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文集·书信卷上·傅雷致宋奇）
第一通 1951.4.15
悌芬：
大半年功夫，时时刻刻想写封信给你谈谈翻译，无奈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不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这种神经质的脾气不但对身体不好，对工作也不好。最近收到来信，正好在我工作结束的当口，所以直到今天才作复。一本La Cousine Bette花了七个半月，算是改好誊好，但是还要等法国来信解答一些问题，文字也得作一次最后的润色。大概三十万字，前后总要八个半月。成绩只能说“清顺”二字，文体、风格，自己仍是不惬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好，而是因为一般的成绩太坏。这不是谦虚的客套，对你还用这一套吗？谈到翻译，我觉得最难对付的倒是原文中最简单明白而最短的句子。例如Elle est charmante=She is charming，读一二个月英法文的人都懂，可是译成中文，要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文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主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了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甚至要显出She is charming那种简单活泼的情调都不行。长句并非不困难，但难的不在于传神，而难于重心的安排。长句中往往只有极短的一句simple sentence，中间夹入三四个副句，而副句中又有participle的副句。在译文中统统拆了开来，往往宾主不分，轻重全失。为了保持原文的重心，有时不得不把副句抽出先放在头上，到末了再译那句短的正句。但也有一个弊病，重复字往往太多。译单字的问题，其困难正如译短句。而且越简单越平常的字越译不好，例如virtue, spiritual, moral,sentiment, noble, saint, humble，等等。另外是抽象的名词，在中文中无法成立，例如la vraie grandeur d’ame=the genuine grandeur of soul译成“心灵真正的伟大”，光是这一个短句似乎还行，可是放在上下文中间就不成，而非变成“真正伟大的心灵”不可，附带的一个困难是中文中同音字太多，倘使一句有“这个”两字，隔一二字马上有“个别”二字，两个“俩”的音不说念起来难听，就是眼睛看了也讨厌。因为中文是单音字，一句中所有的单字都在音量上占同等地位。不比外国文凡是the，that，都是短促的音，法文的ce，cet，更要短促。在一句中，article与noun在音量上相差很多，因此主宾分明。一到中文便不然，这又是一个轻重不易安排的症结。
以上都是谈些琐碎的实际问题，现在再提一个原则性的基本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以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各人摸索各人的，结果就要乱搞。同时我们不能拿任何一种方言作为白话文的骨干。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凡是南北语言中的特点统统要拿掉，所剩的仅仅是一些轮廓，只能达意，不能传情。故生动、灵秀、隽永等等，一概谈不上。方言中最colloquial的成份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不用吧，那么（至少是对话）译文变得生气全无，一味的“新文艺”。创作文字犯这个毛病，有时也是因为作者不顾到读者，过于纯粹的方言要妨碍读者了解，于是文章就变成“普通话”，而这普通话其实是一种人工的，artificial之极的话。换言之，普通话者，乃是以北方话做底子，而把它colloquial的成份全部去掉的话。你想这种语言有什么文艺价值？不幸我们写的正是这一种语言。我觉得译文风格的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语言是“假”语言。
其次是民族的mentality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泰德勒》一书，我只能读三分之一，即英法文对照的部分。其余只有钟书、吴兴华二人能读。但他的理论大致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在我没有读他的书以前都早已想到而坚信的。可见只要真正下过苦功的人，眼光都差不多。例如他说凡是idiom，倘不能在译文中找到相等的（equivalent）idiom，那么只能用平易简单的句子，把原文的意义说出来，因为照原文字面搬过来（这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所用的办法），使译法变成intolerable是绝对不可以的。这就是我多年的主张。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总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部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煦良有句话说得极中肯，他说，字典上的字等于化学符号，某个英文字，译成中文某字，等于H2O，我们在译文中要用的是水，而非H2O。
我并不说原文的句法绝对可以不管，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这一点当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而且要译者的taste极高，才有这种判断力。老舍在国内是唯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我一向认为这个工作尤其是翻译的人的工作。创作的人不能老打这种句法的主意，以至阻遏文思，变成“见其小而遗其大”；一味的只想着文法、句法、风格，决没有好的创作可能。
由此连带想到一点，即原文的风格，越到近代越要注重。像Gide之流，甚至再早一点像Anatole France之流，你不在原文的风格上体会，译文一定是像淡水一样。而风格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
关于翻译，谈是永远谈不完的。今天我只是拉七杂八的信口胡扯一阵。〔下略〕
第二通 1951.6.12
悌芬：
另邮寄上杨绛译的《小癞子》一册。去冬希弟来港时，我曾托他带上《欧也妮·葛朗台》，结果仍在你的三楼上。现在要交给平明另排新版，等将来与《贝姨》一同寄你了。巴尔扎克的几种译本，已从三联收回（不要他们纸型，免多麻烦），全部交平明另排。《克利斯朵夫》因篇幅太多，私人出版商资力不够，故暂不动。《高老头》正在重改，改得体无完肤，与重译差不多。好些地方都译差了，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好些地方的文字佶屈聱牙，把自己看得头疼。至此为止，自己看了还不讨厌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只有《文明》与《欧也妮·葛朗台》。
〔下略〕
第三通 1951.7.28
悌芬：
〔上略〕我个人最无办法的，第一是对话：生长在南方，根本不会说国语，更谈不上北京话。现在大家用的文字上的口语都是南腔北调，到了翻译，更变得非驴非马，或是呆板得要死。原作的精神一点都传达不出。第二是动作的描写，因为我不善于这一套，总没法安排得语句流畅。长句的分拆固然不容易，但与原作的风格关系较小，能做到理路清楚，上下文章贯穿就能交代。我觉得你对我的第一二点困难差不多不成问题，至于第三点，只能尽量丢开原作句法。我举个例告诉你，使你可以大大的放胆。亚仑·坡的小说，句子不算不长。波特莱译本，的确精采，可是长句句法全照法文，纯粹的法文（当然，波特莱的法文是极讲究的），决不迁就英文，他就是想尽办法，把原作意义曲曲折折的传达出来，绝对不在字面上或句子结构上费心。当然这种功夫其实比顾到原文句法更费心思，因为对原作意义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行。你初动笔时恐怕困难极多，希望你勿灰心，慢慢的干下去，将来你的成绩一定超过我，因为你本来的文格句法就比我的灵活。麻烦的是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下略〕
第四通 1951.9.14
悌芬：
〔上略〕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下略〕
昨日收到董秋斯从英译本（摩德本）译的《战争与和平》，译序大吹一阵（小家子气！）内容一塌糊涂，几乎每行都别扭。董对煦良常常批评罗稷南、蒋天佐，而他自己的东西亦是一丘之貉。想不到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
《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健吾再三要挤入这个丛书（他还是“平明”股东呢），都给他们推三推四，弄到别种名义的丛书中去了。西禾眼力是有的，可惜他那种畏首畏尾的脾气，自己一些搞不出东西来。做事也全无魄力，缺少干练，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你译音乐书，我更劝你“力求流畅”。此类书近来好销，但现有译本都是天书。〔下略〕
第五通 1951.10.9
悌芬：
来信批评《贝姨》各点，我自己亦感觉到，但你提出的“骚动”，西禾说是北方话，可见是南北方都有的名词。译文纯用北方话，在成长南方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且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辞藻。我认为要求内容生动，非杂揉各地方言（当然不能太土）不可，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使风格不至于破碎，斯为大难耳。原文用字极广，俗语成语多至不可胜计，但光译其意思，则势必毫无生命；而要用到俗语土话以求肖似书中人物身份及口吻，则我们南人总不免立即想到南方话。你说我请教过许多人倒也未必。上年买了一部国语辞典（有五千多面，八册，系抗战时北平编印，得益不少。又聪儿回来后，在对话上帮我纠正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他在云大与北京同学相处多，青年人吸收得快，居然知道不少。可惜他健忘，回来后无应用机会，已忘掉不少。又原文是十九世纪的风格，巴氏又不甚修饰文字，滥调俗套在所不免，译文已比原作减少许多。遇到此种情形，有时就用旧小说套语。固然文字随各人气质而异，但译古典作品，译者个人成分往往并不会十分多。事实上不允许你多。将来你动手后亦可知道。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我想若要这样做，不妨挑几篇近代的，十九世纪的，十八世纪的各一篇做试验。
再提一提风格问题。
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至于《文明》，当时下过苦功（现在看看，又得重改了），自问对原作各篇不同的气息还能传达即如巴尔扎克，《高老头》《贝姨》与《欧也妮》三书也各各不同。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如左拉，如狄更司，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这一点可说做到了与外国译本一样：即原本比译难读（吾国译文适为相反）。如福禄贝尔，如梅里曼，如莫泊桑，甚至如都德，如法朗士，都要特别注意风格。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我的最失败处（也许是中国译者最难成功的一点，因两种文字语汇相差太远），仍在对话上面。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辞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问题。
像你这样对原作下过苦功之后，我劝你第一要放大胆子，尽量放大胆子；只问效果，不拘形式，原文风格之保持，决非句法结构之抄袭。（当然原文多用长句的，译文不能拆得太短；太短了要像二十世纪的文章。）有些形容词决不能信赖字典，一定要自己抓住意义之后另找。处处假定你是原作者，用中文写作，则某种意义当用何种字汇。以此为原作，我敢保险译文必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成功。我仍是忙，这一年余几乎无日不忙。匆匆，即问
双安
雷叩
十月九日
第六通 1951.12.5
〔上略〕
我托希弟买几条西装裤，因上海货贵，布料子的等于香港呢料价，又不经穿，我们父子又是靠坐功的，裤子特别费。故买的时候，要挑结实一点的料。
《欧也妮·葛朗台》还是第二年在牯岭译完的，一九四九年上海印过一版，此次稍有润色。英文本我早有，译文亦未见出色。总之翻译在无论何国都不易有成绩。甚至译错的地方也不少。例如《克利斯朵夫》的英译本（现代丛书一大本）在四十余面中已有二三个大错。我现译的《邦斯舅舅》（人人丛书本）一百五十余面中已发现六七个大错。至于我自己错多少，也不敢说了。《克利斯朵夫》原译，已发觉有几处文法错误。至于行文欠妥之处，比《高老头》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改削费时，近乎重译。上海今年算是冷得晚的，我生炉子有十天。你们今天才开始生。
匆匆，即候
双福
安叩
十二月五日
钟书报道，燕京有一狂生，未识面，为蒋天佐《匹克威克》校出错误三千余条，写成稿纸四百页寄《翻译通报》，以“态度不好”退回。附告以博一粲。
第七通 1953.2.7
〔上略〕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钟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普通总犯两个毛病：不是流利而失之于太自由（即不忠实），即是忠实而文章没有气。倘使上一句跟下一句气息不贯，则每节即无气息可言，通篇就变了一杯清水。译文本身既无风格，当然谈不到传达原作的风格。真正要和原作铢两〔加金字傍〕悉称，可以说无法兑现的理想。我只能做到尽量的近似。“过”与“不及”是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的毛病。这也不光是个人的能力、才学、气质、性情的问题，也是中外思想方式基本的不同问题。譬如《红楼梦》第一回极有神话气息及mysticism，在精神上与罗曼·罗兰某些文字相同，但表现方法完全不同，你尽可以去领会，却没法使人懂得罗曼·罗兰的mysticism像懂《红楼梦》第一回的那种mysticism一样清楚。因为用的典故与image很有出入，寄兴的目标虽同，而寄兴的手段不同。最难讨好的便是此等地方。时下译作求能文通字顺已百不得一，欲求有风格（不管与原文风格合不合）可说是千万不得一；至于与原文风格肖似到合乎艺术条件的根本没有。一般的译文，除开生硬、不通的大毛病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最大的缺点）是句句断、节节断，连形象都不完整，如何叫人欣赏原作？你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倘如一杯清水，则根本就不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没有诗意的东西，在任何文字内都不能称之为诗。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原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
你要的其余两本书，我叫阿敏跑了两个下午都没买来。他最后向柜上去问，据说“尚未出版”。不过我敢预言，那些翻译一定是坏透的。能译费尔丁的人，你我决不会不知道。你我不知道的人译费尔丁或朗斐罗的，必不会好。创作、绘画、弹琴，可能有一鸣惊人的天才，翻译则不大可能。
〔中略〕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悉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我们翻书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话一时说不完，暂且带住。匆匆，即候
双福
希弟均好
安叩
二月七日
我家有两部《谈艺录》，要不要寄一本给你？此书以后恐要成为绝版书了。
第八通 1953.11.9
〔上略〕
来信提到十九世纪文学作品，我亦有同感。但十七八世纪的东西也未始没有很大的毛病。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西洋人的出入很大，无论读哪个时代的西洋作品，总有一部分内容格格不入。至于国内介绍的轻重问题，我认为远不及介绍的拆烂污问题的严重。试问，即以十九世纪而论，有哪几部大作可以让人读得下去的？不懂原文的人连意义都还弄不清，谈什么欣赏！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史当达，我还是二十年前念过几本，似乎没有多大缘分。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提议要我译《红与黑》，一时不想接受。且待有空重读原作后再说。梅里美的《高龙巴》，我即认为远不及《嘉尔曼》，太像侦探小说，Plot太巧，穿插的罗曼史也cheap。不知你读后有无这种感觉？叶君健译《嘉尔曼》，据钟书来信说，“叶译句法必须生铁打成之肺将打气筒灌满臭气，或可一口气念一句耳。”
〔下略〕
第九通 1954.4.26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钟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钟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下略〕
第十通 1954.7.8
〔上略〕
我近在翻译服尔德的Gandide，将与Ing’enu合成一本（译作《老实人》――附《天真汉》），交人民文学社出。此书文笔简洁古朴，我犹豫了半年不敢动手。我在试试看，恐怕我拖泥带水的笔调还是译不好的。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服尔德译完后仍要续译巴尔扎克。下一册是ursule Mirouet，再下一册是Cesar Birotteau（这一本真是好书，几年来一直不敢碰，因里头涉及十九世纪法国的破产法及破产程序，连留法研究法律有成绩的老同学也弄不甚清，明年动手以前，要好好下一番功夫呢！）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人文”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书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译巴尔扎克同时，也许插一二别的作家的，――也不会多，除了服尔德，恐怕莫泊桑还能胜任――也让我精神上调剂调剂，松一口气，老是巴尔扎克也太紧张了。最近看了莫泊桑两个长篇，觉得不对劲，而且也不合时代需要。布尔乔亚那套谈情说爱的玩艺儿看来不但怪腻儿，简直有些讨厌。将来还是译他短篇，可恨我也没有他的全集，挑选起来不方便。
前信提到吴兄的事，想已转知希弟了罢。余再谈，匆此，即候
合家均好
安
七月八日夜
第十一通 1954.10.10
〔上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委屈，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 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外。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 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 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的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 knocked off 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 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作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创作家了。
此外，Moby 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稿”，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褊，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赵少侯前年评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做《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人真是“禁不起考验”，拆穿西洋镜，都是幼稚园里拖鼻涕的小娃娃。至于另有一等，专以冷门唬人而骨子里一无所有的，目前也渐渐的显了原形（显了原形也不相干，译的书照样印出来！）
〔下略〕
第十二通 1955.1.8
〔上略〕
西禾上月受译文社之托，译了罗曼罗兰的短篇散文《鼠笼》，把稿子给我看了，短短十一页，错的地方着实不少，文气也大有问题，我一口气拿了原文和他讲了三小时。西禾译笔本算好的，结果尚且如此。后来他全部重译了，在一月号《译文》登出，但我未寓目，不知是否比初稿有所改进。
〔下略〕
注：宋奇，亦名宋悌芬，现名宋淇，为老一辈戏剧家宋春舫之子，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