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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意识?(何二元)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3818 次】

    这是近年来比较热门过的一个话题,然而这样提问题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在人们的约定俗成中,文学应该论“意象”,而“意识”,则更多见于“社会意识”、“阶级意识”的说法。所以我的这篇文章,标题虽曰“文学”,立意却不得不偏于社会学。

 

从理论上说,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又并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任何文学相对于它所生成的那个时代来说,必然都是当代的。这恰似乘车,在一般的旅程中,人们无须提出如何与载体同步的问题,只有在乘员与载体发生倾斜的几个特殊的瞬间——通常是启动、转折、刹车——人们才会感到乘车也不是一件可以完全排除主观意识的事情。文学的“当代意识”的提起,往往也就在这样几个关键的时候,即一个时代的初、盛、晚。比如中国唐代文学中,陈子昂的标举“风骨”,李、杜的强烈反差,李商隐的黄昏之恋,便都极具“当代意识”。

 

今天的时代远比唐代伟大,它已来到社会历史形态转折的伟大关头,这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春秋和明清可以相比,而几千年世界史也似乎第一次和中国历史发生重合。所以中国当代文学中一再出现凤凰涅盘的原型,而西方当代文学中多标新立异的思潮和“世纪末”情绪。

 

这实际上已是一个宏观社会学问题。

 

从有阶级以来的社会发展史料看,一种社会形态的内部通常包含有两大对立阶级,它们间的阶级斗争推动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然而却不改变这一社会形态的性质。社会形态的根本演进有待于新的阶级产生,在奴隶社会末期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是暴发的资产阶级。问题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是否仍适用这一推论?我以为是适用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形态上属于同一历史阶段。承认这一点,有助于克服那种认为中国缺乏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的思想混乱,也不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现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便大惊失色,乃至一国两制之类的思想,都可在顺理成章之中。问题是现在有没有来到产生第三阶级以转变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这就需要考察是否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是问题便十分明了:随着科技力量的飞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中国科学技术也正在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中国第一个科技百万元户的出现,其意义正不亚于春秋时代的“初税亩”。

 

如果上说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结论说:第三阶级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社会形态中两大阶级对立的格局,这就是“当代性”问题最敏感的区域,而社会的当代意识,实质上也正是这第三阶级的意识,在今天,便是科技的意识,知识的意识——这就是所谓“文学的当代意识”的社会学基础。

 

行文至此,若再不强调一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恐怕就有悖于我们的国情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虽然面临了共同的历史抉择,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阶级心态——这并不奇怪,以往社会形态中每当第三阶级兴起,旧有两大阶级的心态也绝不相同。如果说文学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我们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新生力量面前发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恐慌,在他们的文学中,知识和科技力量往往作为一种毁灭人类的力量出现,所以在他们的文学中充满了世纪末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国的情况不同,虽说我们也曾排斥新的生产关系代表,把他们贬到“毛”的地位,但这种心态正在得到克服,而且比较资本主义,我们本来就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无产阶级社会视为终极理想——可以预言,现在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将是知识分子和科技力量的由“毛”向“皮”的转化。

 

在作了如此这番社会学的考察以后,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当代文学,就应该承认,所谓中国的当代文学,实在缺乏当代意识,我们看到,在“文学的当代性”和“新的美学原则”的旗帜下,文学的主人公正在“平民化”(这本是中国十七、十八世纪市民文学的当代性),文学的视点正在“内向化”(这是东方“独善其身”和西方“天赋人权”的当代混合),甚至文学的语言也热衷于所谓“调侃”(“三言两拍”式不恭的当代变体)。这种文学现象的根源,我以为有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的原因,由于排斥了文学的社会学基础,视当代性为一种纯文学技巧,从而造成一种短视和指导思想的偏差。客观方面,在充斥着原始劳动力和泛滥着经商热潮的当今中国,科技终究还未能成为“第一生产力”,所以,当代意识的缺乏,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有阶段。然而,这并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心安的理由,因为所谓当代意识,应该是一种超前意识,这正如意识行车的启动转折,目的在于预先调整与载体间的倾角——文学正应该有这一种伟大的作用。

 

概言之,文学的当代意识便是当代先进生产关系的意识,便是知识意识和科技意识,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要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由“毛”向“皮”转化的客观过程,表现他们由“独善其身”向“兼济天下”转化的心理过程,表现这两个进程中上演的全部历史悲喜剧。

 

解放思想,非无三思之虑;文责自负,仅成一家之言。

                                                     《文艺评论》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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