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国文》序
二十八年北大文学院成立，我选了这十组国文讲义当作教本，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曾经教过的，虽然这回在选材上略略有所增损，大体上并没有多少变动。第一组之风土民俗文字，第二组之笔记小说，第九组之读书答记，第十组之六朝小赋，完全是后来新加添的材料，若说此书有特色，我想便在这几组文章里表现最鲜明，也最容易看得出了。这和普通的国文选本颇有一个不同之点，却也并非故意来立异。我平常很重视实质的，因此也非常地看重经验，觉得我们在一个现代文明空气之下，对于中国过去旧文学，应具有一个再认识的态度，这个再认识，可以说仍是承受五四时代前后的文人的责任与义务，这当然又是一种痛苦的义务了。若那种盲然的推翻或茫然的接受，我们殆均无能为役，还只能辛苦冷静地保持着所谓一点一滴的态度而进行。因此，我觉得新文学发展的途径上，后期的作风乃有一种古典派的成立不是偶然的，这与沿着胡先生一派下来的通俗普遍并没有什么冲突，一个是求深（文学上求其深），一个是求广（文化上求其广），必须把握得住这两个源流，中国新文学的意义才整个完全，才不会落到偏枯的一面。最早新文学的运动原是新文化运动的产果，胡先生初期白话文的提倡之得以成功，正是文化上一个必然的趋势，以后的白话文乃单独成为新文学的事情了，在文艺本身自然有待于补充结实，却再返回中国旧文学里去专取其所长，酝酿成一种古典的作风，像这样的一个有意识的成熟发展，正也是一条必然的道路。我们能说他是复古的吗？
我选这部大学国文，实亦即是站在这样重质的再认识的观点上，想把文章的领域扩展，希望广大与深永二者同时能够兼顾得到，或者古典的精义与现代的写实熔为一炉，假如你肯于这样说。虽然这里有些文章，因为不合时代的需要所以不必选，有些文章，经验告诉我又不可以选，我们现在对于古昔作家来重新表示重视，除掉是敬爱人才的意思以外，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上的辛苦的责任不能忘记，在这种地方，此书似又不是普通教本的意义了，我愿意送给青年的朋友拿它当做课外的读物。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廿七日沈启无于北京
（本站按：1937年7月，北平沦陷。当时周作人坚决不走，并劝沈也不要离开北平。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院长是黎子鹤，后换为张凯，中文系主任是王厦材。沈启无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大一国文。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当中文系主任。故“二十八年北大文学院成立”，当加一“伪”字。）
《大学国文》上册目录
第一组 风土民俗一类文属之
第二组 笔记小说一类文属之
第三组 记游一类文属之
第四组 日记一类文属之
第五组 书信尺牍一类文属之
《大学国文》下册目录
第六组 序跋题记一类文属之
第七组 传记墓志一类文属之
第八组 纪念一类文属之
第九组 读书札记一类文属之
第十组 楚辞小赋一类文属之
附：重印沈启无编《大学国文》序（黄开发）
（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7期，《大学国文》即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1930年代，兴起过一个以周作人为旗帜的言志派文学思潮。这一派作家借重评晚明小品，倡导独抒性灵的文学观，视左翼文学为载道派而加以排斥。具体标志这个文学思潮兴起的是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两本书：周作人的理论著作《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其弟子沈启无编选的晚明小品选集《近代散文抄》。两本书一理论一作品，互相配合，引发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对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学术特别是现代散文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近代散文抄》是沈启无在大学讲课用的晚明小品选本。这本书大致以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创始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氏看来，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个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重理旧编，交书店梓行。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关注，为编者带来了声誉。沈启无还写了不少散文，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闲步庵随笔》、《帝京景物略》、《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30年代末、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编者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的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
要理解十年以后沈启无新编的选本《大学国文》，是一定要联系以上背景的。《大学国文》的编选标准与《近代散文抄》一脉相承，体现的依然是言志的文学观。言志派的声音到1936年便沉寂下去，《大学国文》只能称作余响了。沈启无1928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一年后又调回燕大国文系，在国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抗战爆发后，沈启无滞留沦陷后的北平，成为沦陷区文坛的活跃人物。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沈启无任国文系教授，讲“中国文学史”和大一国文。这年秋天，伪北京大学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他做国文系主任。从1939年到1943年，他在国文系讲授“古今诗选”、“大学国文”、“中国近百年文艺思潮”、“小说史”、“六朝文”等课程。
《大学国文》是他在伪北大文学院讲课所用的教材，1942年11月由新民印书馆出版。全书分上、下册，选文包括风土民俗、笔记小说、记游、日记、书信尺牍、序跋题记、传记墓志、纪念、读书札记、楚辞小赋等十组，共收录作者85人，总目列作品264篇（还漏记个别篇目），分组目录列细目318篇。总目中有对版本的简略介绍。书中包含六朝作者18人，晚明作者11人。现代仅编入周作人、冯文炳（废名）、俞平伯三人的文章，其中周氏文章有15篇，在全书中数量仅次于张岱的20篇。大学国文一般不选语体文，这在当时是惯例，不像如今的大学语文把更多的篇幅让给了现代语体文。关于编选旨趣，沈启无在序言中交待：
二十八年北大文学院成立，我选了这十组国文讲义当作教本，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曾经教过的，虽然这回在教材上略略有所增损，大体上并没有多少变动。第一组之风土民俗文字，第二组之笔记小说，第九组之读书札记，第十组之六朝小赋，完全是后来新加添的材料，若说此书有特色，我想便在这几组文章里表现最鲜明，也最容易看得出了。这和普通的国文选本颇有一个不同之点，却也并非故意来立异。我平常很重视实质的，因此也非常地看重经验，觉得我们在一个现代文明空气之下，对于中国过去旧文学，应该具有一个再认识的态度，这个再认识，可以说仍是承受五四时代前后的文人的责任与义务，这当然又是一种痛苦的义务了。
编者告诉我们，这个国文选本与众不同。他秉承“五四”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另辟蹊径，在选文标准上强调“实质”。“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些语焉不详。和他此前的一系列文章相对照，我们就不难明白他所说的“质”是言志派的，包含真挚的情感、切实的人生经验，排斥冠冕堂皇、虚张声势的“古文”式的腔调。可以说，言志、重质是《大学国文》选文一以贯之的观念和价值标准。
《大学国文》把《近代散文抄》的思路发扬光大，梳理出了以六朝文章和晚明小品为重点的绵延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言志派文脉。六朝文章是苦雨斋主周作人和他弟子们心中文章的极境。1930年代，当晚明小品热蔚然成风时，他们则不满晚明文章过于流丽，转而推崇六朝文人的文采风流。与绝大多数的古文选本和大学国文迥异，《大学国文》未选一篇八大家派“载道”的古文。唐宋八大家中，只选了柳宗元的两篇游记和苏轼的尺牍、题跋，而这些文字却是言志的。他在文章中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大抵正宗派的毛病，止在食古不化，死守家法” [①]。与周作人一样，他菲薄韩愈的古文，说韩愈文章的特点只是在于“载道”，拿他的文章和上下一比，“不但他不及六朝人的华赡，甚而也不及明朝人的涩丽。”[②] 他还现身说法，谈自己学习古文的体会：“古文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腔调，要学他，只能随他这种腔调形式写下去，不能任意自己的笔性写文章，我恍然古文之汩没性灵与八股文是一鼻孔里出气” [③] 。
《大学国文》“记游”一组总共23篇，数量居各组之冠，体现的即是言志的标准。早在《近代散文抄》中，他就把书中最多的篇幅让给了游记。他在此书后记中明确表示了对晚明小品中游记的推崇：“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显然，游记作者摆脱世网，走向山水烟霞，更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五四”以后，文章名家辈出，而沈氏仅选言志派同门的周作人、冯文炳、俞平伯的散文，其用意在于“点题”和接通，续上古今言志派的谱系。由上可知，《大学国文》是一个探索性的、流派性的，有着丰富文化意味的选本，也许把《大学国文》与同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大学国文选目》作一对比，更容易辨识其特点。194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个《大学国文选目》。这一选目的授课对象为大一新生，大致相当于今日的大学语文。该书由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等六个资深专家负责编选，编选者皆为一时之选，编订工作历时两年之久，对当时约20个大学的国文选文材料做过调研，又是官方发布，其中所反映的对大学国文的认识应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据朱光潜的统计，《大学国文选目》的选篇在时间和文类上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如以时代为标准，选目包括的文章计周秦两汉共三十篇(占全部二分之一），魏晋南北朝共十三篇，唐宋明共十七篇(内有诗五篇)。如以类别为标准，计经十二篇，子七篇，史十六篇，此外集部杂著计论二篇，序四篇(已列史者不计)，词赋(连铭在内)五篇，奏疏(连对策在内)三篇，书牍二篇，杂记二篇，墓表一篇，总共六十篇” [④]。
《大学国文》选篇中则没有经，没有先秦诸子，篇目大多属于集部杂著，更多地显示了纯文学观和言志的文学观。与《大学国文选目》针对的学生不同，《大学国文》是面向文学院低年级学生的。大学预科取消后，大学国文成为公共必修课，不限于文学院学生。沈编以文体分类，每一组均为文体类例，呈现源流，显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性，为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从一般的大学国文教本的角度看，本书的探索性、流派性的缺点明显，然而作为文学院的教材问题似乎不大。学生们在大学里有机会读到其他的选本，接触到其他学术流派的观点。再说，那个年代的学生在中学时代少不了阅读大量的主流作品，——比如八大家派的古文，这个选本与主流派的选本互为补充，可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他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
重印本书对今天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也不乏借鉴意义。透过一个非主流的眼光，可以让人们看到主流大学语文选本的遗珠之憾。沈编包含了长期研究和教学的心得，提供了可贵的选篇资源。值得高兴的是，在当下谈论大学语文的改革时，偶尔还有人提及沈氏所编的教本。对普通读者来说，本书也是一个难得的古代文学选本，可读性甚强。许多佳篇长久为正统文学观念所遮蔽，流行的选本又陈陈相因，普通读者难得一见，读来新鲜有味，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2010年6月20日于北京北七家海鶄楼
[①] 沈启无：《闲步偶记》，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3期。
[②] 启无：《谈古文》，1936年10月9日《世界日报·明珠》。
[③] 启无：《我与古文》，1936年12月8日《世界日报·明珠》。
[④] 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2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