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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何二元)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3778 次】

  

摘要  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言意之辨,其间经历了先秦名实之辨,魏晋言意之辨,铸成“言—象—意”理论框架,从这个框架中形成意象理论,象外理论,最终合乎逻辑地发展出意境理论。意境的种种特征都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得到规定。

关键词  意境  言意之辨  逻辑

 

意境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理论范畴。

 

关于中国意境理论的缘起,通常认为是唐代王昌龄的《诗格》,也有追溯到先秦庄子的“心斋”。这些资料,无论考证得如何确切,终究只具有史的价值。西方也有诗学,西方也有心学,为何只有中国发展出意境理论,这就不仅要有史的考据,还要有逻辑的说明。

 

一、前言意之辨时期

 

中国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的实质是探究天人关系——人的语言能否把握世界以及如何把握世界。这是人类有语言以来第一个要面对的问题。东西方人对此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其中的原因(这恐怕要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但是起码从西方人选择了拼音文字而中国人选择了象形文字之时起,便分化为对世界的符号式把握和意象式把握。

 

符号式把握把世界当作可以象字母那样拼拆的零部件组合,最形象的比喻就是“宇宙是一个钟”,最极端的理论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提供的关于世界的数理模型。意象式把握尽可能不去破坏世界的完整性,其最形象的比喻是为混沌开七窍而混沌死,最集中的理论是周易建立的世界意象图形。

 

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由此发展出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和说话合一,理性和语言合一),因此西方最初并不需要什么言意之辨。当他们发现语言最终成为他们“思想的牢笼”,从而对古老东方的言意之辨发生兴趣的时候,已经是现代以后了。

 

    意象式把握世界,前提是保证世界的直观性,完整性。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坑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明中国先民造字之初,便是用了摹画自然的艺术态度的,故《说文解字》又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这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的最大优点便是其意象性。西方人把他们的语言分析为能指和所指,而中国文字则还多出一个自身意象,形成“形—音—义”三级关系,意象成为语音和意义的基础。比如表示一个树的意思,西方就是能指“tree”和所指(概念树)的组合,其中指号“tree”并没有自身的实际意义。中国文字则还多出一个树的形象(木),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首题为“世界”的诗,诗句只是一个字“网”,显然是在努力恢复汉字的这种意象功能。而中国的书法艺术则成功地发展成一门独特的视觉艺术。

 

    口头语言方面,古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为了解决口头语言表现力的不足,古人对其进行了诗化处理,产生了诗歌艺术。最早的诗歌是一门综合艺术,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诗、歌、舞的合一。

 

总之,在前言意之辨时代,中国先民的答案是调动绘画、歌唱、舞蹈多种艺术手段,来增强语言的表达力。但无论多么象形的字终归已经是一种抽象,何况随着字数的增多象形的比例还在不断下降,而随着各门艺术的成熟与分化,越来越要求语言文字承担起独立的表意功能。于是古人们一方面认识到“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一方面又慨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成为古人几千年里萦之于怀化解不去的一桩心事。在这样的普遍心态下,言意之辨的发生便是一件必然的事。

 

二、魏晋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的正式名目出现于魏晋时期,但实际辩论早在先秦时代,不过当时不叫言意之辨,而叫名实之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名家成为显学,名家就是专事名实之辨的。不过名实之辨并非名家专利,当时争鸣诸家无不辨察名实的。反倒是名家之辨过于注重逻辑概念,不符合中国人普遍心态,未能得以发展,早早就绌没成了绝学。其余如儒家也讲正名,道家也讲无名,比较起来,道家学说更符合意象式把握世界之心态。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不能言论者,才是世界最精妙的部分。

 

名实之辨由先秦而延续至两汉,发展到魏晋一变而为言意之辨。两者表面看大致相同,其实有深刻的区别。首先,名实之辨虽上承先人把握世界之态度,其动机却在于非常浅近之实用。即使超脱如道家者,也无非为君王设计无为而治之方案。魏晋名士却已完全厌倦了纷争的人世,专心于形而上的讨论,故曰玄学。其次,名实之辨始终执着于名实两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言意之辨引入一“象”字,使意象式把握世界成为可能。这两点都不能不对当时及日后的文学艺术发生深刻影响。

 

关于言意之辨,最完整的表述是青年玄学家王弼,其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言与意的关系,先秦哲学家已有辨察,立象尽意,也是周易时代的方案(王弼此论便题为《周易略例·明象》),甚至得意忘言的命题,也早由庄子提出,《庄子》外物篇云:“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的功绩在于将上述种种集中起来,扬弃其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实用动机,激活其对于意象式把握世界的最具灵性的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

 

这一理论框架的第一个特点是“言—象—意”三位一体。“言意之辨”首先要解决的是具象与抽象的信息转换问题,语言只表达普遍的东西,而人们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两者有质的区别,若拘于两端,便永无解决的希望。因此,必须寻找中介物,只有找到了中介物,才能使“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的东西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恩格斯语)。“象”便是这样一个中介物,它是具象与抽象的综合体,“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而融合了“言”“意”之间的差异。

 

由此生成了中国的意象理论。一般认为,中国最早使用“意象”一词的是南朝的刘勰,其《文心雕龙·神思》曰“窥意象而运斤”(其实东汉王充已有“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之句)。意象理论在魏晋时期生成,当然与玄学言意之辨有极大的关系。中国意象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言—象—意”一体“象”为中介从而导致“意”与“象”的可分析性,如“意在象前”、“象生于意”、“意余于象”、“意、象具足”等等,今有学者研究中国意象理论,说这样的意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象,只有等到出现相应于西方“image”概念时,才算是真正的意象理论。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铁板一块“image”怎么能和分合自如的中国意象相比?)

 

魏晋言意之辨假如仅仅是铸成意象理论,那么和本文要论述的意境理论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言—象—意”的框架中,反复辨说的那个“忘”字:“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语意象都只是手段和工具,世上真正精妙的东西,当存于言外、象外和意外——这就形成了一种“象外”理论。

 

中国的“象”,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那种描摹细节真实的形象,而是与“道”相关的难以言说的一种状态,老子《道德经》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魏晋玄学家充分阐述了这样的“象”,并采用步步相忘的手段层层剥去附着在言象之上的形而下内容,使得玄妙难言的象外理论具有了可操作性。

 

    此种结局,最符合中国人意象式把握世界之心态,故一时执此论者甚众。如:“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何劭《荀粲传》言)“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孙绰《游天台山赋》)“旨微言于言象之外者,可心求于书策之内”。(宗炳《画山水叙》)“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古画品录》)“启瑞迹于天中,烁灵义于象外”。(萧衍《舍道事佛疏文》)……

 

意象是意境的母体,象外是意境的灵魂,现在万事具备,只等待“意境”一词的诞生了。汉魏之间,佛教大规模来华,提供了这一契机。

 

    “境”、“境界”在汉语中本是一种空间范畴,佛教西来,在传教过程中对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采取了“格义”的办法,亦即采用中华固有言语来表达佛教中大致相当的概念,于是顺理成章地便用“境”、“境界”来转达佛教对世界空间的把握。此等意义上之“境”、“境界”尚未与“意境”发生联系,所以后人言语中的许多此类词汇其实并非意境理论,如王国维之“人生三境界”,其实也可说成是“三阶级”的。今人每以“境界”说“意境”,实在是使用概念不够严格。

 

从“境界”到“意境”,另有一层逻辑关系。佛家把握世界,又有等分,即把色、声、香、味、触、法叫作“六境”,把眼、耳、鼻、舌、身、意叫做“六根”,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叫做“六识”,统称“十八界”。“意境”一词由此铸成。因此,佛家之“意境”,是意识所及之境的意思。这是一种极为奇妙的境界,其包罗整个世界,又在世界之外,所谓“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见三千”。(《摩诃止观》卷五上)这种境界使人联想到既在象内又在象外的“言象意”理论,于是“意境”一词渐褪却佛学色彩而为我用。

 

这种“出口转内销”的现象,在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并不罕见。

 

三、文学和艺术的意境理论

 

虽然言意之辨在本质上是一种哲学思辨,然而思辨的每一个结果都使中国人的思维更加倾向于诗性。文字与绘画的结合,诗、歌、舞合一的方案,直至意象、象外、意境,都基本是沿着这一方向。因此言意之辨始于哲学而终于文学艺术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从哲学玄学佛学意境论到文学艺术意境论尚有一步之遥,关键便在“象内”与“象外”的结合。哲学玄学佛学可以得意忘言,得意忘象,文学艺术则不可。无言象即无文学艺术也(钱钟书语)。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不舍弃言象又不拘于言象,亦即于存忘之间寻求最佳之分寸,这还须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反复实践。

 

魏晋文学家艺术家们始终是言意之辨的热心参与者,玄学言意之辨同时,文学言意之辨、各类艺术言意之辨也都在展开(详见笔者《论四种“言意之辨”》,杭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创作上也出现不少能够体现意境理论的作品,如山水诗,山水画,当然也有不成功的试验,如玄言诗。正是这些成功或不成功的试验,为唐代意境理论的正式崛起奠定了基础。

 

唐代意境理论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下面将要强调的是,由先秦名实之辨、魏晋言意之辨中发展出来的意境理论,逻辑地具有以下规定:

 

1.意境理论的灵魂在于“象外”

 

意境是“象内”与“象外”结合的产物,而“象外”理论尤其是意境论的灵魂,缺失“象外”取向,只可能有意象论,有情景论,而绝不可能有意境理论。唐人云“境生于象外”,真乃千古不刊之论。明清以来,人们多以“情景交融”解说意境,尽失魏晋玄学之高蹈,故世人评曰:“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信矣。

 

2.意境具有深、静、小的特征

 

意境理论受佛教尤其是禅的影响很深,禅具有凝神深思的特点,是为禅定,因此影响到意境理论也具有深邃、静谧、精致的特点,也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谓“优美之境”。意境只能是优美的,而不可能是壮美的,《人间词话》在区分了优美之境壮美之境后,旋即以“气象”范畴重说壮美之例,可为不意之佐证。意境即使是大的,也是以小见大的那一种,所谓“一粒粟中见世界”;也是虚无飘渺的那一种,如星空之深邃静谧。所以古人最有意境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充满禅意的小诗。

 

3.意境理论是一种狭义理论

 

自先秦至魏晋,意境理论在层层辩驳的限定中发展而来,积淀了太多的内涵规定,因此它必然是一种狭义理论。庄子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唐人云“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刘禹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司空图)现当代研究意境理论颇有心得的宗白华先生亦说:中国文艺里意境高超的作品并不可多见。意境本是言不尽意的产物,假如言象也是意境,情景也是意境,那么本来就不需要再有什么意境理论。

 

4.意境理论是一种边缘理论

 

意境理论从“言—象—意”框架中脱颖而出,“象”,“意象”,“象外”种种范畴对于艺术都有普遍的意义,所以中国不但有文学意境理论,亦有各门艺术之意境理论。得意忘象,超以象外这一套玄妙的理论,在各门艺术的边缘交叉之中反而容易把握,例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凝固的音乐,流动的画面,等等,都为意境理论拓展了新的空间。此一门艺术为彼一门艺术提供象外空间,彼一门艺术亦为此一门艺术提供象外空间,此种现象,西方人叫做“通感”,钱钟书先生称之为“出位之思”。

 

5.意境理论是中国独有的理论

 

    我们不排除西方亦有有意境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作为理论范畴,意境论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不但由于西方固守着观察世界的逻各斯至上主义,更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这种名实之辨言意之辨的艰苦心路。曾有外籍学生问中国老师:“学中国文化要多少年?”答曰:“五千年。”便是说的这个意思。我曾著文不赞成王国维朱光潜以西方理论解说中国意境论,理由是在中西交融的时代,不应什么东西都拿来嫁接,那千年的古莲也许才保存着我们古老民族最宝贵的基因。(详见笔者《意境理论是中国专利》,《文化长河》1995年第5期)

 

 

    [ 参考文献 ]

 

    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7.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

    汤一介编选.汤用彤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2.

    徐中玉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意境·典型·比兴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

    古风.意境探微.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12.

 

2003年3月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HE Er-yuan 

( The Law School,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Hangzhou 310052,China)

 

    Abstract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can trace back to ancient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the whole process have gone through the pre-Qin days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name and reality, Wei and Jin Dynasy`s 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 All have made the theoretical frame to “speech, imagery, Spirit”.The imaginative theory and extra-image theory have been taken shape out of the frame, finally,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theory has been logically created. All sorts of features of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 have got stipulate by logical process.

 

    Key words  the mood of a literary work;differentiate and analyse between speech and meaning;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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