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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嘶:魏建功与台湾国语运动
【时间:2009/10/22 】 【来源:《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 】 【作者: 马嘶】 【已经浏览4801 次】

    已故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名文字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1901—1980)是我的业师,上世纪50年代我负笈燕园时,魏先生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魏先生不仅是资深的语言文字学巨擘,也是一位执著于推行“国语运动”、实现语文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家,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他在台湾领导推行国语运动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永垂史册的。

    魏建功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五四”时期,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实有其两翼:一翼是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等人为骨干的文学革命;另一翼便是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倡导的国语运动。其实国语运动的提出和实践比文学革命要早得多,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形成了一股洪流,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所谓“国语运动”,就是语文改革或文字改革,也就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而文字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语音的统一。
 
    我国的国语运动由来已久,在中华民国初建时期,1912年教育部就成立了“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逐字审定了“国音”,编成了《国音汇编草》。1916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1918年,国家正式公布了“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22年,黎锦熙、钱玄同、杨树达等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中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蔡元培发表《汉字改革说》。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音为标准音;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1925年,刘半农、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组织“数人会”,议订国语罗马字。1928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1925年,魏建功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被赞誉为“乙丑科状元”。他被留在北大国文系任教,并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担任教授。魏建功在北大读书时,就对文字音韵学有深厚的学养,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就是在1928年,魏建功经他的业师钱玄同动员,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被推选为该会常委,分工做编审工作,编辑《国语旬刊》,并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从这个时候起,他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工作。

    1928年12月魏建功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之时,他尚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任教授,并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1929年9月,他就回北大国文系任助教,并兼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原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的课程由范文澜、施天侔接任。到了1931年,他30岁时,便升任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并且在学术上有了长足的进展。

    这一时期,随着北京大学新的学科制度的建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更趋向于专业化,学术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30年代前期和中期,魏建功的研究是以语言、文字史为中心,提出了“以语言为研究文学、风俗、历史之工具,使音韵得其应用之实”的主张。

    1929年,魏建功发表了“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国学月刊》一卷1期)、《说“相”、“厮”》(《国语旬刊》1929年第2期)、《古阴阳入三声考》(《国学季刊》1929年2卷2期)、《与人论方音之由来》(1929·4·29《语丝》第五卷8期)、《再说“相”、“厮”》(1929年《国语旬刊》13期)等重要论文。

    1930年,29岁的魏建功任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并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女师大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以后,他在北大等校讲授“古音系研究”课程之余,发表了《科斗说音》、《论汉字声韵转变研究之旨趣》、《说“辙儿”》、《方言同音字辑录》等论文。1935年,魏建功与罗常培、白涤洲合作的《黟县方言调查录》发表于《国学季刊》四卷4期。这一年,魏建功的代表专著《古音系研究》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这部古音韵学界的宏通之作,确立了他在汉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期间,魏建功同北大同仁一起离开北平,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讲授“音韵学概要”、“韵书研究”、“汉字形体变迁史”等课程。

    魏建功在西南联大任职不到两年,1940年6月,这个学期刚刚结束,他就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调到大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去任专任编辑。这个委员会附设在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内。魏建功携带眷属,自昆明迁居白沙。

    江津距陪都重庆有180里水程,白沙是江津县的一个大镇,国立编译馆等单位设在这里,后来又在这里建了个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因而在抗战期间,这里聚集了不少文化教育界的名流。晚年的陈独秀也客居在距此不远的鹤山坪,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之旅。

    国立编译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的负责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编译与审查的学术机构,1932年6月在北平成立,1938年迁往重庆,因白沙镇环境幽静,故设在这里。将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将大学教育用书编辑委员会也附设于此。后来,编译馆又迁至重庆北碚。

    魏建功的工作主要是编选《大学国文选》等书。7月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在重庆恢复工作,魏建功仍任常委。7月底,魏建功去重庆参加第一次会议。在会上,魏建功与黎锦熙(西北师院)、卢前(冀野,国立编译馆)被推举负责编辑国家韵书《中华新韵》。

    这期间,魏建功与蛰居鹤山坪的陈独秀来往较多,从1941年开始,魏建功为陈独秀校勘《小学识字教本》和《阴阳入互用例表》,并为《阴阳入互用例表》作序。从1940年至1942年,魏建功与陈独秀讨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学术问题的来往信件有27通。

    1940年6月,国语会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由魏建功、黎锦熙、卢前(冀野)三人,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民国建国以后的韵书《中华新韵》。1941年秋,由魏建功编,黎锦熙、卢前、萧家霖参订的《中华新韵》编成。lO月10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人领衔明令颁行,作为国家韵书推行,成为当代的“官书”。《中华新韵》的总目为例说、注音符号、韵目、韵略表、新韵、国音简说等。

    《中华新韵》推行后,1942年6月19日,魏建功、朱自清应邀到沙坪坝中央大学演讲,朱自清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语文”,魏建功讲的是“关于《中华新韵》”。此时,魏建功与朱自清正在重庆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

    1942年5月,魏建功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台静农、柴德赓、李霁野也在这里。魏建功除了任国文系教授,又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他任主任。这是国语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其余二个,一个设立在西北师院,由黎锦熙任主任,一个设在重庆青木关社会教育学院,由萧家霖负责。后来,魏建功又兼任女师院教务主任。此时,国立编译馆迁到重庆,魏建功、台静农等人就到女师院来了,一直呆到抗战胜利。

    到了1944年底,日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加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此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的问题。此时,教育部的赵廼抟遂通过国立女子师院院长谢循初,约魏建功去台湾推行国语运动,魏建功接受了邀请。

    1945年上半年,战局更加明朗化,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此时,重庆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接收台湾的具体工作,在“中训团”开设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魏建功应邀同王玉川一起去重庆,为训练班教育组(即未来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工作人员讲授“国语”课。

    同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方面接收了台湾,成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魏建功便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运动。

    离开北平,在外飘泊了八年,一旦抗战胜利,人们都急着要回北方故都,沉下心来治学。魏建功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心情!然而,回归祖国的台湾,却等着他去那里推行国语。去那里,要到海峡的彼岸,他是越走越远了。作为国语会的常委,他不去谁又能去呢?而何况,他又清楚地知道那里的情况。

    我国的宝岛台湾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失去后,全国愤慨,万民伤痛。当年台湾抗日将领邱逢甲有《春愁》一诗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又有“往事何堪说,征衫血泪斑。龙归天外雨,鳌没海中山。银烛鏖诗罢,牙旗校猎还。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等句。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下,日本除了采取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对台湾进行严加控制外,在文化上对台湾人民进行“皇民化”教育,禁止台湾人民使用自己的母语。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台湾的一般民众只会说日本话,而不怎么会用自己的母语,因而,中国政府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后,首先要废止日语,使用汉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要在台湾推行国语,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魏建功和他的同事们舍弃了复员回家的选择,奔向遥远的海岛。

    1945年10月,魏建功携眷属离开白沙去重庆候机去上海,同行的有何容、王炬、王玉川、齐铁恨和女师院国语专修科的一些师生。

    1946年1月,魏建功一行在上海候机去台湾。在上海,巧遇他的学生方师铎。方师铎是魏建功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1937年毕业后,考入北大研究所,专攻声韵、训诂,受业于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等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继续攻读研究所课程,并从事云南傣族地区的语言调查。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结束了傣族地区的语言调查工作,离开云南,准备回北平的老家去探望阔别八年的父母。但遇到魏建功后,魏建功邀请方师铎夫妇去台湾推行国语,他们欣然答应,遂放弃了回北平探亲的多年愿望,跟随魏建功等人一同去台湾。

    1946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魏建功等人到了台北,他们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展开了恢复母语,推行国语的工作。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了台湾省国语委员会,聘请魏建功为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齐铁恨、王玉川、方师铎、王炬、朱兆祥、吴守礼、王洁宇等21位专家学者为委员。

    台湾居民讲的是闽南语,属我国闽南方言语系。日本侵占台湾后,进行奴化教育,经过半个世纪的强制推行,致使台湾的语言混乱现象十分严重。老一代人虽然尚能使用自己的母语闽南语,但已搀入很多日语的词汇和语法。中年一代受的日本奴化教育,大多讲日语,读日文书,写日文文字,一些人虽勉强能讲些母语,但已从社会交往退到家庭的狭小范围内。最为严重的是青少年一代,他们大多已不能讲自己的母语了。

    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热情极高,但在方法上却仍是沿袭着以假名拼音硬抠四声的方法,流弊甚多。推行国语从何入手,其说不一。魏建功以其语言文字学家的深厚学养和从事国语运动近20年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

    一、实行台湾话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
    二、注重用国音读字,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
    三、研究台湾与国语的词类对照。
    四、利用注音符号,贯通中华文化等。
 
    为了加快国音普及的推进速度,在魏建功的提议下,广播电台开设了国语讲座,由齐铁恨口授,林良用闽南语帮助台湾省中小学教师备课。
 
    讲座开办时,先由魏建功讲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的讲话,那是他刚到台湾的2月上旬,到了中旬,他又在电台为这篇讲话作了“申解”。他说:

    我来到台湾的第二个星期日晚上,曾经在广播电台广播了一篇广播辞。那是一篇为了牵就时间限制和听众了解的演说,内容有些晦涩。现在从头细说,作为一种通俗学术讲话。

    请让我录原辞,随时补充说明。
 
    “国语是什么”(原辞)我们都知道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在一般人的想像,国语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话,不管它是上海、重庆、南京、温州、汕头,广州、厦门、福州或是西安、兰州、开封、太原、济南、天津、保定以至于辽宁、宁夏、昆明、琼州,只要不是用abcd……和ァィゥェォ工才拼念的话,都可以当作国语。这样,我们在台湾就可以用台湾话当作国语,无庸另外再有一套什么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国语了。

    (申解)我们的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北平话的标准也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并不是北平话一概算做国语,提到“国语”这一个名词,它的沿革就包涵了很多民族兴衰的回忆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器度是没有种族和血统的歧视,纯粹从文化上融和起来,历代往往容纳进许多的宗族。宗族和宗族之间的交际,互相采取足以达到完全了解的工具,所以用声音表示的语言工具有所谓“雅言”。记录语言用图形或符号表示的文字,在我们国家就成了一种共同表意的标识。我们的文字可以被宗族以外的民族借用的道理在这里。一般人误解了这个道理,把成为表意标识的一点儿作用当做天经地义,而埋没了表意的标识与所记录的语言中间的联合一致。当初的“雅言”实在就是现在所谓的“标准语”,“雅”字的古训是“正”,“正”即是标准。“雅”和“俗”,两者之间只是指明内容应用的范围的分别:“雅”的普遍,“俗”的偏僻。我们距离古代远了,这种分别已经不能确切明了,不过从文学古典的《诗经》所分“风”“雅”来推想,大致也还能窥探出一点痕迹。因为古时候国的观念和后代不同,所以只有“雅言”一个语词,而“国语”一个语词倒成了狭义的“列国的人的言论(语)集的专名(《国语》、《国策》书名的国语)。这样一直向后代传下来,宗族不断的增加新分子,文字也不断的增加了新的表意作用和形式,语言更不断的增加了新的声音和组织。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我们的雅言自然在生长,最初统一的力量多半依靠政治,造成一种用“帝王都邑”流行的系统做标准的事实。我国的历代都邑自周朝起,都在黄河流域,如咸阳洛阳长安开封,而北平是最后最久的一个。中间因为外族侵入,发生民族迁移的事,语言也分出许多支来:有五胡的侵入,向南分出了金陵一支;有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侵入,再分出了临安一支;有满洲民族的侵入,又分出了桂林和昆明两支;北平的音系却是从临安一支分出时起慢慢的养成了现在唯一的标准资格。五胡以至于满洲,人民已加入中华民族,生活习惯完全融和了,语言文字也完全混和了。他们有些在统治中原的时候,曾经把自己一族的语言称作“国语”过。这个“国语”的意味带点血腥气,是征服者的自骄自傲的名目!我们知道最明白的是金人称女真文做“国书”,女真语当然是“国语”;元人称蒙古文,清(后金)人称满洲文,都叫“国书”,而“国语”成了少数统治我们的外族语言的特别名称。这是“国语”一个语词演变到第二阶段的意义:统治中国的外来民族自称他们的语言的名目。民国成立了以后,才演变成第三阶段现在的意义,“中华民国人民共同采用的一种标准的语言是国语;国语是国家法定的对内对外,公用的语言系统”。这个系统由许多语言不同系统的人荟萃在一处,互相融和,尽力推心置腹,不知不觉,去泰去甚,选择出最方便最容易的声音锻炼成最简单明了的组织。国语包括(1)代表意思的声音叫“国音”;(2)记录声音的形体叫“国字”;(3)声音形体排列组合表达出全部的思想叫“国文”。排列组合的规矩就是“文法”。……我们有得经过一千多年培养,二三百年应用,几十年政府提倡的声音系统,当然应该切实推行。所以,北平语做标准国语是有它的来历的。

    ……

    (申解)标准国语的来历,从北平建设做都市说,就有一千多年的培养,拙著《北平音系十三辙序》说的很详细;从通行于清代全国官吏说,就有二三百年的应用,所以有官话之称,西洋人叫它“Mandarin”;从开国以来,开会审音读音,颁布注音符号,编行《国音常用字汇》和《中华新韵》,小学科目改订国语,就有几十年由政府的提倡。有如此的经过,还不能得人了解吗?所以台湾光复以后的国语运动,使得我们直觉地知道国语的重要,而更显明的教训了我们理智的认识国语的实质。……

    他讲得是这样的深入浅出,不用讲更深的大道理就能使台湾人了解推行国语的重大意义。他更加具体更为深切地说:

    日本语音不能独立发一个声,所以我们字音的收声尾的读法,他们非用一个假名全音表示不可,台北的北字所以就只有联着“ウ”“夕”来注他的-K尾了。台语有我们的方音注音符号可以表示得很正确。关于我有书一句日本语,依着我的使命和誓愿,恕不用假名写出!这一点,我呼吁本国同胞之间似乎不应该用外国语言做交际语,是国家“主权”和“地位”的表现!是政府语文教育成绩的表现!是所谓“精诚团结”的表现!说老实点,是“体统”!是“面子”!台湾省的同胞热烈要国语,我们要人人用标准国语和他们交谈。我们不能只贵望本省人说标准国语,而我们从国语流行的乡土来的反而不能说标准国语!新的中国一切应该真正标准化!……

    我相信,敌人夺得去台湾的河山,已经重归了祖国版图;台胞表达意志的方式,根本敌人是不能改变的,恢复起来一定很快!我们要稳稳实实的清清楚楚的先把国语声音系统的标准散布到全台湾。这是在台湾同胞与祖国隔绝的期间,国语运动的目标,传习国音——“统一国语”的基础。

    魏建功在讲话中大声疾呼:
 
    从今以后,我们由台湾丧失而积极开始完成大功!岛省人士,我们希望他们踊跃的说国语,大胆的说,语言要先从敢说不管错不错练习起。岛省以外的人士,我希望咱们也踊跃的用国音说正确的国语!

    魏建功的这篇声情并茂,激励人心的演说,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这篇演说辞后来发表在1946年2月28日《现代周刊》第1卷第9期上。

    国语会人员来到台湾后,很快便办起了一个《国语通讯》,作为指导台湾国语运动,交流经验的窗口。魏建功为《国语通讯》写了发刊词《国语通讯书端》。他写道:

    这是台湾省国语界同志公共的一个园地。我们要藉它传播国语界的一切消息,发表国语界的一切意见,建设国语界的一切研究,完成国语界的一切贡献,因此就又不仅仅是“台湾”国语界公共的园地。

    在此期间,魏建功连续撰写、发表了《国语运动纲领》(1946年5月21日台湾《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期)、《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语学习国语》(1946年5月28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2期)、《国语的四大涵义——跋劳乃宣先生致中外日报书并答吴守礼先生》(6月4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3期)、《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谈注音符号教学方法》(7月6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9期)、《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1946年7月11日在台湾电台的广播词,载《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0期)、(《国语辞典里所增收的音》(1946年7月30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1期)、《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1期)、《日本人传讹了我们的国音》(《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1期)、《国语通讯两则》(1946年12月《国语通讯》第2期)、《国语的德行》、《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旨趣》等文章,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

    他一再阐明“国语”的涵义,纠正一些误谬观念。他在《国语通讯书端》一文中说:

    我们说过“国语”的涵义不限于说标准语,国语包括了本国语文的全部分。这个观念明白指示出来的人要算是国语运动的元老吴稚晖先生。当民国三十三年春天,我们在重庆举行国语运动周的时候,他曾经把“国音”“国字”“国文”三者包括起来,算作国语的内容。这是极精辟的见解,可以纠正一些误谬观念的说法:(一)国语就是“注音”符号,(二)国语就是北京话,(三)国语就是白话!

    魏建功依据1944年3月在重庆国语运动周制定的《国语运动纲领》,提出了一个“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即:

    1.实行台湾语复原,从方音比较学习国语。
    2.注重国字读音,由“孔子曰”引渡到“国音”。
    5.刷清日语句法,以国音直接读文达成文章还原。
    4.研究词类对照,充实语文内容建设新生国语。
    5.利用注音符号,沟通各族意志融贯中华文化。
    6.鼓励学习心理,增进教学效能。
    (见《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期《国语运动纲领》)

    魏建功针对台湾人用学日语的方法,把国语当作外语来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台湾方言(闽南语)与国语的对应规律来掌握国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编写了《国音标准汇编》,以帮助台湾同胞学习掌握“国语”。他在《新生报》办了个“国语周刊”,在北投设立了“国语示范推行所”,又在各地举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国语演讲竞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于1946年7月11日在台湾电台《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的广播词中讲道:

    台湾话的闽南语系统和客家语系统都是祖国语音的一种,使用这些祖国语音的全省人口约有六百万,在这过去五十一年中间,日本政府的力量,把我们这些祖国语言推挤回到家庭使用,实造成中年以下的青年人少年人渐渐不会说,是从不许自由使用变成不会自由使用的地步!现在我们光复了,这一点天然赋有的使用母语的权利,怎么不应该恢复呢?从六百万人的总数看,究竟说台湾话的人还是多数。我们为了矫正现在一面丢了日本“国语”,又忘了台湾母语的观念,特别指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注意:本省国语问题有双重意义,第一点是“恢复自由使用祖国语言”,另一点才是“推行国定标准语言”。

    教青年与少年以及幼年儿童学习国语,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依我们的观察,这一方面的成绩很好,进步也相当快,两三年后,等他们学业告一结束的时候,预料本省国语标准的建设就可大告成功。

    把青少年及儿童学习国语作为推行国语的主要任务,这实是很有见地和极为有力的措施。

    果然,数年后,当少年儿童长大成人,成为台湾人民的主要成分时,台湾的国语运动真正是大功告成,国语已在台湾普及,台湾人整个讲的是国语了。

    我们且来看看这效果:

    1994年,老舍先生的哲嗣,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到台湾参加学术活动,他对台湾的国语普及程度之高表示了惊讶。他在《乡音灌耳》一文中写道:

    到了台北,一下飞机,遍地的台湾“国语”声,亲切得不得了,和在香港听到的口音大不一样,大有“到家了”的感觉。

    普通语,在台湾仍然按老习惯叫“国语”,反正是一码子事,都是以北京音为基础。

    台湾人居然一口北京话!而且全岛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全会!

    全岛2000万人全说北京音的“国语”,真是一大奇迹。
 
    转了几个城市,发现一个秘密,每个城市都有《国语日报》分社,总社设在台外(北?),还有“国语日报出版社”,每日出报出书,专司普及“国语”之事坚持了十几年,始终不懈,雷打不动,每个字都用拼音,一注到底,十分认真和执着。

    原来,有一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到了台湾,抱成一团,拼死拼活地干,硬是用“国语”把台湾的语言彻底地人工地改造了,把日本语的影响由根儿上加以铲除,实现了语言上的大统一。

    语言,在这儿,出人意料地,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纽带;而语言学家则是祖国统一这一伟大实践的天然的先行者。
 
    这群杰出语言学家的领袖一开始是魏建功和何容先生,稍后则是何容和齐铁恨先生……

    (199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946年11月,魏建功专程回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赴台。在北平期间,12月13日,他在北大蔡孑民先生纪念馆主持召开了“中国语文诵读法座谈会”,主要是为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朱自清、黎锦熙、朱光潜、冯至、徐炳昶、潘家洵、沈从文、游国恩、余冠英、郑天挺、顾随、孙楷第、周祖谟、吴晓玲、阴法鲁、赵西陆、李长之、赵万里、向达等。座谈会开了三个小时,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

    魏建功在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期间,北大校长胡适曾委托杨振声找魏建功谈回北大之事,拟委任魏建功为北大训导长,魏建功坚辞不就,只答应待台湾推行国语工作安排妥当后,再回北大任教。

    1947年3月2日,魏建功去上海参加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与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琛、郭绍虞、周予同、方光焘七人被选为理事。

    4月,魏建功回到台北,他主持改组了“国语会”,由何容任主任委员,洪炎秋任副主任委员。另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闽台区办事处”,魏建功以全国国语会常委身份主持办事处的工作。

    1946年6月,原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被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来台大后,立即聘魏建功为教授。其实,1946年4月,魏建功来台湾后不久,就受聘为台大文学系教授,但他并未到职任课,却介绍台静农、裴溥言等到台大任教。此时,一般老友又到了一起,自然很觉惬意。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在全国推行国语教育,需要大批培养各地师范学校的国语师资,以便更广泛地在少年儿童中推广国语。据此,指定在北平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台北台湾大学、江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几所高等学校设立国语专修科,学生的来源由附近相关各省的教育厅在高中和师范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选送。魏建功到台大后,就兼任了台大国语专修科主任。他请了在国语会工作的何容、王玉川、齐铁恨、方师铎、朱兆祥、洪炎秋、黄得时、夏德仪等专家学者来任教。魏建功讲授国语沿革,何容讲国语文法,齐铁恨讲国音标准,高鸿缙讲文字学。台大的国语专修科办得十分红火,培养了一批国语工作者。

    1948年1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台湾视察教育,魏建功向他建议在台湾创办一份《国语日报》。其实,在1947年,魏建功、何容、方师铎等人就曾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把原设在北平的《国语小报》迁到台湾来办。这样,教育部便决定把北平的那份注音报纸《国语小报》迁来台湾,改名为(《国语日报》,并由魏建功、何容等人主持筹办。于是,魏建功便紧锣密鼓地筹办起《国语日报》来了。

    1948年6月,魏建功回北平办理《国语小报》设备迁台事宜,在北平期间,他答应了胡适校长的要求,准备回北大任教,并且开始在北大中文系讲课。此时,台湾大学校长已提出聘魏建功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现在,要回北大,于是便由胡适出面致函庄长恭校长,代为婉辞。

    在北平期间,魏建功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

    9月间,魏建功回到台北,办理国语会的交接手续,同时创办《国语日报》社,他兼任社长,副社长由从北平押运《国语小报》印刷机及注音铅字来台湾的北师大教授王茀青(寿康)担任。总编辑梁容若,经理方师铎,社务设计委员有何容、洪炎秋、齐铁恨、祁致贤、王玉川5人。胡适为《国语日报》题写了报头。

    1948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那天,《国语日报》创刊号正式发行。《国语日报》是在资金匮乏、设备简陋、人员短缺的困难条件下创刊的。它以推行国语运动为主旨,内容均是用浅显的文字来编写,加上注音符号,适合于普通大众来读。另外,报社还编印了各种注音读物。开始时,《国语日报》每天只出4版,后来,渐渐发展为16版。在台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看《国语日报》长大的。”

    在胡适的催促下,魏建功于1948年12月初携眷回北平,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开创性工作便从此结束了。而此时,北平正在解放大军的围困之中,迎接着和平解放。再晚几天,也许魏建功便回不来了。

    魏建功等人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的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1993年,台湾世界华语文教教育学会秘书长董鹏程在《台湾推行国语教育的经验与对外推行华文的展望》一文中写道:

    台湾国语的推行,经过40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民共通的语言,几乎没有人不会说国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可以说是由于当初所拟定的政策正确,以及当时参加推行国语运动人士的热心与努力,几乎把它当作一种宗教,一种信仰来推动,希望凡是中国人都会说国语,亲切地使用一种语言来交谈。当然台湾同胞热烈、认真、努力的学习,是成功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有几十年来,出版社、报纸印行注音读物,广播、电视台的国语节目,各级学校的教师之国语文教学,尤其是国小老师对教学之认真,使国语的根深植在每个人心中,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开花结果。(见《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刘坚在《我所认识的俞叔迟先生》一文中也写道:
 
    台湾光复以后,他(俞敏)随天行(建功)先生去台湾推行国语,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至今还在叫嚷台湾闽南话不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而是什么“台湾”的“国语”。魏先生、俞先生他们半个世纪前所做的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许当时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今天是越来越清楚了。

    (见刘坚《人与文——忆几位师友论若干语言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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