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标题: 关键字: 作者: 全文: 【我要留言】
中教图
频  道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 页 > 全国学会 > 学会领导

贾平年:匡亚明校长对重开“大学语文”的贡献
【时间:2009/12/24 】 【来源:王抗战供稿 】 【作者: 贾平年】 【已经浏览4251 次】

一、 开设大学语文的经历和过程

    “大学语文”这门课在解放前是高校中的公共基础课。为了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各高校一般都选派功底扎实深厚的先生任教,诸如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名家,都乐意带头上好这门课。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语文”课也随之被取消了。后来,匡亚明校长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不少大学生文史知识贫乏,写作低能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比较严重。经过多方探讨,就下定决心让南大中文系带头组建大学语文教研室,在全校各系重新恢复开设这门公共基础课。

  从1978年由南京大学带头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以来,至今已有30年时间了。1980年,由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1982年4月,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历时7天、声势规模颇为盛大的第一届年会,当时,香港中文大学也派了三位教授参加了这次盛会。从此,大学语文教学在全国各高校蓬勃发展,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大学语文教学协作组”,他们积极开展各项教学、科研活动,受到各省市及各高校领导的普遍重视。之后,西安、云南及各地又相继筹备成立了分会机构。

  紧接着,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组织开展师资培训,统一编写了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这本教材被社会所接收,全国数百所高校均采用作教材。以后,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又邀请了全国专家、教授进行审定,先后连续出版了五次修订本发行全国。在教材辅助读物方面,除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开始编印了数种《大学语文选讲》之外,东北三省的同志还编印了《大学语文助读》一类的读物。随后,一些单科性的高校,为了适应专业需要开始编写了许多不同特点的《大学语文》教材和辅助读物。从此,大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生根开花,普遍开设。

  除此之外,每两年一届年会,准时召开。每届年会论文均由年会主办方出版专辑。研究会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创设了有关大学语文教学研讨的杂志,为全国大学语文同仁发表论文成果,交流教学经验,开辟了专门园地。

二、 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目的和意义

    开设“大学语文”课,初始确有补课的性质和任务。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破坏,年轻人荒废了学业,加上应试教育的局限,文理分科过早,学生的语文水平普遍低下。诸如文章不会写,表达能力差,甚至连请假条之类的应用文都错字连篇,笑话百出,这在各校屡屡发生,并非个别现象。通过“大学语文”课,是可以扫清文字上这些低级错误的。因此,有人就认为这门课是过渡期的课,是补课性质的、短命的课,进而轻视它,或不安心于这门课的教学。

  其实,匡老提出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还有他的深意在里面。他很早就认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应该发扬光大,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丢弃。他早在延安的时候就询问过毛主席:“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不可研究和继承?”当时毛主席说:“从孔子到孙中山,当然可以认真去研究和总结,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不是现在(指当时的战争环境)。”匡老那时之所以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同他的出身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系的。他原籍江苏丹阳,他父亲是私塾老先生,因而他从小就接触了儒家“四书五经”,年轻时还出版过《袁枚女弟子诗选》,他对古文是有一定功底的。因此,他对于“五四”时期以北大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为代表的先进派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是有所保留的。他同意南方“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而是去伪存真,批判继承的观点。匡老晚年辞去校长,从成立“孔子研究室”到扩大为“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一心致力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200部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写和编辑。

  此外,匡老对1952年教育改革将大学教育全盘苏化,进行院系调整,以至院校分工过细的问题,也是有想法的。比如中央大学当时下设九个学院,待南大接收之后,除将文理二院保留,重新组建成所谓的综合大学外,其他学院均分别单独成校,各自为政。匡老认为这也是有一定弊端的。当然,分工过细也有它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像农民打井式地挖得深、钻得透,也能出成果。但是科学是发展的,也是不断演化和改进的。尤其近几十年来,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各行各业又产生了许多综合性、边缘性的新学科和新专业,又有许多新问题待研究。作为教育事业,就需要培养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全面发展的新人才。因此,在1966年南京大学创办溧阳分校时,匡老就试着将文史哲三系打通,组建大文科。乃至后来南京大学成立文科强化部、理科强化部,现在又合并成为“匡亚明学院”,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延续。

  匡老提出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除了他自己早就有的每个学子都应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文化素质理念外,他也看到了当今世界学术发展出现了“分多渐合”也就是“由分到合”的这一新趋势。他认为学科应当文理渗透,科研应该综合创新,为了适应这种趋势和需要,他将过去摒弃的课程——“大学语文”——重新恢复设置,也算是老课题、新角度,又增加了新的意义。

  其实,“大学语文”课的意义依然还在它的基础性。因为教材所收录的课文,都是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积淀下来的名家名篇,不论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技巧方面,都是值得学生效法的范文。通过教师讲解、学生自学和作业练习,自会提高他们的阅读、鉴赏水平以及口头或书面的表达能力。

  至于高尚的情操、爱国的情怀和健康的人文精神,也会随着课文学习的深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在人格塑造方面就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良好作用。这也正是其他课程所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过去,在年会讨论中说这门课是长寿课,而不是短命课,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现在,由于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国学热”兴起的影响,这门课已获得教育部红头文件的肯定,“大学语文”界也迎来了新的春天。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新学科、新课程的增设越来越多;对外语教学也愈感重要。有些教学领导在课程安排上,同“大学语文”抢课时,甚至挤掉这门课,依然时有发生。这也是各院校开设此课极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还应设法避免外界认为这门课是“弹性课”而可有可无。

三、“大学语文”的社会功能

  首先,它在全国自学考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门课本来是为全日制本科院校所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开始却备受全国考委所重视,最早成了自学考试13门课程中的压轴课。在学习效果上,自考生远比全日制在校生学得深,学得广,学得透。他们不仅对精读课文要学好,泛读课文也不能漏,基本上全册教材都通读。其考试难度远比其他课程大,往往是其他12门课程都通过了,最后剩下的就是这门课,甚至有的考生经过五次考试才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门课在提高社会上广大中青年的文化素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前些年,对当时社会拨乱反正、社会安定,培养迅速实现四化的人才,是取得了很好效果的。我们从一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引经据典、引用名言名句还有点古色古香的色彩方面,都可约略地在大学语文课本中找到它的身影和痕迹。

  其次,在大学体制晋级升格中,“大学语文”课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匡老同侯镜昶老师曾在《光明日报》上联名发表一篇文章,阐述了一种可以商榷的观点,认为“大学语文”课可以发展成学科,可从中文系分化出来组成一个独立单位。这一观点,当时虽然没有人响应,但在实际行动中,不少学校都从“大学语文”这门课,向多门课扩展。在编制上,由“大学语文教研室”,进而扩展成中文系或文学院、文艺学院等。在学校建制方面,也从学院升格为大学,再从一般院校升为多科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对这一问题的功过,我们且暂不评说,然其起因是从“大学语文”开始的,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教材编写方面,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据2006年教育部在湖南大学语文会议上公布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有大学语文教材1402种。现在又过去三年了,恐怕又增加了不少品种。有人说这是浪费,有人说这是练兵,但不论怎么说,作为一名教师,既要授课,又要编写教材,不论其目的如何,这确是一个极好的历练和提高。

  我们可以借以自慰的是,有哪门课编写教材的积极性竟如此之高、之多、之广。应该说,这是社会的重视和肯定!作为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应该引以为荣,视为自豪的一种事业和成就。至于那么多人投入编写教材是否浪费,不必过于考量,在激烈的竞争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事实已经证明,王步高教授所率教学团队编写的系列化教材和所做的工作,已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精品课,并屡获重奖,即可说明这一点。

四、简略介绍对“大学语文”课有特殊贡献的几个人物

  先说南京:

  首先,是匡亚明同志,他不愧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介绍的我国现代五个教育家之一。他办学极有远见,看问题高屋建瓴。凡是他看准的事情,他能力排众议,坚决贯彻下去。也许这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有关系——他在老干部中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又是老革命。因此,在工作中,他还是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当然,他一生的遭遇,也是艰难困苦、坎坷曲折,不是一帆风顺走来的。匡亚明同志于1996年病故,已经过世13年了。今天,在这里介绍他对“大学语文”事业的功绩,也算是一种追忆和纪念。

  第二位,是侯镜昶教授。他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在开设“大学语文”课、筹划成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多事务中,他都是匡老和徐中玉先生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是一切具体工作的操盘手。让人悲伤的是,在他后来调入浙江大学筹建中文系的时候,却于1986年一个人不幸因病猝死在宿舍中,四五天之后才被人发现,享年49岁,令人不胜惋惜和悲痛。

  再说上海:

  首先是徐中玉先生。大学语文事业,从开创到如今,他都是我们学科的掌门人,他也是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的主任。他对大学语文事业的建设和全国自学考试工作都是功绩卓著、有目共睹的领军人物。他虽然已近期颐之年,依然精神矍铄、每会必到。这种精神,令人无限钦佩和向往。

  其次是翁德森教授,他是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老秘书长。他始终保持着福建人的忠厚、质朴和勤劳。研究会的大事小事一起抓,全国各地的老师到上海找他办事的,不论多忙,他都悉心安排、热情周到,三十年如一日。这种友谊、这种老黄牛精神是值得同仁称道和感谢的。

  至于各兄弟院校开创“大学语文”课的老师和领导,概而言之,他们不仅是这门课的功臣,也是开创文理渗透、扩大文科建设的元勋,他们都是其功莫大焉!

  当然,社会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如果真要全面评价“大学语文”界的状况,应该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本文系根据作者2009年6月7日在“江苏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江苏、安徽两省第四届大学语文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整理。)  
  
    作者简介:

  贾平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南京大学孔子研究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前身)主任,主编或参编《大学语文》(徐中玉,1981年版)、《孔子评传》(匡亚明著)等。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创建者之一,曾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附:南京大学报    2010-4-10

匡亚明与“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这门课在解放前是高校中的公共基础课。为了夯实学生的语文基础,各高校一般都选派功底扎实深厚的先生任教,诸如叶圣陶、朱自清、吕叔湘等名家,都乐意带头上好这门课。1952年高等教育改革,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语文”课也随之被取消了。后来,匡亚明校长经过长期观察,发现不少大学生文史知识贫乏,写作低能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比较严重。经过多方探讨,就下定决心让南大中文系带头组建大学语文教研室,在全校各系重新恢复开设这门公共基础课。
    从1978年由南京大学带头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以来,至今已有30年时间了。1980年,由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1982年4月,随即在南京召开了历时7天、声势规模颇为盛大的第一届年会,当时,香港中文大学也派了三位教授参加了这次盛会。从此,大学语文教学在全国各高校蓬勃发展,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大学语文教学协作组”,他们积极开展各项教学、科研活动,受到各省市及各高校领导的普遍重视。之后,西安、云南及各地又相继筹备成立了分会机构。
    紧接着,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组织开展师资培训,统一编写了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经过一年多的教学实践,这本教材被社会所接受,全国数百所高校均采用作教材。以后,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又邀请了全国专家、教授进行审定,先后连续出版了五次修订本发行全国。在教材辅助读物方面,除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开始编印了数种《大学语文选讲》之外,东北三省的同志还编印了《大学语文助读》一类的读物。随后,一些单科性的高校,为了适应专业需要开始编写了许多不同特点的《大学语文》教材和辅助读物。从此,大学语文教学在全国范围内生根开花,普遍开设。
    除此之外,每两年一届年会,准时召开。每届年会论文均由年会主办方出版专辑。研究会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创设了有关大学语文教学研讨的杂志,为全国大学语文同仁发表论文成果,交流教学经验,开辟了专门园地。

    开设“大学语文”课,初始确有补课的性质和任务。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长期破坏,年轻人荒废了学业,加上应试教育的局限,文理分科过早,学生的语文水平普遍低下。诸如文章不会写,表达能力差,甚至连请假条之类的应用文都错字连篇,笑话百出,这在各高校屡屡发生,并非个别现象。通过“大学语文”课,是可以扫清文字上这些低级错误的。因此,有人就认为这门课是过渡期的课,是补课性质的、短命的课,进而轻视它,或不安心于这门课的教学。
    其实,匡老提出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还有他的深意在里面。他很早就认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应该发扬光大,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丢弃。他早在延安的时候就询问过毛主席:“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不可研究和继承?”当时毛主席说:“从孔子到孙中山,当然可以认真去研究和总结,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不是现在(指当时的战争环境)。”匡老那时之所以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是同他的出身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系的。他原籍江苏丹阳,他父亲是私塾老先生,因而他从小就接触了儒家“四书五经”,年轻时还出版过《袁枚女弟子诗选》,他对古文是有一定功底的。因此,他对于“五四”时期以北大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为代表的先进派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是有所保留的。他同意南方“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不应全盘否定,而是去伪存真,批判继承的观点。匡老晚年辞去校长,从成立“孔子研究室”到扩大为“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一心致力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200部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写和编辑。
    此外,匡老对1952年教育改革将大学教育全盘苏化,进行院系调整,以至院校分工过细的问题,也是有想法的。比如中央大学当时下设九个学院,待南大接收之后,除将文理二院保留,重新组建成所谓的综合大学外,其他学院均分别单独成校,各自为政。匡老认为这也是有一定弊端的。当然,分工过细也有它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像农民打井式地挖得深、钻得透,也能出成果。但是科学是发展的,也是不断演化和改进的。尤其近几十年来,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各行各业又产生了许多综合性、边缘性的新学科和新专业,又有许多新问题待研究。作为教育事业,就需要培养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全面发展的新人才。因此,在1966年南京大学创办溧阳分校时,匡老就试着将文史哲三系打通,组建大文科。乃至后来南京大学成立文科强化部、理科强化部,现在又合并成为“匡亚明学院”,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延续。
    匡老提出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除了他自己早就有的每个学子都应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加强文化修养、提高文化素质理念外,他也看到了当今世界学术发展出现了“分多渐合”也就是“由分到合”的这一新趋势。他认为学科应当文理渗透,科研应该综合创新,为了适应这种趋势和需要,他将过去摒弃的课程———“大学语文”———重新恢复设置,也算是老课题、新角度,又增加了新的意义。
    其实,“大学语文”课的意义依然还在于它的基础性。因为教材所收录的课文,都是人类文化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积淀下来的名家名篇,不论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技巧方面,都是值得学生效法的范文。通过教师讲解、学生自学和作业练习,自会提高他们的阅读、鉴赏水平以及口头或书面的表达能力。
    至于高尚的情操、爱国的情怀和健康的人文精神,也会随着课文学习的深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在人格塑造方面就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良好作用。这也正是其他课程所不能代替的特殊功能。过去,在年会讨论中说这门课是长寿课,而不是短命课,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现在,由于对素质教育的重视和提倡,以及“国学热”兴起的影响,这门课已获得教育部红头文件的肯定,“大学语文”界也迎来了新的春天。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新学科、新课程的增设越来越多;对外语教学也愈感重要。有些教学领导在课程安排上,同“大学语文”抢课时,甚至挤掉这门课,依然时有发生。这也是各院校开设此课极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大学语文”在全国自学考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门课本来是为全日制本科院校所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开始却备受全国自考委所重视,最早成了自学考试13门课程中的压轴课。在学习效果上,自考生远比全日制在校生学得深,学得广,学得透。他们不仅对精读课文要学好,泛读课文也不能漏,基本上全册教材都通读。其考试难度远比其他课程大,往往是其他12门课程都通过了,最后剩下的就是这门课,甚至有的考生经过数次考试才通过。
    这门课在提高社会上广大中青年的文化素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前些年,对当时社会拨乱反正、社会安定,迅速培养实现四化的人才,是取得了很好效果的。我们从一些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引经据典、引用名言名句还有点古色古香的色彩方面,都可约略地在大学语文课本中找到它的身影和痕迹。
    在大学体制晋级升格中,“大学语文”课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匡老同侯镜昶老师曾在《光明日报》上联名发表一篇文章,阐述了一种可以商榷的观点,认为“大学语文”课可以发展成学科,可从中文系分化出来组成一个独立单位。这一观点,当时虽然没有人响应,但在实际行动中,不少学校都从“大学语文”这门课,向多门课扩展。在编制上,由“大学语文教研室”,进而扩展成中文系或文学院、文艺学院等。在学校建制方面,也从学院升格为大学,再从一般院校升为多科性的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对这一问题的功过,我们且暂不评说,然其起因是从“大学语文”开始的,则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在教材编写方面,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据2006年教育部在湖南大学语文会议上公布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已有大学语文教材1402种。现在又过去三年了,恐怕又增加了不少品种。有人说这是浪费,有人说这是练兵,但不论怎么说,作为一名教师,既要授课,又要编写教材,不论其目的如何,这确是一个极好的历练和提高。

    说到“大学语文”,我们不可忘记以下几位先生:
    首先,是匡亚明同志,他不愧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介绍的我国现代五个教育家之一。他办学极有远见,看问题高屋建瓴。凡是他看准的事情,他能力排众议,坚决贯彻下去。也许这与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有关系———他在老干部中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又是老革命。因此,在工作中,他还是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当然,他一生的遭遇,也是艰难困苦、坎坷曲折,不是一帆风顺走来的。匡亚明同志于1996年病故,已经过世13年了。今天,在这里介绍他对“大学语文”事业的功绩,也算是一种追忆和纪念。
    第二位,是侯镜昶教授。他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在开设“大学语文”课、筹划成立“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诸多事务中,他都是匡老和徐中玉先生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说是一切具体工作的操盘手。让人悲伤的是,在他后来调入浙江大学筹建中文系的时候,却于1986年一个人不幸因病猝死在宿舍中,四五天之后才被人发现,享年49岁,令人不胜惋惜和悲痛。
    再说上海:
    首先是徐中玉先生。大学语文事业,从开创到如今,他都是我们学科的掌门人,他也是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的主任。他对大学语文事业的建设和全国自学考试工作都是功绩卓著、有目共睹的领军人物。他虽然已近期颐之年,依然精神矍铄、每会必到。这种精神,令人无限钦佩和向往。
    其次是翁德森教授,他是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老秘书长。他始终保持着福建人的忠厚、质朴和勤劳。研究会的大事小事一起抓,全国各地的老师到上海找他办事的,不论多忙,他都悉心安排、热情周到,三十年如一日。这种友谊、这种老黄牛精神是值得同仁称道和感谢的。
    至于各兄弟院校开创“大学语文”课的老师和领导,概而言之,他们不仅是这门课的功臣,也是开创文理渗透、扩大文科建设的元勋,他们都是其功莫大焉!
    当然,社会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如果真要全面评价“大学语文”界的状况,应该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本文系根据作者2009年在“江苏省大学语文研究会成立大会暨江苏、安徽两省第四届大学语文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整理。)

    作者简介  贾平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原南京大学孔子研究室(“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前身)主任,主编或参编《大学语文》(徐中玉,1981年版)、《孔子评传》(匡亚明著)等。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创建者之一,曾任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京ICP备15054374号
郑重声明:凡转载或引用本站资料须经本站许可 版权所有 :大学语文研究
联系地址:中教图(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18611703659 15858199491(QQ:363764865)   联系人:魏老师 何二元    
设计维护:时代中广传媒
您是第 6205395 位浏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