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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九十年代新诗与汉语母语关系论争述评
【时间:2009/3/13 】 【来源:中国文学研究 2005年第4期 】 【作者: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钰】 【已经浏览3058 次】

[研究生论坛]

 

关键词:新诗;汉语母语;“五四”白话文运动;传统与现代

 

摘要:由郑敏先生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一文引发一场关于新诗与汉语母语关系的论争,随着论争的深入,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诗歌创作本身,而是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与现代,对中国文化在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的思考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投射。

 

作为一个新诗的创作者和理论家,郑敏先生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1〕一文中以索绪尔的语言学、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为立足点,从现代语言学角度对中国新诗创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阐释。当然,此文涉及的不仅仅是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

 

郑敏先生《回顾》一文刊出后,有范钦林先生的《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2〕予以回应,且《文学评论》在同期刊出了郑敏先生的《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商榷》作为范先生回应的反馈。与此同时,还有张颐武、许明、孙乃修等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加入讨论,进一步将这场争论引向深入。

 

细读郑敏先生的两篇文章,她所要论证的中心意思是:古典文言和白话同为汉语母语,古典文言、诗词的内涵与隐性信息比白话更为丰富,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人所主张的推倒古典文言只宗白话的二元对立的主张是错误的,给新诗的创作带来很大负面影响。概括起来说,她是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的。

 

(一)20世纪初英美诗歌的现代主义的兴起是从汉字的象形特点与中国古典诗词的丰富意象的启发下找到灵感,提炼成意象派的新诗艺术理论。范尼洛萨和庞德从此奠定的诗歌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不断发展,成为代替了浪漫主义理论的现代派诗歌的创作依据。即便在当代,美国诗人詹姆斯、莱特、罗伯特、布莱、佛兰克·奥哈拉等都在诗里提到杜甫、白居易、陶渊明等。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以及它丰富的隐喻,令工业时代的西方诗人赞叹不已。

 

(二)从拉康的语言心理分析论出发进行论证。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郑敏先生的另外一篇文章:《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3〕。她在“文字与文学的解构”一节中,介绍了拉康的滑动能指符号说:拉康吸收了索绪尔的符号系统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强调无意识与语言的关系,形成的公式是:能指S——意识;所指s——无意识。他认为人们的语言受其语言及文化体系的影响,从而使能指与所指中间存在隔阂,且无从消灭,这样无意识成了语言的深层结构。语言不再是表达个人情思的工具,语言不再受人们支配,不听命于作家个人,因为它是来自无意识深处。接下来她以杜甫的《羌村》和李商隐的《锦瑟》为例论证了古典诗词的艺术高度,从而说明陈独秀、胡适将语言表层的浅白(用字通俗和语法通顺)看成改革目标的错误。

 

(三)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观点来论证。在《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一文的引言中,郑敏先生谈到:“我在1986年开始研读后结构主义的各种经典著作,及其先驱者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尼采的重要著作,逐渐了解解构思维对人类认识自然、理解历史、分析自己的重大作用……走进解构思维,平衡了我们对结构思维的偏爱,对科学主义和理性至上的崇拜和缺乏批判精神。走进解构思维如同拉开窗帷看见星空,发现宇宙的多元常变和‘歧异’的普遍运动,是突破僵化结构的创新;‘中心’和‘结构性’都只是功能而非本体。无中心论、否定绝对权威和二元对抗都是打开一个完全开放、生生不息、时时变异中运转的宇宙观所需要的必然思维方式,而且是在自然科学发展中得到证实的更接近真理的思维。”由此可见,郑敏先生对解构思维是十分认同的。在《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4〕一文中,她分析了德里达具有代表性的两本著作——《书写与歧异》及《绘画中的真理》中的有关章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语言观认为能量(force)是语言的生命力,僵死的能指不能释放能指中的能量,因此,解构主义不接受一对一的能指/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而吸收了拉康的滑动能指说,即:能指——意识;所指——无意识。无意识被视为语言的结构。解构主义也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心灵书写”的说法。认为无意识有如一个蜡制的书写板,上面蒙着一层蜡纸和另一层极薄的保护膜,生活遭遇有如一只刻写笔,在书写板上刻写,蜡纸上即出现语言。当板上写满时,可将蜡纸揭开,字痕于是消失,又可写新的,但旧的字迹已留在板上,存为记忆,留在无意识中,且在适当的角度下仍能被读到。因此,解构主义关于书写的设想是:沉溺在无意识中的旧痕迹不消失,在适当时候能以“痕迹”的形式进入书写,书写形成新的“痕迹”也不可能消失,但可能“擦抹”(under erasure),擦抹后仍会留下记忆,进入无意识中,这样就形成痕迹叠痕迹。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每个汉字都沾满了几千年的使用的“踪迹痕”(trace track)。以此为据,《回顾》一文说“胡、陈另一个理论盲点是不理解任何一个所指在另一种组合中都可能成为能指,因此文言文即使被废除作为通用的语言,但古典文学中每一个字词都可能在出现于白话文中时渗透入它的古典所指,而起着对文本的意义、情感外加的影响,也即是所谓的‘文本间’的效果——暗喻就是建立在这种所指转成能指的符号奇异的转换中。所以语言是无限的、无形的踪迹转换而成,每个字词都在使用过程中带上前一位作者的笔痕,如同指纹,当它们进入新的言语中就会将这些积累下的踪迹带入新的结构中,这些无形的变幻的‘踪迹’如同一种‘能’,辐射在文本中,它们如光影游戏于文本间。……”

 

(四)用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进行阐述。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特点是它是武断的。继承有可变与不可变的双重性,这二者是相反相成的一对矛盾。“我们对语言说‘选择’,但立即又说它只能是这个符号而无其他,没有一个个人,即使他想做,能以任何方法改变那已决定的选择,更有其甚者,集体本身也甚至无法控制一个单字,它是由已存在的语言所制约。”〔5〕。“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除了从祖先继承过来,而且照样接受的语言之外,还知道什么其它的母语。”〔6〕这是说语言的不可选择性和不可更改性。但同时语言又是可更改的。索绪尔说“时间在保证语言的延续性的同时又对其施以另一种全然相反的影响,即语言符号的或多或少的变迁。在时间中的延续与时间中的变迁相结合。……在变中旧的本质的不变是主要的,对过去的否定只是相对的。”因此“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废除传统文学中的全部文言文(占多数)只取元以下的白话文(只占小部分),更有走向极端消除汉字,改用拼音的决定是对汉语母语本质进行的绝对否定,与索绪尔“在变中旧的本质的不变是主要的”的原则背道而驰。

 

毋庸置疑,郑敏先生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运动,确实给一直引起争议的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也引起人们从一个更高的视野来反思传统与现代。然而,她的对白话文运动的负面影响的批评似乎是引发争议的焦点。从参与讨论的文章来看,在这个问题上作者都持有类似观点。

 

范钦林先生的《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7〕一文,是最先参与讨论的文章,他的观点与郑敏先生完全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本来就存在着文言-白话两个并列的语言系统。文言的语言系统已失去生命力,而胡、陈的白话文运动只是在于终止了这个失去生命力的语言系统而完善一个充满活力的语言系统。范文认为如果按郑文中索绪尔的理论“在变中旧的本质的不变是主要的”,要从文言基础上变出白话来是不可能的。范先生同意郑文中关于语言的发展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的论点。但分歧在于:郑文从西方各民族的语言变革是随着历史的进展而自上古、中古、进入近代,在有了现代国家建构后,逐步各自取得现代语言的统一,其过程长达几世纪为例来说明中国语言改革的起点应当是从经过几千年发展成熟的古典及白话文学开始,而不应该从元朝及其后的几本白话文小说开始。而范先生认为,五四时期,作为文化传播工具的文言文向白话文让渡的历史时机已经成熟。宋元之后,白话文开始打破文言文独占的书面语地位,到了清代古代白话书面语已趋成熟,而文言则从其鼎盛走向衰微,到“五四”时期已变成一种完全脱离时代,阻碍科学文化传播的僵死工具。因而,现代白话书面语的建构就具有其必然性。他甚至认为由于拼音的简便,易掌握,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汉字让位给拼音是中国文字未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范钦林先生持相似观点的是孙乃修先生。他的《关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思考》〔8〕一文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出发进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结构所赖以存在的旧理论体系发动了全面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理论囚禁下的文化质料和民族智慧的一种救赎运动,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辉煌的日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坚决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确实无需讨论,而且是当时知识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重大文化运动。从此,一切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文体都在通俗、准确、语法健全的白话文基础上蓬勃生根,迅速成长。白话文为现代中国人表达和交流新鲜、复杂的思想情感提供了活泼、利落、毫无冬烘腐气的语言工具。……白话文的人民性正符合五四人文思想。它易于吸收西方语汇、语法、表达方式、思想成果,而且是向拉丁文字过渡的一种较好方式(计算机似乎救不了中国方块字)。”

 

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这种对“五四”白话文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的层面上,那只不过是对世纪初即已有过的文言-白话之争的重复,并不会产生多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时至今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现代转型的重大意义基本已成共识(包括郑敏先生在内),没有人会主张、也不可能再回到文言时代。同时,从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来发展新诗,也已成为大部分人的共同追求。在30年代,就有施蛰存指出文学青年应从《庄子》与《文选》两部古代经典著作中吸取养料。20年代创造社的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以及周作人的《<扬鞭集>序》就标明了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曾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无人问津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融合,他自己在创作中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30年代新月派诗人朱湘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美。戴望舒的早期诗歌将法国早期象征派与我国晚唐婉约词风相融合。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号召下,在抗日救亡的历史语境下,民歌体诗盛行。即使是倾心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学习,从而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九叶”诗人,以及70~80年代崛起的朦胧诗派,都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相融合的特征。

 

许明先生在他的《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维度》〔9〕一文中谈到“我们不能站在历史背后指责说它本来不该如此。……历史是不能被指责的,因为它不是拟人化的主体,而是一种进程”。确实,在一个多种思想观点激荡,多种流派并存的时代,历史选择了某一种而不是其它,那么这种选择必有其深刻原因和它的历史合理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历史是为了面向现在和未来。因此,孙乃修先生对中国新文学发展成果受到限制的原因的几点分析倒是颇发人深省的。他认为五四人文传统的失落,五四新文学的开放精神和世界意识的失落以及五四新文学的多元性质和宽容精神的失落是新文学发展迟滞的三个重要原因。孙先生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新文学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载道”特点。一直以来文学承载着过于沉重的负担。中国历史的外忧内患,使中国作家不能不感时忧国,以笔代剑,从事各种社会斗争,这使新文学的战斗性远胜于艺术性。

 

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新文学得以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来看,虽然发轫之初强调的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的工作上。但从一开始,政治的因素就已潜伏其中。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摒弃,只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关心国事民瘼,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因此,以启蒙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两者极易合流,产生共振,形成声势。五四运动如此,后来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又碰上救亡图存的反帝政治运动,个体主义让位给集体主义,五四所倡导的个体主义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五四精神未能在中国这块饱受封建专制统治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深入人心。中国新文学与政治的不解之缘伴随着新文学发展的坎坷历程。从30年代的普罗文学到40年代的抗战文学,到50~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对文学的对象、形式、创作方法的规定,直至文革时期政治对文学的专制,新文学似乎没有获得过完全、自由、独立的发展空间。当然,并不是说文学不能表现政治,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文学表现的广阔疆域里是可以容纳政治活动在内的,但文学毕竟有它自身独立的精神品格,它不能仅仅成为政治驾驭下的一种工具。以诗歌为例,诗歌创作应该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活动。有人说诗是诗人对自己说话被人偷听了去,它应该是诗人对人类永恒存在的思索探究的结果,是诗人自我灵魂的突进过程中开出的美丽花朵,它应生长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园地里,与政治的高压无缘。对此,文学史上的事实即可证明。新文学诞生不久,在五四自由独立的文化语境中,诗界百无禁忌,当时的新诗虽然稚嫩,但那是诗人们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 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因而形成了诗的极度繁荣的景象。在10年浩劫阴沉的政治空气里,诗歌的园地里一片凋零,之后, 80年代的思想解放又一次迎来了诗的繁荣景象。虽然80年代文学的繁荣更多的是五四精神的一种回归,但这种回归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有利于五四自由、独立、开放的人文精神的恢复,对诗歌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所以说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虽说有70~80年,但它实际发展的空间和时间是极其有限的,成果的不理想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参与讨论的文章中,张颐武先生的《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10〕一文没有拘泥于认同“文言”或强烈的肯定“白话”的二元对立的争论,而是站在当代文化语境的高度寻求新的起点。尽管他所运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力争对这场文-白之争的超越显示了他的理论高度。张先生通过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反思与重估论证了胡适、陈独秀所倡导激进的白话文运动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在中国语言变革中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证明。“白话”对“文言”的功能和作用的全面取代正是“现代性”的追求的结果。“现代性”是与“古典性”相对而存在的,它生成于文艺复兴后期及启蒙时代,是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的文化合法性工程。“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的无限进步,社会和道德改良的无限性发展。”在中国语境中它指的是中国“古典性”的中心位置失落后以西方文化为参照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重估》一文认为20世纪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中,是以西方为范式来建构中国,这也就是将西方的“视点”内在化而自居于一个“他者”的位置上。张先生认为无论是五四的先驱者,还是对之进行反思的郑敏先生都无法超越第三世界文化的“他者化”的处境。而文言-白话间的二元对立本身也是这个“他者化”处境的表征。而且“现代性”显现为“求同”与“求异”两种。而五四先驱者和郑敏先生就正好处于这个“两极”的两端。不管“求同”或“求异”都是以西方为唯一的参照系。“‘求同’也就是一种对文化普遍性的追求,它由一种‘普遍人性’的立场将本土文化视为一个在时间上滞后的文化。这种追求实际上是将西方的价值观普遍化并将其视为最为优越的,它在时间上具有领先性——这种立场力图抹去‘现代性’的历史性,而将其视为普遍的真理,它就不可逃避地顺应西方式的观看角度,将这种角度‘内在化’。它不可能产生对西方话语的批判,而只能成为被动的文化认同者和精神上的飘移的浪游者。所谓‘求异’则是将本土文化视为一个在空间上特异的文化,它强调本土文化的特征。但这种对自身文明的捍卫和发掘的尝试却往往在无意识之中进一步确定了自身和‘他者’的身份,使对自身的欣赏和观看变为一种‘他性’的提供和展示。因此,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被卡在这样的二难选择的困境中而往往无法自觉……。”

 

《重估》一文提出了两个新的写作策略以超越原有的凝固的二元对立。第一就是在对“主体”-“他者”的双重超越中寻找一个“他者的他者”的再定位。这种定位既不是为西方提供“他性”的虚幻的“他者”或被观看的“物”,也非“古典性”的主体的简单复归,而是追求某种多重复合性的文化-语言领域的对话性实践。第二是在语言领域中寻求一种“后白话”的新的表意策略。也即力图对文言-白话的二元对立的双重继承和双重超越。它不是对白话的抛弃和反抗,又不是文言的复兴和再生,而是辩证地将之纳入同一个平面之中。在吸收文言的精练有力的表现手段之外,也不断地吸收口语及西方语言的一切有价值之处,在多重的交流中寻找新的可能性。这两大策略对于中华文化的建设以及汉语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而这个意义也正突显了这场争论的现实意义。

 

纵观这场论争,它发生在中国如何跨入21世纪这个重大历史命题的前提之下,对中国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如果仅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引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字自身的体认。在现代汉语诗歌几十年的发展史上,诗人与语言的关系一直呈现一种异化的关系。语言的自主地位从未得到过肯定,诗人凌驾于语言之上,很少有人对作为一种母语的汉语的特质以及这种特质与中国文化及现代诗歌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体认。进入90年代后,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自主性。“自1992年以来,在中国文化界开展了一次重大的文化反思,这就是对汉语的优越性和汉字的诗性的重新评价和研讨。虽说这是与21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有着血肉相连的问题的探讨,不幸却并没有像一些其它似乎更涉及当前争论的讨论那样引起文化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和介入。因此从1992年至今四年中讨论汉字特点及它所面临的命运的文章寥寥无几。这种不正常的学界冷漠发人深省。直到我读到1996年第二期《诗探索》中关于汉语文字的多篇文章后,才感到一些鼓舞和振奋。石虎先生的《论字思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将这方面的讨论终于推向人们注意的中心。”〔11〕。郑敏先生的《回顾》一文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无疑促进了人们对汉语母语探讨、研究、体认的热情。在此前和此后郑敏先生还发表了《汉字与解构阅读》〔12〕、《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13〕、《一场关系到21世纪中华文化发展的讨论:如何评价汉语及汉字的价值》〔14〕等一系列与此类似的文章,使人们站在现代语言学的高度对汉语母语有了全新的认识。对语言自身的审视与回归,努力去除语言的理性约束,让语言自由出入于有意识的理性与无意识的混沌之间,是有利于新诗的发展和成熟的,但我们所要警惕的是不要陷入语言中心主义的歧途,不能完全泯灭诗歌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探索的使命而走入一种纯粹语言游戏的道路上去,最可怕的并非语言而是诗人的灵魂的问题。

 

孤独的诗人心中装着整个宇宙生命,他咀嚼着生之体验的酸果,在寂寞中倾听和守候着诗神携美丽的语言来临。

 

[参考文献]

 

1〕《文学评论》1993年第三期,以下有关该文的引文皆出于此。

2〕〔7〕《文学评论》1994年第二期

3〕《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二期

4〕〔13〕《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5〕〔6〕转引自《回顾》一文

8〕《文学评论》1994年第五期,该段中与此文有关的文字皆出于此。

9〕《文学评论》1994年第四期,该段中与此文有关的文字皆出于此。

10〕《文学评论》1994年第四期,该段中与此文有关的文字皆出于此。

11〕〔14〕《诗探索》1996年第四期。《诗探索》1996年第二期开辟了《“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专栏,其中有石虎先生的《论字思维》,余仰仲先生的《隔世的妙语——与石虎先生商榷》,李震先生的《“字思维”的诗学意义——兼与余仰仲先生商榷》,梁小斌先生的《论我手写我口》几篇讨论文章,郑敏先生的该文是对此的反馈。

12〕《文艺争鸣》1992年第二期

 

〔作者简介〕:黄钰,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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