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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初进北大
【时间:2007/10/22 】 【来源:光明日报 1998年2月4日 】 【作者: 戴逸】 【已经浏览2912 次】

    1998年是我母校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诞辰。52年前,我初进北大,在史学系就读两年,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通缉,逃往解放区,中断了学业。追忆前尘,如影如梦,当年的各种事件,众多人物,历历如在眼前。
   
    1946年深秋,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北京大学。乍来北方,气候、水土很不习惯,生活不能适应,但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活泼的自由风气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此前,我已在上海交大学过两年,交大也是我国的第一流学府,但其环境、气氛和北大迥然不同。交大的校风是严格、认真、有秩序,讲纪律,教师水平高,很负责。大多是必修课程,课堂有级长,上课要点名。同学们个个勤奋刻苦,日夜拚搏,一天到晚在习题的海洋中奋战,按时作题,按时交卷,按时考试,这一学习程式循环往复,无有终止,稍一懈怠,考试就不能及格。

    初进北大,如同步入了一个洋溢着民主自由气息的学术殿堂,课程很多是选修,大多是跨系科听课,课堂不点名,纪律宽松。同学中有的孜孜矻矻,勤奋攻读,成绩优异;有的则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读书不求甚解。两类学生考试时都能顺利通过。最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北大图书馆,馆藏宏富,缥缃满架,对学生开架阅览,取阅方便。我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琳琅满目,心境豁然开朗,很多以前听说而从未见过的书籍,都陈列在眼前,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饱览。
   
    尤其值得留恋和怀念的是给我们上课的师长们。当年北大的名教授有给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的好传统,故而,使我一个刚入校门的青年学子,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亲聆教诲。我是史学系的学生,当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兼史学系主任,为我们开明清史课程。北大校长是胡适,不经管具体校务,北大又不设副校长,郑先生实际上担当副校长角色,事务丛集,一切都要躬亲处理,但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的课内容丰富,讲述生动,极有条理。校长胡适也给史学系上过课,是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虽是史学系的课,但全校学生都要求来听课,人太多了,只好安排在晚上北楼的大教室内,讲课时座无虚席,教室内外还站立着很多听课的人。还有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名家陈垣先生被请来讲“史源学”,我旁听了三次。他坐在特设的椅子内,鹤发银髯,神态安详地与学生讲论今古。
   
    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任教老师都是名教授。大一国文的老师沈从文,他身躯瘦弱,态度和蔼,低沉的话音迸放出精警的内容,每篇课文他都低回吟诵,以欣赏者的姿态带领学生进入课文中的意境。大一哲学的老师贺麟,他个子矮小,戴着宽边大眼镜,神采奕奕,讲课滔滔不绝,尽情勾划出一个沉思中的世界。他是北大训导长,但平易近人、亲近学生,我常常去他家中做客,他热情地和学生聊天,答复问题。他曾送给我一本他撰写的有关德国哲学家菲希特的著作,上有他亲笔签名。大一社会学的老师许德珩,讲课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这门课非常叫座,听者踊跃,因此安排在北楼大教室内上课。他是进步色彩最鲜明的一位教授,有一次我到他家中邀请他参加一次学生的集会,离开他家时,他嘱咐我注意身后有无国民党特务盯梢,可见他当时处境之险恶和他对学生的关怀。大一英语课的老师俞大缜,学识广博而又慈祥和蔼,上课时认真严格,为我们一丝不苟地纠正发音和文法错误。下课后常邀请同学到家中,喝茶,谈笑,吃点心。她和妹妹俞大均留学英伦,是我国英语教学中有名的“双子星座”。大一时我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课,至今我还想象出当年他讲课的情形,闭着眼睛,举着粉笔,慢条厮理地讲说,既具哲理思考,又富语言魅力。他的课程融会东西方的学问,令人耳目一新。
   
    我在北大两年还听了许多史学系的课程。隋唐史的老师向达,学识渊博,神态凝重,他讲课声音很小,语气平缓,且少条理,学生们怕听不清,把凳子挪得很近,将他围成一个圈,而他讲课内容精彩,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把学生带进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谛听他的课程,你一定会敬佩他知识之广、构思之密、见解之深。宋史老师邓广铭,治学勤奋,功底深厚。宋史资料号称浩瀚,可邓先生是当时唯一读完了宋史史料的青年学者,他做研究,必用大力把全部史料网罗起来,竭泽而渔,严谨而扎实,讲课内容充实、生动,关心学生。我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写了一封长信请教,他竟在课堂上用半个多小时讲解我提的问题,使我铭记难忘。西洋史老师杨人学识精深,富有活泼自由的气度,言语清晰,富文采,有诙谐幽默感,他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邵循正是清华大学教授,被请来讲授元史,他的课程穷本溯源,援引广博,中文、英文、法文、波斯文、蒙古文,精通各种语言,既有宏观的剖析,又有微观的考证,而课程内容艰深,是同学们认为最难学好的一门课。还有一位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赵万里,他是王国维的学生、同乡,其读书之广、识断之精、记忆之强,令人惊叹。上课不带片纸,各种珍本、善本的特点、刊刻年代、内容、均烂熟于胸,娓娓而谈,均有来历,课堂上有问必答,略无迟滞。据说他幼年时走过几遍街道,就能把两旁商店招牌,暗记背诵出来。
   
    以上开列了一串50多年前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名单,我都听过他们讲课,还有许多我未听过讲课的教授,如汤用彤、郑昕、俞平伯、杨振声、魏建功、唐兰、废名、季羡林、毛子水、张政……当年的北大,确是英贤荟萃,人才济济,这坚强的教授阵容永远会使后来的学生们歆羡叹慕!最难得的是,他们都亲临第一线,为低年级学生开课,传道授业,耳提面命,不辞辛劳,用他们的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嫩苗。当年的学生们虽在战火扰攘的岁月中,何幸能得如许名师的指点,真是得天独厚,受益非浅。
   
    这些老师们,他们的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有的逻辑严密,立论精当,有的内容充实,援引繁富,有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却有一个共同点,着重启发式教育,从不照本宣科,全都没有固定的讲义,在课堂上评古说今,议论风生,答难解疑,出口成章。讲授的问题,有时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时则寻根问底,反复论证,穷究精义。他们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课上和课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相互问难。我在一次经济学的课堂上,听老师和学生相互辩论了一个课时。
   
    北京大学有强大的学术队伍,有优秀的学术传统,蕴蓄深厚,兼容并存,学风淳朴,思想自由。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在新时代中得到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培育了大批人才。我预祝并坚信进入21世纪,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将得到进一步发扬,使我的母亲成为世界上顶尖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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