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南联大文学教育的成功与其国文教学的课程体系密切相关，在这一课程体系下，西南联大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同时也重视写作的实践与学习，各系的学生都由此受惠。而西南联大课程体系的背后是其鲜明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他们创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国文月刊》的教学理念体现为三点，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一方面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同时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
关键词：西南联大；文学教育；课程体系；《国文月刊》；教学理念
西南联大对现代学术、教育以及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学术界更深层次的肯定。以西南联大的文学影响而言，西南联大时期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诗人、学者，也培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如穆旦、袁可嘉、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等人。很多学者认为西南联大培养了这么多的文学家或学者在于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追究其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尤其重要。查阅当时的资料，我们发现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对于推动国文教学极具影响，而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刊物《国文月刊》就是当时国文教学理念宣传与实践的重要基地。
一 西南联大的国文教学课程体系
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基本分成三类：各院系一年级共同科目、院系必修课、院系选修课。在各院系共同科目里面，《国文读本》和《国文作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共计10个学分，而当时的专业必修课程最多的也就6个学分，选修课则2-4个学分不等。讲授《国文读本》的教师有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许维通、余冠英、陈梦家，讲授《国文作文》除以上诸人外，还有陶光、吴晓铃、李嘉言。从这些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即使教授国文公共课程，所任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
西南联大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各院系学生可以互选或者旁听各科专业课程。只要对文学有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聆听大师的讲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从二年级开始上，在1938-1939年度计有专业必修课18门，专业选修课8门，至1945年度共有专业必修选修课38门。现以1938-1939年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例加以说明。
1938-1939年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共开设课程26门，其中必修课18门，计为：国文读本、国文作文、文字学概要、音韵学概要、语言学、声韵学史、尔雅、左传、中国文法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汉魏六朝诗、楚辞、庄子、文选、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毕业论文指导、铜器铭文研究。选修课则有卜辞研究、中国语文专题研究、韵书研究、现代方言、印支语研究、校勘实习、现代中国文学、文学专家研究。相应的教师队伍则有陈梦家、魏建功、王力、罗常培、闻一多、郑奠、闻宥、许维通、浦江清、罗庸、刘文典、朱自清、杨振声、陈寅恪等人。
从西南联大初期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安排和教师队伍可以看出，西南联大仍然是重视传统学术的教授与培养的。这一年度所涉及的现代文学课程仅有一门，而且还是选修课。即使有不少现代著名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人，但他们所开设的课程仍是以古代文学和学术为主。
西南联大不但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对于写作同样重视，在一年级就开设了国文写作，并作为全校共修主干课程。1940年后，学校的规模和师资都渐有扩大，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成为西南联大教授，如沈从文、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钱钟书、林庚、潘家洵、叶公超、陈铨、吴宓、燕卜荪等。因此，西南联大国文系进一步开设了诸多文体写作课，如浦江清先后开设了历代诗选(附习作指导)、词选(附习作指导)、曲选(附度曲指导)等课程；李广田和沈从文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语体文之写作训练；游国恩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文言文写作；杨振声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与试译，训练学生翻译能力。这都表明随着师资的完备和教学理念的更进，西南联大的国文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国文系的学生深感受益，其他各系的学生也都从这些文学大师那里得到充足的滋养。如当时历史系的学生方龄贵对大一上国文课时国文系教授讲课的风采历历在目：
老师们学术上根底深厚，备课认真，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且各有自己的学者风度。刘文典先生讲课时不断吸纸烟，罗常培和罗庸先生满口讲的标准的北京话，时或出语幽默，妙趣横生，闻一多先生蓄须明志，以待抗战胜利之日，大义凛然，朱自清先生冬日来上课时，披一领云南赶马人所用的披毡，显得分外超脱潇洒，许维通先生讲《左传·鞍之战》时，故意把交战的齐人叫做“老山东”，把晋人叫做“老山西”。听他一口山东口音(许先生是山东荣成县人)而把旁人叫做“老山东”，实在觉得有点滑稽，想笑又笑不出来。余冠英先生上课时，每进教室，必先向在座的同学深深一躬致意，初时令同学们很不过意。浦江清先生兼指导并批阅我们的作文，记得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我的故乡”。
这是大一国文课时学生的感受，方龄贵先生感慨颇深，他说：“一个刚从中学步入大学门槛的青年学子，一旦面对如许慕名已久的专家学者近在咫尺的教诲，自然不胜‘高山仰止’之思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仰慕大师风采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人一定很多，现当代作家穆旦、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周定一、林蒲等人，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赵瑞蕻先后在《梅雨潭的新绿——怀念朱自清先生》、《红烛颂——纪念闻一多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等几篇文章中回忆了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影响。此外，当时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大公报》自1938年以来就陆续刊登联大师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由沈从文指导和推荐。李光荣曾统计1938－1940年《大公报》所刊登联大师生稿件，转引如下：
马文珍，1939年发表《平儿这孩子》。
流金，1939年2月至12月间发表《从×营夺得的同志》、《乡思》、《新别离》、《江轮上》、《母亲》、《枣》等文。
辛代，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发表《旅伴——湘西道上所见》、《野店》、《家长》、《酒仙》、《弟弟》、《九月的风》、《八年》、《高原散记》、《野老》、《孩子的悲哀》等文。
林蒲，1939年3月至1940年6月发表《湘江上》、《下益阳》、《桃源行》、《某城小记》、《儿童团——五台下的小豪杰们》、《兄弟间谍》、《人》、《羽之歌》、《山居》、《湘西行》等作品。
向薏，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发表《小客店》、《日阵里》、《在南岳》等文。
祖文。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发表《端午节——沦陷区里的“笼中鸟”》、《老瘸子》、《荒村里的小店——“山国”杂记之一》等文。
周定一，1939年发表《菩提纱与古城梦——西行杂记之一》。
姜桂农，1939年至1940年发表《歌声》、《飞》等文。
穆旦，1939年10月至1940年7月发表《CHORUS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他死在第二次》、《从空虚到充实》、《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漫漫长夜》等作品。
刘雷，1939年至1940年发表《长途》、《流浪》、《昆明城中的那个湖》等文。
方敬，1939年发表《棉花机》。
董庶，1939年发表《守望者》。
王佐良，1939年发表《老》。
杜运燮，1940年发表诗五首。
这仅是沈从文指导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创作情况。实际上，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等先生的文学影响已扩大到学校之外，当时就有昆明其他高校的青年学子加入西南联大的创作队伍，他们也组成了另一文学社团“南荒社”，邀请了联大教师作为指导老师。同样，他们的作品也由沈从文等人推荐到了《大公报》，主要的作者有庄瑞源、陆嘉、曹卣、吴风等人。
从以上所列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在文学教育上的成就是丰硕的，其中不少作者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有些竟是大家。如穆旦的诗，被学术界广泛地认为是现代诗歌的优秀之作。而林蒲、周定一、方敬、董庶、王佐良、杜运燮等人都是现代著名作家。
以上所举仅是两年间联大学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作品，此后《大公报》仍然不断地刊登联大师生的文章。而且其他有名的报刊也纷纷刊载联大师生稿件，如《贵州日报》、《文聚》等等。这一方面说明联大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大的国文教学和联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 《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
探究西南联大文学教育如此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西南联大在建校伊始就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理念，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另一方面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这种理念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合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有明确的体现。
《国文月刊》1940年刊行，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协办。发刊辞述及了办刊的动机、宗旨和主要内容：
国文一科，在中学及大学的课程表里，都占重要的地位。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屡屡表示注重这基本科目的意思，可是学生的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原因很多，但是全没有一种专致力于推进本国语文教育的刊物，确实是一个遗憾。我们愿意抽出教书及研究的余暇来办这刊物，以为提倡。
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根据这一个宗旨，我们的刊物，完全在语文教育的立场上，性质与专门的国学杂志及普通的文艺刊物有别。所以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本刊虽然不能登载文艺创作，却可选登学生的作文成绩及教师的范作，同时也欢迎作家为本刊写些指示写作各体文的学习方法的文章。照我们现在拟定的计划，本刊要登载的文章可分数类。一是通论，凡讨论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栏，作为教学同人交换意见的园地，同时可备办教育者的参考。
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均附以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备学子自修研究。四是写作谬误示例，专指摘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略同以前别的杂志上有过的“文章病院”一栏。以上四类定为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还可以加上学生习作选录，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等。
西南联大之所以重视国文教育，在于当时的中学和大学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因而《国文月刊》的主要栏目就包括“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从这栏来看，《国文月刊》共收文章63篇，今按主题分为四类：
“中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26篇，计有朱自清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罗庸的《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浦江清的《论中学国文》，和克强的《中学生作文成绩低劣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余冠英的《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吴有容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革新刍议》，庞翔勋的《谈初中生错字之矫正》、《我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吴奔星的《中学国文教学的“分工合作制”》，胡时先的《纠正一般中学生对于学习国文的错误观念》，罗常培的《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李广田的《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学术文》、《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应用文》，张清常的《对于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叶绍钧的《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承宗绪的《国文教学一得》，萧涤非的《谈中学读诗》，孙秋方的《中学生眼中的国文课》、《改进国文教学的实际困难》，张世禄的《读了(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出路)以后》，刘永溍的《闽教厅“提高中等学校学生国文程度实施方案”商榷》，田葆瑛的《三年国文教学记》等文章。
“大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15篇，计有朱自清《国文教学自序》，余冠英《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介绍(精读指导举隅)》，于在春《国文成绩考查述例》，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平议》、《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陈梦家《释“国”，“文”》，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项因杰《研读和写作的关系》，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叶兢耕《对于师范学院国文系专业训练的一点感想与意见》，季镇淮《教书杂记》，丁易《论大学国文系》等文章。
“国文学习方法”，收文章18篇，计有罗庸《读杜举隅》、《论读专书》，浦江清《词的讲解——李白(菩萨蛮)》、《词的讲解——李白(忆秦娥)》、《词的讲解——温庭筠(菩萨蛮)》，余冠英《比较的读文法示例》，闻一多《怎样读(九歌>》，罗常培《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王力《文言的学习》，张清常《阅读古文的一种方法》，林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君子于役》、《谈曹操(短歌行)》、《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山有木兮木有枝》，易熙吾《读(说文）是识字的快捷方式吗》，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词》，陶光《怎样读曲》等文。
“语体文的提倡”，收文章4篇，计有罗庸《战后的国语与国文》，李广田《活的语言》，杨振声《文言文与语体文》，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从以上罗列可知，在讨论国文教学的文章中，尤以国文教学改革的文章最多。这种关注与整个社会对传统逐渐沦落的担心密切相关。“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这种社会共识无疑影响了联大的国文教学。针对国文教育的退步，联大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罗庸先生认为“现在一般的中学生，对学国文所犯的毛病不外两种：一种是已经读了很多的书，(知)，但做起文章来，不能通顺，(不能)；另一种是书虽读的不多，(不多知)，而提笔为文，能够顺理成章，(能)。两者一经比较，总觉后一种的较优于前一种。这怎么说呢?就是后一种他虽然‘知’的不多，但他已‘能’……以后慢慢地再由‘知’的方面去加以充实，不难升堂入室。所以我觉得中学生对文学史的知虽稍薄，不足为病。”具体的补救措施罗庸先生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根据上面这一个意思，我们做教师的，责任非常重大。那就是：学生可以‘能而少知’，但是教师不能不‘知能具备’……所以我觉得中学国文教师自己对于文学史如有一点把握，则在国文教学上可有许多益处。粗略讲来，可分两方面：(甲)有形的方面：教师于文学史有研究，则学生对一篇文章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可有明确的认识，足以提起其研究阅读之兴趣，而对课文之印象更加深刻；(乙)无形的方面：我们常常看到，两个教师同样教一课书，而在事前预备参考之数据相同，然教的结果，则乙教师远不如甲教师的收效大。这是什么道理?那就是由于甲教师在平时对参考材料有所准备外，而同时对教材之认识有自信，有见解，则在讲解时即有一中心目标。依此目标而精辟阐述，使学生之心神无形中被诱导而走上正确的道途上去。”
罗庸先生讨论的仅是中学国文教学中的问题，对于大学国文，联大老师一方面在刊物上抒发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加以补充丰富，如对大一国文教学的重视，对文学史的重视，对写作的重视等。例如“国文学习方法”一栏，既有识字的方法，也有读诗读词读曲的方法，还有文学欣赏和文言文学习的方法。
对白话文写作的重视也体现在《国文月刊》的编排上。从它的发刊辞我们可以看到，刊物第三栏是诗文选读，第四栏是写作谬误示例，既有对传统文学的解读，也有对现代名篇的解读，同时教学中发现的学生写作上的错误也予以指出分析。对传统文体的解读分析暂不置论，对现代文体的介绍、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的写作。今一并将刊物中所涉文章汇列如下：
第一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一)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施蛰存：鲁迅的《明天》——文艺作品解说之一；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二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郑临川：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姚芳：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李婉容：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
第三期：沈从文：习作举例
第四期：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五期：陈西滢：《明天》解说的商榷
第十期：汪曾祺：灯
第十一期：老舍：知难而进；吴组缃：介绍短篇小说四篇；施蛰存：关于《明天》
第十三期：郭绍虞：作文谬实例存
第十四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
第十五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二)
第十六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
第十七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二)
第十八期：沈从文：短篇小说
第二十六期：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叶绍钧：写作漫谈
从上面的这些篇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1930年前后大学里的国文教育以文言文为主，但在西南联大，已经率先鼓吹白话文和现代文学创作。现代文学不仅进入了研究性的大学课堂，而且现代写作也在联大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沈从文的教学中不仅有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课程，同时也有各体文习作这样的课程，并且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指导写作实践，如《国文月刊》中就有四期刊登了沈从文对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分析、研究，这无疑对联大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具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我们至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大一方面重视传统的文学和学术，一方面加强对现代文学的教育，这也许就是联大的文学何以独出时流之上的原因吧。
三 研究和创作——西南联大文学发展的趋动力
当代的文学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往往在写作实践上捉襟见肘；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又往往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对文学的深刻批评。所以我们往往认为研究和写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码事。返观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我们发现，大部分作家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穆旦和王佐良，毕业后留校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赵瑞蕻后来成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创立人，林蒲后来留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而且这些作家虽然成为了著名学者，他们的创作却从不停步，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通观联大的文学教育，《国文月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目了然。《国文月刊》不仅是联大文学教育的舞台，同时，研究和创作并重的理念是造就一批杰出文学家的趋动力。
责任编辑 陈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