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物志】
前天晚上和一帮朋友去看望贺老，鹤发童颜的他已经80多岁，说起事情来还铿锵有力，思路清晰。贺老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毕业于美国艾莫黎大学研究生院，专业为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在原广西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转入当时的广西师院（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广西第一个在大学开设外国文学课程的人。他还担任美国新英格兰学院、威克森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政协副主席。
中英文左右开弓，是20年代初的众多学者的基本素质，可惜现在已经再无这样的大师。更加难得的是，他自己购买了电脑，学会上网，经常给亲朋好友写email，或者写日常见闻，或者翻译几篇英文美文。让我们这些后辈钦佩不已，也收益不浅。他还经常出国，去看全世界。他说智利的小偷比中国的有水平，小偷就只做小偷这个职业，不抢劫，而且只偷钱。他儿子被偷了钱包，但是小偷看到里面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又跑回来把钱包还给他，然后接着逃。
转一篇贺老写的西南联大忆旧
时光如流，一转眼，我在抗日战争胜利那年由西南联大毕业已51年了。世事沧桑，变化之大，难以想象。这些年来，我无论走到祖国或世界哪个角落，都始终怀念着在那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办学史上的奇迹”的西南联大念书的日子。
外文系群星灿烂
我是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当时系名简称外文系。外文系决不是全校师资力量最强的系，更何况“余生也晚”，我1940年才人大学，而且是在联大叙永分校(在四川南部)读完一年级才去昆明的，等我到昆明时，系里有几位硕学鸿儒均已离校他往：原系主任叶公超“学而优则仕"，去国民党政府任外交官了；燕卜荪回英国了；朱光潜赴武汉大学任教；钱钟书则前往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即使这样，外文系教师队伍仍然是群星灿烂，花团锦簇。例如：吴宓、陈嘉、莫泮芹、谢文通、赵诏熊、袁家骅、卞之琳、白恩(英国人)、温德(美国人)等教授，都是英国语言文学界第一流的教授。德文教授为冯至，俄文教师为全国俄语界顶尖权威刘泽荣；而作为第二外语的法文课程，竞分了5个组，由五位法语界著名学者闻家驷、林嫦、陈定民、吴达元、李赋宁，任教，同学推选一组去听课。
这是何等强大的教师阵容!
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写一点吴宓先生的片断。吴先生是我国比较文学先行者、外国文学专家、《红楼梦》专家，早年留学美国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他除了欧洲文学外，在我国古典文学上也造诣很高，曾与梅光迪等人一同创办《学衡》杂志，提倡“国学”研究。1941年秋我一到昆明，升入二年级，便选了吴先生所教的欧洲文学史。外文系专业课悉用英语讲授，吴先生博闻强记，不论是荷马史诗或但丁的《神曲》，均能以英语大段大段地倒背如流。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上课必带教鞭，讲到得意之处，不仅眉飞色舞，而且挥动教鞭，以强化自己的喜怒哀乐。五四之后，他与胡适论战，有一次他与胡适在一会上相遇，胡适问他：“你们学衡派，有何新阴谋?"吴宓立即用文言文回敬：“欲杀胡适耳!”这当然是笑话，但也可由此看出他对胡适等取消文言文意见之。他这一情绪，直至40年代初仍迄未稍衰。有次上课，谈及他捍卫文言文之决心时，一边挥舞教鞭，仿佛正与“敌人"战斗，一边怒气冲冲地说：“As long aus Wu Mi lives，wenyanwen will never die!"(只要吴宓尚活一天，文言文决不会死亡!)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先生虽已48岁，虽然童心未泯，讲课讲到一些作品中的恋爱情节，有时竞满面通红，十分害羞。吴先生毕生婚姻及恋爱遍历坎坷，青年时苦追著名才女毛彦文，而同时追毛者为曾任国务总理和财务总长的熊希龄，吴先生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如何能与熊希龄这样的大官抗衡，结果毛彦文终于嫁给了熊，使吴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我们在联大念书时，常去图书馆借阅中华书局出版的16开本《吴宓诗集》，为先生失恋时所写的那些诗句而感慨万端。例如，他写过这样的诗句：“吴宓苦爱口口口，三洲人士共惊闻。"书中口口口三个框框为原有的，不难看出是“毛彦文”三字。又如另一首题为《吴宓先生之烦恼》的诗，写他的失恋，其中两句是“面包酸又苦，其味如猪肝"。我当时除了十分同情先生，也对两句诗内容大惑不解：猪肝一向为美味食品，如何以它来形容“面包酸又苦”?
上面所说的群星灿烂，还应该补充一点，即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不仅教授、副教授阵容强大，即使是青年助教也个个才华横溢，令人钦敬。建国后好几位英美文学界第一流的学者，30年代末都是刚毕业不久的西南联大助教，例如王佐良、查良铮、杨周翰、李赋宁诸先生。这几位青年教师当时均已崭露头角，英文好，法文好，中文亦极好，既能在英美文学上颇有建树，也能进行中文文学创作，可谓文武双全，左右开弓。
中文系大师云集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师队伍，比外文系还强得多，故日：“大师云集。”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试看中文系老师如罗常培、罗庸、余冠英、浦江清，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李广田、杨振声、魏建功、沈从文、陈梦家等，哪一个不是大师级的学者?但由于种种原因(例如沈从文是由于学历不够)，沈、陈两人当时还只是讲师，王瑶可能连讲师都不是，可见该系师资力量之特强。可是，就连这样强的师资，若论“单打"，还比不上历史系的陈寅恪教授，因为西南联大教师的职称，有比正教授还高的一级，叫做“讲座"，全校只陈寅恪和刘文典二位，这两人中陈又更强一些。若说陈寅恪的学问，且不说他在中国中古史、佛教经典和唐代诗歌等方面成就之大，仅就他精通语言之多这一项来说，便足以吓倒许多人了。他通晓汉、英、法、拉丁、希腊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至少在中国学者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前面说过的吴宓先生，毕生只佩服两人，便是陈、刘二位。
对中文系教授，仍然因为限于篇幅，我只想谈谈闻一多先生。他早年留学美国，先习美术，又习文学，是新月派著名诗人，在学术方面，对《周易》、《诗经》、《庄子》和《楚辞》有深刻研究。他在西南联大每次作学术报告，都是人山人海，连窗户外都站满听众。他多年潜心学术，不问外事，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极度腐朽，引起他强烈不满，苦闷之极，乃闭门苦思一星期，经过剧烈思想斗争，终于拍案而起，决定献身民主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搏斗。正如陈嘉先生对我说的：“闻先生完全变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像狮子一样勇猛，任是什么，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闻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爱国者。抗日战争一开始，他即宣布从此蓄须明志，抗战一日不胜利，他决不剃胡子，从此成了大胡子。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西南联大全校师生集会庆祝，我看见主席台上坐着的闻先生，简直使人不敢认了：他胡须尽剃，突然年轻了十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顿时全场一片欢呼，向他致敬。
奇人、怪事与狂语
西南联大教授中，奇人辈出，加上文人相轻及其他各种原因----包括教学从严，其他方面则宽松自由，致使教授中不乏各种奇人，或举止不凡，或为人狷狂，其怪事狂语，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最突出者，为有一次日本飞机来炸昆明，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刘学富五车，本来就非常自大，而沈从文学历又低，更使他看不起。刘竞向沈先生说：“沈从文，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使沈先生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哲学系教授中，沈有鼎先生生活随便，不修边幅，又极嗜坐茶馆看书，独来独往，自由自在。学生中盛传他每次等学生喝完茶走了，便去把盘子中吃剩的花生米或瓜子倒人自己盘中，享用。此事传得沸沸扬扬，可以说尽人皆知。我曾多次在文林街一茶馆喝茶，见到沈先生亦在座，却从未遇到这样的事，因此对此传说，既不敢肯定，又不敢否定。
但历史系教授皮名举先生爱骂人，而且骂得很刻薄，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件件皆我自己耳闻目，不可能错。皮先生是我毕生遇到的最佳教师之一，教课之好，可谓无以复加。1941～1942年我选了他一年的西洋通史课，受益之大，难以备述。我们用的课本是海斯与孟氏合著的《世界历史》，当时联大图书馆有此书原文及中译本多册，为必读书，我们天天去图书馆抢来读。白天轮不到自己，就先登记，晚上借回来读，次日一早必须归还。晚上也不是一个人读到底，而是三班倒，轮到谁谁就读。皮先生工作之认真负责和讲课之好，即使在西南联大，也属罕见。他总是每次提前十几分钟到教室，凭自己记忆，不用任何蓝本，用各种颜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一张极为工整的地图，供当天教学之用。上课铃一响，他便开始讲课，内容扎实深刻，条理分明，逻辑性很强，而语言又清晰易懂(虽然有湖南腔)，疾徐有致。他掌握时间极为精确，一到50分钟，便戛然而止，说“现在下课"，这时正好下课铃响。但他有一大毛病，便是爱骂人。开始上课的10分钟，他往往不讲课而专门骂人，主要是骂本校他所不满意的人或事。骂完之后，剩下40分钟他保证完全讲课，不再占用同学任何时间。使我永难忘记的一次，是他骂西南联大社会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他说：“中国有位著名的优生学家，优来优去，优出7个女儿，一个男孩子也没有!”他虽不指名，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谁，于是全场哄笑。紧跟着他又补上一句：“优的结果，还优断了自己的一条腿!”此事同学们也都知道，因为潘先生早年踢足球跌跤，骨折截肢，失去了一条腿。这种骂人，刻薄之极，不足为训，只因皮先生教课太好，同学们又知道他的脾气，便原谅了他。
既然有这样的奇先生，学生之中，当然也不免有奇人怪事。外文系有位同学，品学兼优，但生活作风散漫，又极不重视高分。他对一些不感兴趣的课程，只求及格。有一门课，他上学期考得61分，下学期则为59分，两学期总平均刚好60分。对此，他欢欣若狂，对我说：“你看，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分，一分也没浪费!”更典型一事，有天早晨第一堂为法文课，他睡过了头，预备铃响时才把他惊醒，10分钟要穿好衣服还要跑到教室，很不容易。慌乱之间，裤子穿错，把有扣子那边穿到背后，他居然也不再变换，就这样跑去课堂。事有奇巧，那一堂课正碰上老师要他上讲台写黑板，写好之后，他怕老师发现他裤子反穿，乃倒退着走，一边还不停地向老师点头哈腰，弄得法文教授莫名其妙，而同学们则窃笑不已。
奇迹从何而来
西南联大前后存在只8年，却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及一大批院士，它当年的学生，很多是今天我国各门学科的带头人，我国“核武器之父”邓稼先便是联大毕业生。至于各行各业社会中坚，西南联大学生更是不计其数。如此巨大成就，不能不算是我国教育史上一大奇迹。
奇迹从何而来?原因当然很多，但首先一条便是联大师资力量极强，名师出高徒，信然。此外，主持校务之常务委员梅贻琦(联大共有3位最高领导即常委，为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梅校长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继承了清华大学光荣传统，有一整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和办法。例如，对学生要求极严，学年考试中凡三分之一学科不及格者必须留级，二分之一学科不及格者，一律勒令退学决不宽贷。国民党政府规定各大学“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此课程不及格，不许毕业。但在梅校长领导下，西南联大从来不开设“三民主义"课，而毕业生成绩单上却照例写有这一科目，每人的成绩均为“及格”，以此办法应付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师生皆大欢喜。
教师对学生严格要求，我这里且举一极端例子。法文教授吴达元是外文系对学生最严的老师。他用的教材是美国出版的法文课本，用英文来讲解法文。教材中练习极多，上课要回答吴先生的：不停提问，下了课还要做一大堆作业，谁要答错了，便遭到严厉斥责。同学们又爱他，又怕他，有的在课堂上被他点名提问，一站起来，便心慌意乱，甚至发抖。有一男同学某次被提问，答不出来，旁边的女同学悄悄将答案告诉他，被吴先生发现，立即严词苛责：“你想帮他，难道你能嫁给他，跟他一辈子?"气得该女同学下课痛哭了一场。有次上课，吴先生要我把一句英文译成法语，我译错一个字，他立即不客气地质问：“你说你喝咖啡用盘子，你这是哪国吃法?"对于这种有点过分的严厉，据说解放后吴先生在北大遇见过去西南联大同学时，已承认不对，说不该对学生那样严到不近情理。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由于吴先生的严格要求，我们同学中出了一大批法语人才，目前被台湾翻译界认为祖国大陆大师级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当年即出自吴先生门下。
西南联大教育宗旨中重要一条，为在通才的基础上培养专才，即先要求学生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然后才谈到成为某一学科的专家。基于这一认识，学校规定外文系学生必须选修大一国文和中国文学史，而文、法二学院(即所谓文科)学生每人均须选修大一英文，并必须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及经济学这4门社会科学中选修两门，还必须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等7门自然科学课程中选修一门。
学校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这甚至在考试题目上也体现了出来。我在一年级时，选了门李继侗先生教的生物学。一次考试之前，我拼命背诵人体的血液循环图。到考试时，果然有这方面的题目，但却不是要学生简单背书，而是要求彻底掌握血液循环知识，并能灵活运用。题目是：“一位医生在病人左臂进行静脉注射，请问这药水共经过哪些血管及器官，才能流到他的右腿?”足见西南联大对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之重视。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3校分开，各自分别在北京及天津复校，西南联大自此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复存在。但联大的声誉和精神则是长存的，国外至今还有人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美国学者易社强跑遍昆明、北京、天津等许多城市，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写出了一部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被西南联大校友会郑重授予“名誉校友"称号。
联大精神永放光芒!
1996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