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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二题(何二元)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5740 次】

南人与北人

    今年春天,杭城掀起了一场关于杭州人形象的大讨论,始发难者是一个署名“哈尔滨方华”的女子,不知怎么一来,她写信给杭报编辑说:

    我是个北方女人。女人看男人,又是北方看南方,这种距离使我在短期内得到这样的印象:南方多“小男人”!个头小,气魄小,心眼儿小,酒量小,甚至笑起来声音也小。难怪这里老有人在“寻找男子汉”。

    信在杭报刊出,立时掀起轩然大波,杭州的男人被激怒了,他们纷纷往报社写信打热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过,待我被邀去参加一个座谈会时,风头已转为宣泄之后的反省了,个中缘由与过程,在此不必细说。
这里要说的是,参与座谈者,纯属巧合,多具一种“两栖”身份:或生于杭州,常驻上海;或生于上海,现居杭州;或供职杭州,常跑京广;或如我似的曾支边黑龙江;连主持座谈的报社编辑,一打听,也是长于斯而生于彼。于是,自然而然地,讨论便取了地域比较的方式。其中,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南北比较。

    南方和北方,本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说杭城是南方还可以,说黑龙江是北方便不太妥,北方当指黄河流域,及燕赵一带。然而,随着交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加强,地理位置似乎越来越缩短了,今天把东北说成北方似也不足为怪了,那位哈市女子,不是就称自己“是个北方女人”吗?好吧,我就把东北称作北方。

    南北之说,古已有之。《礼记》便说:南人省事宁人,不报无道;北人好勇斗狠,死而不厌。《世说新语》也提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唐朝魏征撰《隋书》论南北文学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最浩大的一场讨论发生在近代,当时最重要的学者大师都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如梁启超作《中国地理大势论》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女。刘师培作《南北文学不同论》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评南北文学说:北方人的感情较少想象,南方人的相象又太散漫。这讨论持续到现代,仍然余音不绝,如黎锦熙说章回小说分南北两派,北派爱描写英雄侠义,南派爱描写才子佳人。鲁迅先生也说过:北方人和南方人各有优点和缺点,北方人的优点是厚道,南方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道过头就成了愚笨,机灵过头就成了狡猾……

    自然,这“北方”说的不是东北,这“北人”也 不是说的东北人。不过,正因为“北方”已说了几千年,南北交融已完成,因而“东北”才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话题。从文艺邻域看,“京派”“海派”终究已属现代文学史的现象,唯有那“西北风”“东北风”正方兴未艾地扫荡着当今歌坛、文坛、影坛。

    “西北风”我说不清,“东北风”倒是略知一二。东北与中原与南方的交流,古今不绝,除了历史上著名的“闯关东”外,近代与当代大的举动即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的大举南下,光复后中共两万干部奔赴东北解放区,1958年春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文革期间四十五万知青支边黑龙江。于是异地文化一次次碰撞,产生了《暴风骤雨》,产生了“垦区文艺”,产生了“知青文学”——它们都成为“北大荒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骨干部分。

    有人一说地域文化,首先就想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其实这不过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真正的地域文化,必产生于交流。这正象讨论杭州人形象,完全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除了“愤怒”之外,很少讲得出更多的东西,倒是此土生彼土长或彼土生此土长的“杭州人”,最具有发言权。文艺史上也提供同样例证:一曲《松花江上》,要流亡异地唱起来才最有东北味儿,而一些在“本土”尚未见特色的作家,却在黑土地上大放异彩。所以,北大荒文艺的代表,必属于:流亡上海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来自晋察冀的干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转业垦边的山东汉子晁楣的版画,知青文学中张抗抗的小说,龙彼德的诗歌(这两位都是我的杭州老乡)。

    那么反过来说,倡导地域文化、地方流派,也就绝不意味着排斥交流,更不会影响文艺走向现代化。关键是对于“地域”和“地方”的概念,我们要跳出“本乡本土”的圈子。

    最后,顺便回到本文的起点,借以表示我对哈市足够的敬意——这是一个富于文化氛围和艺术情调的城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难怪她的市民,那位自称“北方女人”的女子,能够出言不凡,一下子便抓住了人的美学特征。相形之下,嗣后杭州报纸上展开的争论,多取法制的、道德的和经济的标准,显得文不对题了。
这样的城市,怎么会没有自己的风格呢!

说“哨”

    前一时期,“侃”成了文坛上走俏的语体,侃爷王朔也一时间大红大紫。什么叫“侃”呢?查阅《辞海》,“刚直”、“和乐”二义皆不似,所近者唯“调侃”一词,曰“用言语相戏弄;嘲弄”。如此说来,“侃”便不是王朔的专利了,我在黑龙江下乡时早就见过。

    那是一个压制文学的时代,纸上的文学遭到禁止,口头的创作却分外活跃,成为田间地头的宠儿。印象最深的是铲地季节。无须强迫,无须动员,无须“抓革命,促生产”,出工率猛增到一年之最。增加的部分即所谓“三线妇女”,那些平时娇滴滴紧闭闺房的小媳妇们,舒坦坦坐享其成的大媳妇们,甚至回娘家的姑娘,串门子的女客,都大大方方地汇入生产第一线,而且象老爷们似的拿整条垄,摽膀子干。

    叫老爷们逊色的还是她们的服饰,干净,新鲜,艳丽,明快。这颜色,走在都市街头,兴许俗了些,处在乡间绿野,却衬得恰到好处。嘿,这那里是出工,简直是选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难怪她们谁也 不甘居“三线”。

    最妙的还不是视觉的享受,而是口耳相戏的田垄创作。每每在地头排好垄,一字儿开进时,这创作便开始了。相互间“用言语相戏弄”,一人发难,众人围击,你来我往,高潮迭起。妙语连珠,欣赏的是伶牙利齿;快速反击,讲究的是不叫落地。参与者自然不限于“三线妇女”(其间也不乏《暴风骤雨》中“老孙头”一类人物,特别风趣),到末了占便宜的却多是她们。

    不过这不叫“侃”,在东北方言里,似乎叫“哨”(音shào,查无字,姑以“哨”形之)。据说它有相当的传统,当年长工们给东家扛活,往往籍此消遣,长工们也就出了不少“哨”的高手,听说有的地方还象设擂比武那样,定期举行“哨赛”呢。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年头,唱样板戏,学小靳庄都没能流行起来,唯有这“哨赛”异常红火,成了一年一度铲地季节最重要的节目。至于它的具体内容,本想在此列举一番,不料一点也未想起,或许这本不是流传于世的创作,早已被一次性消费掉了。正如吴伯萧所说的,环境,天气,人物,色彩,甚至感触,都烙印在记忆的深处,象在记忆里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至于具体的语言,似乎倒不再重要。这就是得意忘言——文学创作的极境——罢。如此说来,这是文学了?是的,读王朔小说,听一帮侃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胡侃,我愈觉得“哨”是一种文学了。今天若有好采风者,带上小本子或录音机去,包你天天能整理出一大篇小说——可惜,土地承包到户,怕不易再现这番景象了。

    说“哨”是文学创作,觉非仅仅攀比了王朔,它自有文学和美学上的理论可考。

    先说文学的起源。一是劳动说,文学起源于劳动。拿“哨”的创作来看,这是何等的明白。不过这劳动不可太重,在东北农村,就数铲地的活最轻快最干净了,虽说劳动时间极长,常常是两头不见日头,但籍了这“哨”的创作,也就不那么难捱,如若换了其他活,比如割地,那真的“脸朝黑土背朝天”,唯有吭唷吭唷“的份儿了。

    二是游戏说。“有言语相戏弄”,自然是一种游戏了,而且是和语言艺术最相近的一种游戏。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说”、“游戏说”在这里本为一体,几千年来,中外学者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这里竟不成为一个问题。

    不过还须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集体劳动,当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的劳动太分散,资本主义的劳动太沉重。东北农村是个例外,过于广阔的土地,适于集体耕作,所以,无论是解放前的扛长工,还是解放后的大帮哄,都造成了产生口头文学的条件。

    又有一条距离说。审美活动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太远了,隔山隔水,只能唱山歌;再远些,连山歌都不能交流,只好书信来往,成了书面语言的创作。东北农村铲地的活,是一个最合适的距离:垄距60厘米,一字儿排开,其后虽会有些参差,但决不会落得太远,俗话说“落草不落人”,更少有独个拱到大前边的,除非他不愿享受“哨”的乐趣。审美活动也不能太近,比如那年头会多,晚上集中到马号,在一个生烟子呛人的小屋里,黑压压的一片,这时除了这个角落那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以及突然爆发的“缺德”、“臭美”的笑骂声外,称得上创作的语言是没有了。

    还可举出几条,比如得意忘言,比如兴观群怨,比如消费说,等等,在此不再赘叙,有好事者尽可自己去总结。至于本文未列举出“哨”的实例,确有些空对空的感觉,那也不要紧,诸位尽可去看赵本山的小品。

                                                                   《文艺评论》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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