生也谈到了对萧绎《金楼子·立言篇》的理解。他们认为,梁元帝虽然没有像刘勰那样明确提出以有韵无韵为“文笔”之分,但实际上他的观点与刘勰基本相同。“不便为诗”和“善为章奏”可视作互文,意谓不擅长诗歌而擅长章奏一类文字者,可称为长于笔,亦即诗不属笔,章奏属笔,而决不是说做得不好的诗也称为笔。为了论证“文笔”之分即在于有韵无韵,王运熙、杨明又引用《文镜秘府论》里的《文笔式》,从而说明“文笔”用以分指押韵和不押韵的制作,乃是南朝人的共识和习惯用法。颇为新颖的是,王、杨认为梁元帝所讲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系指抒情诗,当亦包括乐府民歌如吴声、西曲之类。他们解释说,这种观点应当也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而此种看法与有韵为“文”的说法并不矛盾,只不过是将抒情诗歌视作“文”之中最主要的部分提出来罢了,并无将诗以外的押韵制作如铭、诔、箴等排除在外。按照他们的思路,则“绮縠纷披,宫徵纷披,唇吻遒会,情灵摇荡”所概括的当为抒情诗歌的特征,而非与“笔”相对的“文”的特征,所以“文”的范围也并未缩小。最后王、杨以一句话作了总结:“刘勰、萧绎关于文笔的说法其实基本上是一回事,‘文笔’说也无所谓前期后期,传统革新之别。”[4](P198)

    综观20世纪学者们对“文笔”义界的研究,他们在对“文”的内涵的理解上与六朝文论家表现出大体一致的倾向性,如刘勰“有韵为文”的泛文学观念可与章太炎“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14](P49)的文学观念相参照;《金楼子》的“文笔”观亦可与刘师培的“偶语韵词谓之文”[2](P5)相表里。诚如黄侃所论:“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20](P10)。这也确切地阐明了六朝人关于文学文体的基本观点。

  二、“文笔”分目历史和缘由研究

    “文笔”说的兴起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思辨活动,然因时人所持文学观念不同,对“文笔”的辨析与论述亦有别,遂令后人理解起来十分困难。因此,20世纪的研究者多从“文笔”分目的历史和缘由着手,以求将该问题“原原本本”地论述清楚。

    (一)“文笔”分目历史研究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人们对于文学特点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在先秦时代,‘文学’一词指整个文化学术,含义非常广泛。两汉流行‘文章’一词,指辞赋和其他作品,文学概念逐渐明确。到六朝时代,在文学日益繁荣的形势中,作家们更多注意到文学体制的辨析和文学性质的探讨。当时文笔说的兴起,在文学作品的性质和形式的认识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1](P119),“文笔二字作为属辞的代名,始于东汉的时候”[8](P348)。而本来泛指制作的“文笔”,何时用以分指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呢?综观20世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学者们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曰在晋代;一曰在刘宋时期。

    持第一种观点的当以逯钦立、王利器为代表。逯钦立根据《南史》、《宋书·颜延之传》的相关记载,认为文笔别目的事实,在刘宋初年已经非常的普遍。他进而作了推理:“历史上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必有其发展的长久过程,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向壁虚造的。所以颜延之为文笔下定义,怕仍承前代的说法。”逯氏详细考证《晋书·乐广传》、《高僧传》等刘宋以前典籍57例,条分缕析,最终得出“文笔”说的出现,在东晋初年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利器做《论文笔之分》,他首先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以及《文镜秘府论》中寻找“文笔”说在佛学文献中的渊源,继而在案语中写道,“文笔之分,求之晋人造述,实有际象可寻”,接着他根据《古文苑》所载闻人牟准所撰的碑文中有“文笔”字样,又根据严可均所辑《全三国文》,推知闻人牟准为西晋人,从而证成“文笔之说,晋代已有之”[24](P36)。

    认为“文笔”分目起始于刘宋时期的代表有郭绍虞、王运熙、杨明等。与逯钦立一样,郭绍虞也引用了《晋书·乐广传》的例子。但二人对其中“名笔”一词的解释却迥然相异。逯氏认为这算正式的用“笔”字称呼章表一类的文章了。而郭绍虞则称言:“这所谓名笔,犹今人言好文章,与南朝人以文与笔对举的‘笔’,其意义不尽相同。”[12](P314)因此他只承认这是“笔”,不同于“言”和“语”的可靠记载,而否定晋时人已有文笔之分。他明确指出,南朝刘宋时期才开始分别文笔。王运熙、杨明也根据现有能
明确指出文笔之分的资料,得出与郭绍虞相同的结论。

    “文笔”分目所占据的时代,当以南北朝为中心。对其衰歇时期的研究,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大都认为“文笔”分目的衰歇时期应在唐代。罗根泽说:“唐代所谓‘古文’,律以‘文’、‘笔’之分,是‘笔’不是‘文’,而唐代则以为‘文’而提倡之”;“唐宋‘以笔昌文’,实则唐宋古文亦自有其文学价值与地位,但六朝之笔的分辨确因唐代的提倡古文而衰歇了。”[21](P142)逯钦立、王运熙二家均引用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来证明宋人以“文”代替了“笔”,且以“诗笔”称诗,与南朝人诗、笔分指不同。较罗说更为完备的是,二家均指出南朝传统的文、笔分目,初唐人仍然沿用,但此后人们对“文笔”的理解已经模糊起来,至明代,一般文人已“不知笔一语为何物”(冯班《钝吟杂录》)。六朝至盛的“文笔”说,为何逐渐衰歇了呢?黄侃对此原因进行了探讨:“就永明以后而论,但以合声律者为文,不合声律者为笔,则古今文章称笔不称文者太众,欲以尊文,而反令文体狭隘,至使苏绰、韩愈之流起而为之改更。”[20](P212)

    (二)“文笔”分目缘由研究

    “文笔”一词,自东汉以来本泛指制作,缘何到六朝时期成为分指两类制作的专有术语呢? 20世纪百年中,研究者们就此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

    逯钦立是较早对“文笔”分目的缘由进行研究的一位学者。他明确指出,“文笔”成为分指两类制作的代名是应乎文章新分类的需要。逯先生分析说,西汉以来,新出现的文章体裁日益繁多,史家在作叙录时,单靠西汉刘歆发明的《诗赋略》一目,已不能遍赅众制。于是,汉、魏史家普遍采用一种今人称之为“类列式”的著录法,即对于被著录人的制作,竟不得不逐类地列举出来,一直沿用到晋代。在研究过程中,逯先生发现“类列式”著录法本身已具备了今人称之为“两类式”著录法的倾向,因为在乍看繁乱的“类列式”记录中,却暗含极一致的分类作用,即大都把有韵的诗赋等放在前面,而把无韵的书奏等放在后面。正因为此,到晋代葛洪时才正式把有韵和无韵的制作彼此分为两集,使制作的类别更为明显。而这种以有韵无韵分文体的做法简单易行,所以魏、晋史家又改创出“两类式”著录的新目,有“文笔”、“文论”、“文赋”、“文翰”等,逐渐替换了“类列式”的记录法。“而‘文笔’二字,所以由东汉人泛指制作的意义,变为分指两类制作的意义,以及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可见其都肇始于此了。”[8](P348)如果要问,“文笔”、“文论”、“文翰”、“文赋”既然同为“两类式”的著录新目,何以只有“文笔”一目流传下来而为文论家所应用呢?逯先生解释说,“文论”、“文赋”事实上仍不能兼赅众制,而“文翰”一目,虽略与文笔相当,但历来没有把某种制作单称为翰的,所以也不能与“文笔”相争了。王运熙、杨明持论与逯钦立基本相同,他们说南北朝时期“随着各体文章的大量涌现,在论述文体、著录和编集作品时,便自然产生了文体的分类问题”,并且曹丕《典论·论文》“似乎已隐含分为两大类别之意”,而“这种以有韵无韵区分文体的做法,原是最简单易行的,所以南北朝人仍继承这一方法”[4](P189-190)。

    另外一些学者从文体辨析等角度对“文笔”分目的缘由进行了探讨。詹福瑞认为:“六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文体的日益繁荣,文体的辨析引起文人更多的注意,文笔之说随之兴起。”[25](P147)傅刚认为:“在文笔探讨过程中,实际的运作仍然建立在文体辨析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建设,最基本的内容仍然是文体辨析,这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学思潮的一把钥匙。”[5](P83)郭绍虞也主张“文笔”之分首先与辨析文体有关,因为“文笔”之称本泛指制作,至南朝才有对举的意义,而这是从形式上或性质上辨析文体得到的新体会,如刘勰、萧绎等对“文笔”的辨析,于是就把“文笔”析之为二,赋予其新的内涵。除此之外,郭氏还认为“文笔”分目与骈体文学的发展有关。他说:“文笔之分,是在骈体文学发展的基础上辨析文体,才感到文笔和‘言’或‘语’有分别,才感觉到诗文之分已不合当时的现实,所以不能用旧称,只能创新名。可是新名还是从旧称沿袭得来,所以也可以说即使沿用旧称,但既赋以新的意义,那也就等于创立新名了。”[12](P319)陆侃如视角独特,从另一层面论述了“文笔”分目的来由。他认为“‘文’和‘笔’的区分,不仅和文体论的发展有关,也和历代对文学范围的看法的变化有关。秦汉以前,人们对文学和一般学术性的论著的区别,和某些政治性的文件的区别,是不十分意识到的。渐渐地作品出现的越来越丰富,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也越来越提高,所以到晋代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文’和‘笔’的区分了”[26](P854)。

  三、“文笔”说理论意义与美学价值研究

    在对魏晋南北朝兴起的“文笔”说进行研究的过程中,20世纪的学术界普遍注意到了“文笔”说本身的意义所在。学者们一致认为,南朝人对“文笔”区分的不同理解,正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学观念,也反映出南朝文学发展的事实本身。

    一些学者从对“文笔”说发展演变的研究中相继勾勒出了不同时期人们文学观念的变化。朱自清指出:“从两汉记载看,比较注重‘笔’,因为‘笔’应用多一点。”[27](P133)逯钦立也发现:“晋人把有韵脚的诗赋等,和无韵脚的书奏等,析为文笔两类,这只是一种分类法,并不以文笔分优劣。”[8](P356)罗根泽继而认为,在对“文笔”的辨析中,南朝人已逐步表现出重“文”轻“笔”的文学倾向。他说:“颜延之不轻视‘笔’,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范晔则已比较的对‘笔’轻视,说:‘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至萧绎则视‘笔’为无足轻重的东西,‘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几乎要屏出于文学园地以外了。”[21](P145)郭绍虞认为,南朝“文学脱离儒学而成为独立学科,这是当时的一大进步;在文学之中,经过各种艺术实践,又感到各种文体‘本同而末异’,因而从辨析文体又发展为文笔之分,企图进一步探索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这又是当时文学发展的又一大进步”,就南朝人对“文笔”区分的不同理解来看,正反映出崇古与趋时的不同文风[12](P319)。

    蔡锺翔分析说:“如果文笔说仅仅着眼于文体的分类,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是不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各家对文笔义界的解释,显示出不同的文学观,而从文笔说的演变中又可了解到文学观念的进展。”“文笔说的发展变化,充分说明南朝的文论家对于文学的形式美的要求愈来愈重视,而对于文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化。”[28](P744-745)章培恒、骆玉明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特点的研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理很简单,如果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划都很含糊,又哪里谈得上文学本身的繁荣呢?”[18](P298)

    另有一些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文笔”说的意义进行了论证。郭德茂认为:“六朝盛行的文笔之分,其实质亦在推崇文学的审美功能。”[29]朱东润则对萧绎的“文笔”说给予极高评价,他认为:“元帝立论,文笔对举,其论文义界,直抉文艺之奥府,声律之秘钥。”[30](P75)吴世常等在其《新编美学辞典》中指出:“萧绎划分‘文’、‘笔’的理论,标志着对美文学作品与其他文字作品差异的清醒的认识。”[31](P138)章培恒认为:“‘绮纷披’是就文学的审美特征而言,‘情灵摇荡’则是指体现在作品中的激动的感情。换言之,在萧绎看来,文学只要具有审美特征、激情以及声律上的谐和就够了。这是与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的观点——首先强调文学的政治、伦理、教化作用——截然相反的。”[18](P7)傅刚指出:“从对文学作品本质的认识上,萧绎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批评家,他提出的不是划分文体的界限,而是文学作品的要求和境界。在他看来,即使是诗,如果像阎纂那样,也不能称为文。萧绎的这一认识对纯文学作品的本质,是把握得很准确的。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比简单的文学区分更具有进步意义。”[5](P89-90)王运熙、杨明则称言“文笔”说反映了人们对文学功用和特征的认识。自范晔至萧绎,人们对文学作品审美特征的认识逐步明确起来,《金楼子·立言》所概括的即为六朝人的共识,他们已认识到文学作品应具有情感美、藻采美和音乐美这三点审美特征。较其他研究者更为全面的是,王、杨论及了北朝的文学状况:“北齐文士认为经书事不当阑入文集,表明在他们心目中,诗赋铭诔与讨论经书的文章区域判然,是决不容共居一集之中的。这可看做文学观念明确、文学独立性加强的一种反映。”[4](P202)

    罗宗强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对“文笔”说的意义进行了探讨。他说自建安以来,文学思想沿着文学独立成科这样一条主线发展,南朝人对“‘文’的观念的探讨,实质上是在朦胧地意识到了一种纯文学的存在,企图把纯文学从广义的文中分离出来的愿望的反映”[3](P372)。他认为南朝人对“文笔”含义的理解有以文体分和以艺术特征分的差别,但“如果从文学思想的发展考察,文、笔概念的各种不同理解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它只说明‘文学’观念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生的现象,重要的是在这些不同的认识中,出现了一种十分可注意的观点,即萧绎以文学特征范围‘文’的观念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价值,如前所述,它透露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即出现了一种虽朦胧,但意向明确的要划分出纯文学来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其实正是文学独立成科发展至此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表述的一种要求,一种对于‘文学’的正名”[3](P378)。

    “文笔”说是一个具有广阔阐释空间的理论范畴,对其内涵与价值的深入辨析,对认识中古文学观念、文学面貌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特质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总的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就“文笔”分目的历史、“文笔”说的理论意义和美学价值等方面的研究来说,学者们的探讨已经非常充分,且互为表里,相辅相承,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线索和启发。然由于“文笔之辨,缴绕纠缠”[20](P212),因而专门对之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很多,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状况无疑还存有不少缺憾。首先,研究者大多以西方文学观念来阐释六朝的“文笔”说。而现实情况是,中西两套文论话语并不能在一个逻辑层面准确对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有着远非西方文论的语汇和逻辑所能全部表达的丰富内容,完全用西方观念来关照“文笔”说势必会割裂、遗漏“文笔”说固有的内涵与特色。有智慧的学人明确指出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时需要审慎的态度,如朱自清就曾倡言,在阐释各时代的文学观念时“最好各还其本来面目,才能得着亲切的了解”[32](P541)。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实得益于西学的浸染,用西方文学观念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且由“文笔”说研究的历史来看,完全采用“以古论古”的研究方法(如阮元等),也不能达到科学解释“文笔”说的目的。因此,如何有效地推进六朝“文笔”说的现代文论话语转换,应该引起21世纪的“文笔”说研究者弥足深思。其次,对“文笔”义界的演变研究不够。南朝“文笔”说历时200多年,作家、文论家分别文畦笔畛尽管标准各异,然必有其文学史的实际依据。如何由“文笔”说的演变,就其相互的关系上,阐发南朝文学的嬗变大势,及其所以如此之故,是把握本时期文学性质和特点的重要途径。20世纪的研究者大多纠结于概念的辨析,没能够结合创作实际、联系作家作品加以探究。如在对颜延之、刘勰等人的“文笔”理论进行辨析的同时,若能结合他们各自的文学创作,则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文学主张,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文笔”说的演变脉络及演变的内在原因,并对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文学概念和理论范畴加以阐释。另外,就“文笔”说与骈体文发展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也很少。郭绍虞虽对此有过论述,但毕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来挖掘其内在关联。因此,进一步拓展“文笔”说的研究领域,更新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以寻求新的突破,乃为势所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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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法惠]
    作者简介:冯源(1974-),女,河南省方城县人,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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