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人与北人
今年春天，杭城掀起了一场关于杭州人形象的大讨论，始发难者是一个署名“哈尔滨方华”的女子，不知怎么一来，她写信给杭报编辑说：
我是个北方女人。女人看男人，又是北方看南方，这种距离使我在短期内得到这样的印象：南方多“小男人”！个头小，气魄小，心眼儿小，酒量小，甚至笑起来声音也小。难怪这里老有人在“寻找男子汉”。
信在杭报刊出，立时掀起轩然大波，杭州的男人被激怒了，他们纷纷往报社写信打热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过，待我被邀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时，风头已转为宣泄之后的反省了，个中缘由与过程，在此不必细说。
这里要说的是，参与座谈者，纯属巧合，多具一种“两栖”身份：或生于杭州，常驻上海；或生于上海，现居杭州；或供职杭州，常跑京广；或如我似的曾支边黑龙江；连主持座谈的报社编辑，一打听，也是长于斯而生于彼。于是，自然而然地，讨论便取了地域比较的方式。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南北比较。
南方和北方，本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说杭城是南方还可以，说黑龙江是北方便不太妥，北方当指黄河流域，及燕赵一带。然而，随着交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加强，地理位置似乎越来越缩短了，今天把东北说成北方似也不足为怪了，那位哈市女子，不是就称自己“是个北方女人”吗？好吧，我就把东北称作北方。
南北之说，古已有之。《礼记》便说：南人省事宁人，不报无道；北人好勇斗狠，死而不厌。《世说新语》也提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唐朝魏征撰《隋书》论南北文学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最浩大的一场讨论发生在近代，当时最重要的学者大师都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如梁启超作《中国地理大势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女。刘师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评南北文学说：北方人的感情较少想象，南方人的相象又太散漫。这讨论持续到现代，仍然余音不绝，如黎锦熙说章回小说分南北两派，北派爱描写英雄侠义，南派爱描写才子佳人。鲁迅先生也说过：北方人和南方人各有优点和缺点，北方人的优点是厚道，南方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道过头就成了愚笨，机灵过头就成了狡猾……
自然，这“北方”说的不是东北，这“北人”也 不是说的东北人。不过，正因为“北方”已说了几千年，南北交融已完成，因而“东北”才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从文艺邻域看，“京派”“海派”终究已属现代文学史的现象，唯有那“西北风”“东北风”正方兴未艾地扫荡着当今歌坛、文坛、影坛。
“西北风”我说不清，“东北风”倒是略知一二。东北与中原与南方的交流，古今不绝，除了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外，近代与当代大的举动即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的大举南下，光复后中共两万干部奔赴东北解放区，1958年春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文革期间四十五万知青支边黑龙江。于是异地文化一次次碰撞，产生了《暴风骤雨》，产生了“垦区文艺”，产生了“知青文学”——它们都成为“北大荒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骨干部分。
有人一说地域文化，首先就想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其实这不过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真正的地域文化，必产生于交流。这正象讨论杭州人形象，完全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除了“愤怒”之外，很少讲得出更多的东西，倒是此土生彼土长或彼土生此土长的“杭州人”，最具有发言权。文艺史上也提供同样例证：一曲《松花江上》，要流亡异地唱起来才最有东北味儿，而一些在“本土”尚未见特色的作家，却在黑土地上大放异彩。所以，北大荒文艺的代表，必属于：流亡上海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来自晋察冀的干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转业垦边的山东汉子晁楣的版画，知青文学中张抗抗的小说，龙彼德的诗歌（这两位都是我的杭州老乡）。
那么反过来说，倡导地域文化、地方流派，也就绝不意味着排斥交流，更不会影响文艺走向现代化。关键是对于“地域”和“地方”的概念，我们要跳出“本乡本土”的圈子。
最后，顺便回到本文的起点，借以表示我对哈市足够的敬意——这是一个富于文化氛围和艺术情调的城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她的市民，那位自称“北方女人”的女子，能够出言不凡，一下子便抓住了人的美学特征。相形之下，嗣后杭州报纸上展开的争论，多取法制的、道德的和经济的标准，显得文不对题了。
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没有自己的风格呢！
说“哨”
前一时期，“侃”成了文坛上走俏的语体，侃爷王朔也一时间大红大紫。什么叫“侃”呢？查阅《辞海》，“刚直”、“和乐”二义皆不似，所近者唯“调侃”一词，曰“用言语相戏弄；嘲弄”。如此说来，“侃”便不是王朔的专利了，我在黑龙江下乡时早就见过。
那是一个压制文学的时代，纸上的文学遭到禁止，口头的创作却分外活跃，成为田间地头的宠儿。印象最深的是铲地季节。无须强迫，无须动员，无须“抓革命，促生产”，出工率猛增到一年之最。增加的部分即所谓“三线妇女”，那些平时娇滴滴紧闭闺房的小媳妇们，舒坦坦坐享其成的大媳妇们，甚至回娘家的姑娘，串门子的女客，都大大方方地汇入生产第一线，而且象老爷们似的拿整条垄，摽膀子干。
叫老爷们逊色的还是她们的服饰，干净，新鲜，艳丽，明快。这颜色，走在都市街头，兴许俗了些，处在乡间绿野，却衬得恰到好处。嘿，这那里是出工，简直是选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难怪她们谁也 不甘居“三线”。
最妙的还不是视觉的享受，而是口耳相戏的田垄创作。每每在地头排好垄，一字儿开进时，这创作便开始了。相互间“用言语相戏弄”，一人发难，众人围击，你来我往，高潮迭起。妙语连珠，欣赏的是伶牙利齿；快速反击，讲究的是不叫落地。参与者自然不限于“三线妇女”（其间也不乏《暴风骤雨》中“老孙头”一类人物，特别风趣），到末了占便宜的却多是她们。
不过这不叫“侃”，在东北方言里，似乎叫“哨”（音shào,查无字，姑以“哨”形之）。据说它有相当的传统，当年长工们给东家扛活，往往籍此消遣，长工们也就出了不少“哨”的高手，听说有的地方还象设擂比武那样，定期举行“哨赛”呢。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年头，唱样板戏，学小靳庄都没能流行起来，唯有这“哨赛”异常红火，成了一年一度铲地季节最重要的节目。至于它的具体内容，本想在此列举一番，不料一点也未想起，或许这本不是流传于世的创作，早已被一次性消费掉了。正如吴伯萧所说的，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感触，都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至于具体的语言，似乎倒不再重要。这就是得意忘言——文学创作的极境——罢。如此说来，这是文学了？是的，读王朔小说，听一帮侃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胡侃，我愈觉得“哨”是一种文学了。今天若有好采风者，带上小本子或录音机去，包你天天能整理出一大篇小说——可惜，土地承包到户，怕不易再现这番景象了。
说“哨”是文学创作，觉非仅仅攀比了王朔，它自有文学和美学上的理论可考。
先说文学的起源。一是劳动说，文学起源于劳动。拿“哨”的创作来看，这是何等的明白。不过这劳动不可太重，在东北农村，就数铲地的活最轻快最干净了，虽说劳动时间极长，常常是两头不见日头，但籍了这“哨”的创作，也就不那么难捱，如若换了其他活，比如割地，那真的“脸朝黑土背朝天”，唯有吭唷吭唷“的份儿了。
二是游戏说。“有言语相戏弄”，自然是一种游戏了，而且是和语言艺术最相近的一种游戏。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说”、“游戏说”在这里本为一体，几千年来，中外学者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里竟不成为一个问题。
不过还须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集体劳动，当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的劳动太分散，资本主义的劳动太沉重。东北农村是个例外，过于广阔的土地，适于集体耕作，所以，无论是解放前的扛长工，还是解放后的大帮哄，都造成了产生口头文学的条件。
又有一条距离说。审美活动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太远了，隔山隔水，只能唱山歌；再远些，连山歌都不能交流，只好书信来往，成了书面语言的创作。东北农村铲地的活，是一个最合适的距离：垄距60厘米，一字儿排开，其后虽会有些参差，但决不会落得太远，俗话说“落草不落人”，更少有独个拱到大前边的，除非他不愿享受“哨”的乐趣。审美活动也不能太近，比如那年头会多，晚上集中到马号，在一个生烟子呛人的小屋里，黑压压的一片，这时除了这个角落那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以及突然爆发的“缺德”、“臭美”的笑骂声外，称得上创作的语言是没有了。
还可举出几条，比如得意忘言，比如兴观群怨，比如消费说，等等，在此不再赘叙，有好事者尽可自己去总结。至于本文未列举出“哨”的实例，确有些空对空的感觉，那也不要紧，诸位尽可去看赵本山的小品。
《文艺评论》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