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自1981年试点开考以来，就把《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必考课目之一，这就是要“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十多年过去了，而且，在全国使用的三种《大学语文》教材中已经确定了一个统编本，即1989年度在全国使用的由徐中玉教授、钱谷融教授主编的本子。
自《大学语文》开考以来，我就在自学考试辅导教学中担任这门课程，使用89年统编本也教了十一遍了(考了十一次)，深深感到这是一本难得的高水平的好教材，随着一遍又一遍地教学，深受教益，多方面得到很大的提高。
但是，同任何事物一样，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我也发现(或者说感觉到)这个本子白璧微瑕，还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小小的问题，自不量力，冒昧地提出来就教于编者和同行。
关于前言的一些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富有本质意义的现象，即是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同时又是革命家。不仅鲁迅先生是这样，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是这样。郭老早在大革命初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于1931年、1940年先后两次请求恢复党籍，但第一次没有得到当时党的左倾领导的答复;第二次党中央认为，他留在党外更为有利于革命事业，他无条件地接受了党的意见和安排。1981年3月14日，在他重病之际，他致信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中共中央，说:“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党中央及时地研究了他的来信，并满足了他的愿望，在1981年3月31日作出了恢复沈雁冰(茅盾)同志的党籍的决定:“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在《决定》和胡耀邦总书记的悼词中，高度评价了茅盾同志的光辉一生。这一些极富有教育意义的材料，都没能写进前言的作者介绍之中，实是大大的憾事。
又如闻一多、朱自清、戴望舒等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发生了立场的根本转变，放弃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改变了唯美主义艺术观，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如闻一多先生，甚至为革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又如朱自清先生，拍案而起，宁愿俄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面粉，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而这一切，正是我们今天万分需要的伟大精神啊!我们认为，也应在前言的作者介绍或附录中的文学史常识概述中有较为突出的反映。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作者介绍中，说“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此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和史实不大相符。史实是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象这种性质的文字材料，我认为尽可能地写得准确一点为好。
另外，有些课文的前言，对作者或专著的介绍或评述也不尽准确，有的也溢美太过。如《秋水》篇对《庄子》一书的文学性说得很充分，但它的消极性、长于诡辨等局限性没有点出。又如《李将军列传》一文的前言，对《史记》推崇备至，但也没有指出它的局限性。这一些，难免使人有片面性之感，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客观、全面的历史教育。
关于提示的一些问题。
《秋水》一文的提示分析说，此文“客观上给人以学无止境的启迪”，这当然也无不可;但是显然所节选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在原文文意上来说也是互相矛盾的。第一段河伯望洋兴叹，并且自我批评道:“‘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又，这里教材的标点，似应点在莫己若的若字后，者字前，而不应点在者字后)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这些自我批评的话是很好的，但第二段末尾，却被海洋之神“若”一笔否定掉了:“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照海神看来，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此，在提示中应指出这种取消一切、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又如《灯下漫笔》的提示第二段中间这样说:“文章的两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因为只有创造了第三样时代，才能彻底的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否则便不可能创造出第三样的时代”，这一段话的逻设是混乱的，因果关系不对头，不是说因就是果，也不能说果就是因，弄得读者莫名其妙。如果稍为调整一下这几句话，是否可以这样表述:“只有彻底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人肉筵席，毁坏这人肉厨房，才有可能创造出第三样的时代，而创造这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
再如《李将军列传》，提示对李广的评价，也不尽准确。李广终身不得封侯，除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这一主要原因之外，说汉武帝扼杀贤能则未免言过其实。纵观李广一生，他本人的性格缺点也应是不得封侯的另一重要原因。轻率地接受了梁王将军印，是他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恃能使气，经常冒险出战，甚至兵败被俘，也很难说他建立了赫赫战功;杀霸陵尉，睚眦必报，更显出他心胸狭隘。固然汉武帝后来在用他作前将军的问题上出尔反尔，任用之后又阴戒卫青，毋使之正面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以及卫青为使公孙敖立功而徙李广军，这当然是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但李广置战略大决战的全局利益不顾，负气亡导失道后期，以至单于遁逃，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大罪错，而他自杀身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写好一篇课文的提示，是帮助学生正确而又较为全面深入地理解课文的关键。
再如《宝玉挨打》的提示，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说到黛玉探问宝玉一节，编者这样分析:“林黛玉同病相怜，真情难禁，虽迫不得已说了句劝悔的话，骨子里却有着与宝玉相通的叛逆心理。”是不是“劝悔的话”?请看原文:“此时黛玉虽不是嚎陶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利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哪里是什么“劝悔的话”!实际上是“试探的话”，所以宝玉叫她“你放心”!
另外《论学问》一文的提示第一段，引用的斯韦顿的一段评介培根的话，译文十分晦涩，意思难明，不如删去。
关于文体特点及写法介绍短文的问题。
《论说文的特点与写作》一文给论说文下的定义是不够准确的。此文一开头说:“论说文是议论、述说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它又可以细分为议论文和说明文二类。”
实际上，教材第一单元所选的古文九篇，白话文五篇，没有一篇是说明文，那又何必在文体知识介绍中加进说明文一类呢?其实，文体中确有论说文这一大类，但不是编者所说的“议论加说明”的论说文，而是纯粹的议论文的论说文。刘腮在《文心雕龙》(论说)一篇中说:“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与议说合契，释经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记。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评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论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将;……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下文教以济辞，此说之本也。”由此看来，论说文其实就是议论文。又，古代文体中亦有“说”之一体，清代学者王兆芳在《文体通释》中说:“说者，说释也，总也，迷也。叙述谈说，以言为兑说也。《礼记·学记》曰:‘相说以解’，主于博寻旨趣，心解口述。源出孔子《周易·说卦》，流有汉儒诸经说，韩婴《诗说》，后氏安昌侯《孝经说》，及历代多杂说、小说。”说这种文体，居然演进为杂说、小说，就是不作说明文之说。按，唐代古文家韩愈有《师说》、《马说》，柳宗元也有《捕蛇者说》，不见有说它们是说明文者。
《记叙文的特点与写作》一文第二段说:“写作记叙文首先要做到如下几点”、“三是人称一致，无论用第一人称‘我’记述，还是用第三人称‘他’记述，都要通篇一贯，一般不宜随意转换，否则，就易造成混乱。”但明显的在第四单元的小说《米龙老爹》一文的提示中，作为“作品在叙述方法上颇有匠心”之一的，就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方法交互为用”，显然，这就与前而所说的有了出入。我以为，前后应当兼及，是要一致的。
第四单元《小说的特点和欣赏》一文，遗憾的是没有介绍小说的分类。我以为无论是小说，还是前面第一、二单元的议论文、记叙文，有关分类的知识，还是可以略作介绍的。
关于注释的问题。
实词注解释义不确。如《答李诩书》注十一，蔼如，注为“和煦的样子”，我认为是不的。按，蔼如，应是茂盛的样子，语出自《诗经·卷阿》:“蔼蔼多吉士”，《毛传》云:“犹济济也。”蔼如与蔼蔼同，这是讲文章言辞应气势充沛，因此，教材注为“和煦”就全文之意不大吻合。因为下文讲到:“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孟子说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韩愈十分钦佩孟子文章的气势磅礴，所以我认为“仁义之人”，做文先做“仁义之人”，那么就能够“其言蔼如”了，自然能够达到“气盛言宜”的境界。
此文注十四，注者解释“唯陈言之务去”的“陈言”，说是“人们曾说过的话”，我以也不够准确。就在韩愈此文的第一段，还引用了《论语·子张》篇中子贡的一段话的意，说自己只不过是“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可见，韩愈所指的“陈言”，绝不“人们曾经说过的话”，而是指那些“陈腐的言辞”。
又如《报刘一丈书》注四十一，“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一句中，“一刺”注作“拜渴一次”，而且是“一年四季的重大节日”都去“拜渴一次”。这就完全体会错了原意:“一刺”指的应是投送一张拜帖，名片，聊表意思而已，当然不是一年四季的重大节日都要登门拜访一次。如果宗臣真这么做了，那不但与下文不合，而且他不也变成自己十分深恶痛绝的那种“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的无耻之徒了么?
关于虚词的问题。
某些虚词的解释前后矛盾。关子古汉语的虚词词类的划分，历来各派各说，焦点尤在于否存在助词一类。王力等认为没有助词，即使是“之”字，其中一种用法，也不是结构助而是介词，或连词。我们《大学语文》教材，在附录部分的“古汉语语法常识”“虚词部分”之一的“之”字用法之二，也是把“之”当连词用的。另外，“其”字在常识中介绍的第二种用法，也是当作语气词处理的，并没有说它是语气助词。但是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的注九中，却将“其”字注为语气助词。其他的虚词注为助词的还有:《季氏将伐颛臾》一文注十的“为”，就注作“语助词”;《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注五十三:“■（何：看不清），语气助词”等等，但在其他地方注同一个虚词，却又不作助词，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注五十七：“其，用在句首，加强反问语气”。注六十六干脆就不说它的词性，直接解释它的意思是“大概就是说的这种事吧，”明明说它是语气词。
这种前后不一的注释，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寡人之于国也》注三:“焉，于是，作兼词用，兼起介词‘于’和代词‘是’的作用”，而在《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注四十二，却不说“诸”字是兼词，而说它是“之于”的合音词了。
发生上述一些小毛病，我以为是统稿者疏忽所致。只要仔细通读一下全部文章及注释，再联系附录所提出的知识系统，是不难统一起来，而不会发生前后矛盾的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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