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标题为“节假日照常工作”。)
我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就到昆明任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0年初我回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这时课余之暇,才开始研究李白,那主要是在罗庸先生指导下进行,也有时向闻一多先生请教。那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我曾经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这种精神,我当时就觉得望尘莫及。
1940年底,我经友人介绍,到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去任讲师。记得我到遵义的时间正是阴历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的早晨,我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全院一个人也没有,惟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我从这以后四十年来,无论寒暑假或节假日总是照常工作,没有额外的事从不休息,不能不说是受了竺可桢先生的影响。而竺先生以一位大学校长,居然接见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也是我后来的经验中少有的。
当时我才二十四五岁,以这样浅的资历做了名牌大学的讲师,引起一部分浙江大学同事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去见竺校长,要求把我解聘。竺校长的答复是:只要发现我不称职,抓到我的把柄,浙江大学就把我解职。这时浙江大学的文科是反对白话文的,学校规定全校的“大一国文”都要讲文言文,学生作文也必须用文言,否则教师不给批改。我在当时为了能在浙江大学立足,才开始用文言来写有关李白方面的文章,接着编写《李白诗文系年》。后来收集在《李白诗论丛》中的文章,大多数曾在抗战期间西南数省的各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过。此外,我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曹植〈洛神赋〉本事说》、《〈玉台新咏〉三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