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言意之辨，其间经历了先秦名实之辨，魏晋言意之辨，铸成“言—象—意”理论框架，从这个框架中形成意象理论，象外理论，最终合乎逻辑地发展出意境理论。意境的种种特征都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得到规定。
关键词 意境 言意之辨 逻辑
意境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理论范畴。
关于中国意境理论的缘起，通常认为是唐代王昌龄的《诗格》，也有追溯到先秦庄子的“心斋”。这些资料，无论考证得如何确切，终究只具有史的价值。西方也有诗学，西方也有心学，为何只有中国发展出意境理论，这就不仅要有史的考据，还要有逻辑的说明。
一、前言意之辨时期
中国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的实质是探究天人关系——人的语言能否把握世界以及如何把握世界。这是人类有语言以来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东西方人对此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其中的原因（这恐怕要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但是起码从西方人选择了拼音文字而中国人选择了象形文字之时起，便分化为对世界的符号式把握和意象式把握。
符号式把握把世界当作可以象字母那样拼拆的零部件组合，最形象的比喻就是“宇宙是一个钟”，最极端的理论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提供的关于世界的数理模型。意象式把握尽可能不去破坏世界的完整性，其最形象的比喻是为混沌开七窍而混沌死，最集中的理论是周易建立的世界意象图形。
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由此发展出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和说话合一，理性和语言合一），因此西方最初并不需要什么言意之辨。当他们发现语言最终成为他们“思想的牢笼”，从而对古老东方的言意之辨发生兴趣的时候，已经是现代以后了。
意象式把握世界，前提是保证世界的直观性，完整性。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坑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明中国先民造字之初，便是用了摹画自然的艺术态度的，故《说文解字》又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这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的最大优点便是其意象性。西方人把他们的语言分析为能指和所指，而中国文字则还多出一个自身意象，形成“形—音—义”三级关系，意象成为语音和意义的基础。比如表示一个树的意思，西方就是能指“tree”和所指（概念树）的组合，其中指号“tree”并没有自身的实际意义。中国文字则还多出一个树的形象（木），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首题为“世界”的诗，诗句只是一个字“网”，显然是在努力恢复汉字的这种意象功能。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则成功地发展成一门独特的视觉艺术。
口头语言方面，古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为了解决口头语言表现力的不足，古人对其进行了诗化处理，产生了诗歌艺术。最早的诗歌是一门综合艺术，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诗、歌、舞的合一。
总之，在前言意之辨时代，中国先民的答案是调动绘画、歌唱、舞蹈多种艺术手段，来增强语言的表达力。但无论多么象形的字终归已经是一种抽象，何况随着字数的增多象形的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而随着各门艺术的成熟与分化，越来越要求语言文字承担起独立的表意功能。于是古人们一方面认识到“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一方面又慨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成为古人几千年里萦之于怀化解不去的一桩心事。在这样的普遍心态下，言意之辨的发生便是一件必然的事。
二、魏晋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的正式名目出现于魏晋时期，但实际辩论早在先秦时代，不过当时不叫言意之辨，而叫名实之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名家成为显学，名家就是专事名实之辨的。不过名实之辨并非名家专利，当时争鸣诸家无不辨察名实的。反倒是名家之辨过于注重逻辑概念，不符合中国人普遍心态，未能得以发展，早早就绌没成了绝学。其余如儒家也讲正名，道家也讲无名，比较起来，道家学说更符合意象式把握世界之心态。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不能言论者，才是世界最精妙的部分。
名实之辨由先秦而延续至两汉，发展到魏晋一变而为言意之辨。两者表面看大致相同，其实有深刻的区别。首先，名实之辨虽上承先人把握世界之态度，其动机却在于非常浅近之实用。即使超脱如道家者，也无非为君王设计无为而治之方案。魏晋名士却已完全厌倦了纷争的人世，专心于形而上的讨论，故曰玄学。其次，名实之辨始终执着于名实两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言意之辨引入一“象”字，使意象式把握世界成为可能。这两点都不能不对当时及日后的文学艺术发生深刻影响。
关于言意之辨，最完整的表述是青年玄学家王弼，其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言与意的关系，先秦哲学家已有辨察，立象尽意，也是周易时代的方案（王弼此论便题为《周易略例·明象》），甚至得意忘言的命题，也早由庄子提出，《庄子》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的功绩在于将上述种种集中起来，扬弃其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实用动机，激活其对于意象式把握世界的最具灵性的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的第一个特点是“言—象—意”三位一体。“言意之辨”首先要解决的是具象与抽象的信息转换问题，语言只表达普遍的东西，而人们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两者有质的区别，若拘于两端，便永无解决的希望。因此，必须寻找中介物，只有找到了中介物，才能使“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的东西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恩格斯语）。“象”便是这样一个中介物，它是具象与抽象的综合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而融合了“言”“意”之间的差异。
由此生成了中国的意象理论。一般认为，中国最早使用“意象”一词的是南朝的刘勰，其《文心雕龙·神思》曰“窥意象而运斤”（其实东汉王充已有“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之句）。意象理论在魏晋时期生成，当然与玄学言意之辨有极大的关系。中国意象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言—象—意”一体“象”为中介从而导致“意”与“象”的可分析性，如“意在象前”、“象生于意”、“意余于象”、“意、象具足”等等，今有学者研究中国意象理论，说这样的意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象，只有等到出现相应于西方“image”概念时，才算是真正的意象理论。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铁板一块“image”怎么能和分合自如的中国意象相比？）
魏晋言意之辨假如仅仅是铸成意象理论，那么和本文要论述的意境理论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言—象—意”的框架中，反复辨说的那个“忘”字：“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语意象都只是手段和工具，世上真正精妙的东西，当存于言外、象外和意外——这就形成了一种“象外”理论。
中国的“象”，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那种描摹细节真实的形象，而是与“道”相关的难以言说的一种状态，老子《道德经》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魏晋玄学家充分阐述了这样的“象”，并采用步步相忘的手段层层剥去附着在言象之上的形而下内容，使得玄妙难言的象外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
此种结局，最符合中国人意象式把握世界之心态，故一时执此论者甚众。如：“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言）“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孙绰《游天台山赋》）“旨微言于言象之外者，可心求于书策之内”。（宗炳《画山水叙》）“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古画品录》）“启瑞迹于天中，烁灵义于象外”。（萧衍《舍道事佛疏文》）……
意象是意境的母体，象外是意境的灵魂，现在万事具备，只等待“意境”一词的诞生了。汉魏之间，佛教大规模来华，提供了这一契机。
“境”、“境界”在汉语中本是一种空间范畴，佛教西来，在传教过程中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采取了“格义”的办法，亦即采用中华固有言语来表达佛教中大致相当的概念，于是顺理成章地便用“境”、“境界”来转达佛教对世界空间的把握。此等意义上之“境”、“境界”尚未与“意境”发生联系，所以后人言语中的许多此类词汇其实并非意境理论，如王国维之“人生三境界”，其实也可说成是“三阶级”的。今人每以“境界”说“意境”，实在是使用概念不够严格。
从“境界”到“意境”，另有一层逻辑关系。佛家把握世界，又有等分，即把色、声、香、味、触、法叫作“六境”，把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根”，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叫做“六识”，统称“十八界”。“意境”一词由此铸成。因此，佛家之“意境”，是意识所及之境的意思。这是一种极为奇妙的境界，其包罗整个世界，又在世界之外，所谓“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见三千”。（《摩诃止观》卷五上）这种境界使人联想到既在象内又在象外的“言象意”理论，于是“意境”一词渐褪却佛学色彩而为我用。
这种“出口转内销”的现象，在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并不罕见。
三、文学和艺术的意境理论
虽然言意之辨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辨，然而思辨的每一个结果都使中国人的思维更加倾向于诗性。文字与绘画的结合，诗、歌、舞合一的方案，直至意象、象外、意境，都基本是沿着这一方向。因此言意之辨始于哲学而终于文学艺术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从哲学玄学佛学意境论到文学艺术意境论尚有一步之遥，关键便在“象内”与“象外”的结合。哲学玄学佛学可以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文学艺术则不可。无言象即无文学艺术也（钱钟书语）。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不舍弃言象又不拘于言象，亦即于存忘之间寻求最佳之分寸，这还须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反复实践。
魏晋文学家艺术家们始终是言意之辨的热心参与者，玄学言意之辨同时，文学言意之辨、各类艺术言意之辨也都在展开（详见笔者《论四种“言意之辨”》，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创作上也出现不少能够体现意境理论的作品，如山水诗，山水画，当然也有不成功的试验，如玄言诗。正是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试验，为唐代意境理论的正式崛起奠定了基础。
唐代意境理论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下面将要强调的是，由先秦名实之辨、魏晋言意之辨中发展出来的意境理论，逻辑地具有以下规定：
1．意境理论的灵魂在于“象外”
意境是“象内”与“象外”结合的产物，而“象外”理论尤其是意境论的灵魂，缺失“象外”取向，只可能有意象论，有情景论，而绝不可能有意境理论。唐人云“境生于象外”，真乃千古不刊之论。明清以来，人们多以“情景交融”解说意境，尽失魏晋玄学之高蹈，故世人评曰：“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信矣。
2．意境具有深、静、小的特征
意境理论受佛教尤其是禅的影响很深，禅具有凝神深思的特点，是为禅定，因此影响到意境理论也具有深邃、静谧、精致的特点，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谓“优美之境”。意境只能是优美的，而不可能是壮美的，《人间词话》在区分了优美之境壮美之境后，旋即以“气象”范畴重说壮美之例，可为不意之佐证。意境即使是大的，也是以小见大的那一种，所谓“一粒粟中见世界”；也是虚无飘渺的那一种，如星空之深邃静谧。所以古人最有意境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充满禅意的小诗。
3．意境理论是一种狭义理论
自先秦至魏晋，意境理论在层层辩驳的限定中发展而来，积淀了太多的内涵规定，因此它必然是一种狭义理论。庄子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唐人云“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刘禹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司空图）现当代研究意境理论颇有心得的宗白华先生亦说：中国文艺里意境高超的作品并不可多见。意境本是言不尽意的产物，假如言象也是意境，情景也是意境，那么本来就不需要再有什么意境理论。
4．意境理论是一种边缘理论
意境理论从“言—象—意”框架中脱颖而出，“象”，“意象”，“象外”种种范畴对于艺术都有普遍的意义，所以中国不但有文学意境理论，亦有各门艺术之意境理论。得意忘象，超以象外这一套玄妙的理论，在各门艺术的边缘交叉之中反而容易把握，例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凝固的音乐，流动的画面，等等，都为意境理论拓展了新的空间。此一门艺术为彼一门艺术提供象外空间，彼一门艺术亦为此一门艺术提供象外空间，此种现象，西方人叫做“通感”，钱钟书先生称之为“出位之思”。
5．意境理论是中国独有的理论
我们不排除西方亦有有意境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作为理论范畴，意境论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不但由于西方固守着观察世界的逻各斯至上主义，更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这种名实之辨言意之辨的艰苦心路。曾有外籍学生问中国老师：“学中国文化要多少年？”答曰：“五千年。”便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曾著文不赞成王国维朱光潜以西方理论解说中国意境论，理由是在中西交融的时代，不应什么东西都拿来嫁接，那千年的古莲也许才保存着我们古老民族最宝贵的基因。(详见笔者《意境理论是中国专利》,《文化长河》1995年第5期)
[ 参考文献 ]
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7.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
汤一介编选.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2.
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意境·典型·比兴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
古风.意境探微.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12.
2003年3月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HE Er-yuan
( The Law School,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Hangzhou 310052,China)
Abstract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can trace back to ancient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the whole process have gone through the pre-Qin days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name and reality, Wei and Jin Dynasy`s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All have made the theoretical frame to “speech, imagery, Spirit”.The imaginative theory and extra-image theory have been taken shape out of the frame, finally,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theory has been logically created. All sorts of features of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have got stipulate by logical process.
Key words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log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