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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现(当)代诗论(何二元)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3570 次】

 

 很早就想做这么一个题目,只是太大,迟迟不得下手。幸亏有了《中国现代诗论》(以下简称《诗论》)这样两册史料性选本,使我可以相对地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有个边际。这两册书编成于1984年,初版于1985年,而我是晚近才购到读完。读完又要发议论,这就难免背时,幸好有个“距离说”可以掩护,我们姑且就拉开了这七、八年的距离来开始下面的讨论吧。

据“编者弁言”说,这是“带有诗歌理论批判史料性质的选本”,能够“体现新诗六十多年理论建树的主要成果”,且是“查阅数百种书报杂志,沉迷于上千篇诗歌论文中间”而精选出来的——果真如此,我可就不免要生出一种危机感来了。记得从前读《文学概论》一类书,对什么是中国当代文论总是惶惶,因为所谓“文学概论”,若是去掉了中国古代和外国的东西,便什么也没有了。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或许这类书只是一家之言,不足以“概论”全体。然而,现在这两册资料性的东西摆在面前了,于是明白何以中国的《文学概论》会写成这个样子,这才是彻底的失望呢!

“新诗六十多年理论建树的主要成果”究竟是什么呢?《诗论》一部分篇目,讨论象征主义、张力、蒙太奇、客观对应物——这是外国的题目;另一部分讨论意境、意象、诗言志、诗缘情——这是中国古人的题目。此外讨论新诗自身的题目也不能说没有,可是那大的大得吓人,诸如诗歌的民族形式、诗歌的大众化等等,大而不当,必归于无(可谓“大象无形”),果然,连篇累牍不过是要发扬古典,发扬民族,对新诗等于什么也没说。那题目小的又小得琐屑,字数、节奏、音乐、押韵、哼唱,一言以蔽之:格律。格律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新诗论史,甚而还招致了政治的围剿,可是说来说去,仍然不过是字数、节奏、音乐、押韵、哼唱而已,与新诗或许有些关联,与新诗论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干系。

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文学的(也是文论的)自觉时代。据郭绍虞先生说,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首先文学创作的相当发展,需要整理,整理就是批判,于是有了《诗赋略》一类的作品;又要选择,选择也是批判,于是有了《文选》一类的作品;选本亦有良莠,这就需要品第,品第更是批评了,于是便有《诗品》这样的作品;品第要有标准,这就需要为批评的批评,于是《文心雕龙》这样的巨著便应运而生了。(注:事实是《文心》在先,《诗品》在后,但据郭先生认为,依逻辑关系本应相反。见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现在要问,我们的新诗论又有哪些是直接由新诗的创作实践而经由“创作——批评——理论”这样的步骤抽绎出来的呢?也许有人说,我们现在与那个封闭的、开创的时代不同了,新诗论不可能与中国古典的、外国的诗论完全绝缘,何况新诗本来就是“中西艺术结婚产生的宁馨儿”。这话不错,然而我以为,借鉴西方诗论,不等于拿西方诗论来套中国新诗(更不必说古诗),可惜,《诗论》中除钱钟书先生的《通感》一篇外,其余不少篇目正好犯了这个毛病,有一篇的作者甚至这样咄咄逼人地发问:

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算不算意象?

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算不算时空交替?

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算不算词汇组合?

曹操的“神龟虽寿,犹有尽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算不算情绪跳跃?

白居易的“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算不算通感?(笔者:?)

 

这无非是用了阿Q“先前阔”的精神战术罢了,我倒要接着问:拿西方诗论套上中国古人的诗句,算不算是“中国当代诗论”?

再看继承古典诗论的问题。当代诗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继承古典诗论,问题是应该在当代的高度上给予总结。这一点,新诗论者即使做了,也往往很差劲。比如以“第三自然”理论来解释意境,就比王国维的优美壮美、有我无我的近代诗论,更见逊色。至于将比喻辞格拿来强套在意象头上,划分出什么描述性意象、拟喻性意象、明喻性意象、隐喻性意象,那就更见出“当代诗论”之穷了。再说格律问题,这是新诗论中最着力又最不讨好的一个问题,前已指出,其实翻来覆去的仍不过是字数、节奏、音乐、押韵、哼唱等老掉牙的东西,抽去新诗的例子,恐怕连古人“四声八病”的理论高度也达不到。可是西方在类似问题上如何呢?他们从基本的音位入手,分析语言,联系语义,进而推及整部作品的深层结构,最终概括出一类作品的结构模式,建立了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理论。我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建树呢?因为我们的诗论是就诗论诗,而格律问题首先是语言学问题,需要听取语言学家们的意见,比如《诗论》中王力先生一篇,提出不要忙于格律,最好先作为一种技巧来试验,便很有见地,可惜这样的意见的太少了。其实不仅是语言学,西方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们无不参予了他们当代文论的构建,所以会呈现出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格局,而我们呢?我们的新诗论可以说一直是在孤军作战。

孤军作战也会有战果,尽管不大,可是为什么新诗论几乎说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建树呢?这就要考虑作战的方向了。前已指出,新诗论的研究方向,说高那真是高得吓死人,说低又低得太可怜,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可惜其成果也就是“两处茫茫皆不见”。我以为要想觅得“海上仙山”,还得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术。什么是处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形态呢?这就是“范畴”。列宁说过,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认为,一部美学史实质上就是一部美学范畴史;笔者在不久前一篇文章中也说过,范畴为微观研究提供概念,为宏观研究提供元件(不,硅片),它是连接微观理论与宏观理论的桥梁。(见《文艺评论》1991年第6期)前边提到的意境、意象、诗言志、诗缘情、象征、张力、蒙太奇、客观对应物等等便都是这样的理论范畴(有些是命题,即流动的范畴),可惜它们是由古人与外国人锻造的。古人锻造范畴的例子,仍可看魏晋南北朝,仅一部《文心雕龙》,就锻造出体性、神思、物色、情采、风骨、隐秀等多少独具特色的文论范畴啊,鲁迅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有人说也是文论的自觉时代,不余欺也。至于当代西方文论,尽管这个主义,那个思潮,走马灯似的此起彼落,可是每一个主义和思潮,都扎扎实实地提出过一套套理论范畴,整个西方当代文论,就是由这些范畴共同构建起来的。而我们的新诗论呢?尤其是经过了几次“崛起”之后的诗论界,徒然学得人家的吵吵闹闹,却少了这扎扎实实的功夫,这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呢。

我们应该怎样锻造自己的范畴?基本一条,就是古人已经做过的,走“创作——评论——理论”的路,可惜读完了《诗论》,我还举不出这样的例子。也许这要时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自觉”,便经历了三、四百年时间才大功告成,但是当代社会一切节奏都在加快,据说前几年每年里我国产生的新诗就在五万首以上,相当于唐朝一整个时代留下的遗产,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新诗论的步子也加快一些。

其次,比较魏晋人我们多了传统和世界交流的优势,可以不只在一条路上挺进。我们可以融化外来范畴,如《诗论》中钱钟书先生那篇,便融化了西方的“通感”范畴,日后又发展成独具民族特色的“出位之思”命题。另一条路是改造我们祖先的范畴,如意境,朱光潜先生试以情趣意象消长论,竹亦青舶来蒙太奇,还有人搬来了“第三自然”,可惜都未见成效,反而改得更模糊了。笔者以为闻一多先生提出的新诗“三美”中的“绘画美”是个重要线索,意境的诗其实就是绘画的诗,这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们难以想见的,所以意境理论只能在中国一枝独秀。可惜新诗论者因了一句“诗以嘴唱的为好”便轻易否决了这一线索。再举一个笔者自己研究中的例子,魏晋玄学提出的“言象意”范畴,在新诗论中就大有用武之地。比如风格研究,将风格结构划为言、象、意三个递进层次,比较西方的主题、题材、情节、人物、语言的划分,不是更具内在合理性和“结构主义”的味道吗?

最后一条路——不,许多条路——就是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或吸引这些学科的专家们来参予新诗论的构建。别学科专家的意见,往往会是出人意料地新颖而有价值的。比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先技巧后格律的意见,便符合由命题而提炼范畴的逻辑思路;再如诗论家们争论不已的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问题,经自然科学家钱学森增加了一个“灵感思维”,岂不利于打破非此即彼的僵化模式?新诗运动至今六、七十年了,有人可以说,新诗的路子越走越窄,可是有谁能说,中国的哲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神话学、民族学、生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统统没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呢?既然如此,中国新诗论的路便应该是广阔的,关键是诗论家们有没有兼容的眼光和气魄。

《文艺评论》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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